《文学阅读指南》是一本由[优德v88下载,英]
特里·伊格尔顿著作,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C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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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的阅读》是一本由洪子诚著作,北京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38.00元,页数:286,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政治与文学》是一本由[英]
乔治·奥威尔著作,译林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8.00元,页数:500,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文学阅读指南》读后感(一):文学理论的蒙学

《文学的阅读》读后感(一):关于阅读的阅读

《政治与文学》读后感(一):作为评论家的奥威尔

所读版本如下: 书名:《文学阅读指南/How to Read Literature》
出版社:河南大学出版社 译者:范浩 出版时间:2015年5月第1版
刚把这本书拿到手的时候,和往常一样还是忍不住翻了翻,我一口气把第一章读了一遍,后来放假回家竟然断断续续将第一章看了三遍有余,铅笔所做的涂鸦也不在少数。一句话,我真心喜欢这本书,原因不只是伊格尔顿在文中倚老卖老说出的刻薄、俳谐的玩笑话,更大的裨益在于:对我这个刚跨入中文系的人,对于语言的敏感得到了充分重视,正如范浩译后记中所说的那样“带领初学者游回原点,领略文学之为文学的特质”。
暂且像中学抄名言警句一样将几段颇能动人的文字誊录如下:
1.分析是可以快乐的,并由此帮助摧毁一个神话——分析是享受的敌人。
2.矜持的英国中产阶级男人不会像轻薄的巴黎唯美主义者那样炫耀才艺,正如他不会向人夸耀自己的账户余额或是性能力。
3.他们认为,东方的娈童资源要比利兹和长岛的丰富。
4.这些人并不是神经错乱,只是哲学家。
5.读者不要总是驯顺地屈从于自己所认为的作者。
6.真实人生中找不到——就连印第安纳州的盖瑞市也不例外。这要是去申请儿童福利,倒是便当。
7.中国的长城和心痛的概念是相同的,两者不能给香蕉剥皮。
8.《荒原》居然不用读就能懂,这对广大文学专业的学生来说可真是福音。
9.有一位学者曾声色俱厉地写到: …… ……
这段文字是我四十年前为新威塞克斯版《无名的裘德》作序时写下的……
10.当我们用“现实主义”这个词来描述某个作品的时候,并不是指它绝对比非现实主义的作品接近现实,而是指它符合某一个时期、某一个地方的人对于现实的理解。
11.做文学批评一定要能自圆其说。
12.说我对这首诗的解释没有说服力,是指它不符合人们对事物的习惯性看法。
13.再说,虽然这种解释现在站不住脚,将来可不敢说。搞不好它会成为一条极为灵验的预言。假如真是这样——我对此有相当的自信,那么,将来孩子们在学校操场上唱起这歌歌谣的时候,都会想起粗鲁的叙述者和狡猾的绵羊。这样一来,我的历史地位就稳固了。
14.它牺牲了优雅、简洁和韵律,成就只不是***的一件接一件的流水账。
15.世上平庸的诗人比比皆是,但要取得麦格纳格尔这般骄人的成就,着实需要那么一点点惊天地泣鬼神的功力。糟到过目难忘的地步——蒙恩跻身此列的只有极少数人。难得的是他始终如一,一直坚守最不堪的标准,从来不曾游移。真的,他完全可以骄傲地宣称,他写下的诗没有一句不出众,也没有一句不出彩。
抄到这里,老师你可能怀疑我有偷懒的嫌疑。无妨,我就再吐槽个两句,浪费浪费您的时间。

阅读是件幸福而自由的事,不过当积累了一定的阅读量,往往就开始对阅读的内容有所要求,比如:读哪个译本更好,要不要重读,需不需要找出这个作家过去的作品,亦或是该不该跳出熟悉的阅读领域去开拓新的兴趣范畴,等等。
《文学的阅读》是北大中文系教授,中国当代文学、中国新诗教学研究专家洪子诚先生关于自己阅读一些作家作品的感受,绝大部分文章曾经收录在其作品《我的阅读史》中。说到底,阅读尽管是极其私人化的事,但也很需要适当地与人交流、探讨,学习和借鉴他人的经验,才能有所进步,有所提高。
作为一名有经验的阅读者,阅读洪子诚先生的这本书,最大的感受就是,若非有大量而长期的阅读经验,是总结不出这样的内容的。读作品时,阅读者所处的环境,阅读动机、心情和方法讨论,以及读者和阅读对象应该建立怎样的关系,等等,《文学的阅读》中都有谈及。
洪先生引用纪德在《地粮》中的诗歌,来告诉我们,书本就是要“能教你对自己比对它感兴趣——而对自己以外的一切又比对你自己更感兴趣”。简言之就是:读书固然十分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要走出书本,走向更广阔的生活,培养出观看世界的热情和方法。而这,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需要长久地努力的。
至于内容本身,个人比较感兴趣的部分是《阅读和阅读史》,有关文学作品的阅读和阅读史的总结方法,以及读北岛早期诗歌的《一首诗可以从什么地方读起》和谈论辛波斯卡的内容。至于对牛汉、商禽、张枣、许世旭等诗人和新诗的阅读记录,可能更适合诗歌爱好者参考。
比较意外的是,洪先生的文章中有不少涉及历史和政治的解读,对于非专业人士来说读起来不免感到有些“深奥”,反而是“专业跟非专业书籍,有时候不要分得那么清楚”的建议更深得人心。相较于一本正经的技法、流派、思潮分析,普通读者或许还是对“孙悟空的妥瑞症”和“杜丽娘的躁郁症”更感兴趣吧。
说到底,在日益浮躁的社会中坚持阅读,是为了帮助我们了解自己,了解他人,了解世界。阅读可以让我们放慢人生的脚步,获得各种不同的生命体验,进而找到一种平静的心情。而关于阅读的阅读,正是经由他人表达的经验去温习自己的体验,在思维的碰撞与借鉴中,不知不觉提升了人生的境界。

作为小说家的乔治•奥威尔,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熟悉的名字,他的两部政治寓言《动物庄园》和《1984》,因洞悉了人类极权政治的秘密而为世人称道,以至于奥威尔都被公认为知识分子批判极权制度的代言人。

以上,题外话。

《文学的阅读》读后感(二):一个人的阅读史,可能是他的生命史

中国读者对奥威尔的兴趣由来已久,他的小说作品在国外已出版了六十多年,但在中国读者的眼里,它似乎历久而弥新,常读常新。尽管作为文学作品,这两部书都谈不上有多么强大的生命力,也谈不上有多么独特的文学性。只因为奥威尔对极权的深刻认识,尤其戳破极权政治面纱的寓言方式,才成就了此两本书的国际名誉。奥威尔还由此强调自由是人类最后的希望,任何对自由的侵犯,哪怕打着善意的幌子,比如苏联的大清洗,都非常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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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的阅读》中的大部分文章选自洪子诚老师之前的那本《我的阅读史》,其中收录的文章大多数是洪子诚老师不同时间读同一本之后所做的文章,比如“读巴金”“读《日瓦戈医生》”“读北岛的诗”“读《鼠疫》”。

相对于小说家身份的全球性知名度,作为随笔家的奥威尔,名望要小得多。事实上,除了小说,奥威尔的散文和文学评论写得很棒,行文极有特点,见识也是卓然一绝。

下文,正经话。
这学期和外国文学史一同教授的科目中有一门叫做文学概论的课,×××老师这门课,可以说很不错,起码称得上“博览群书”。教学PPT上推荐的书目也浩繁如海,举上几例:韦勒克和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希利丝·米勒的《文学死了吗》和艾布拉姆斯的《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等,无一不是让人仰之弥高的巨著,但是对我这种初入门槛,甚至连门槛都没见到的“竖子”来说实在是难堪此任。万幸的是,我遇到了伊格尔顿。
柏拉图在对话录之一《裴多》中说到:“在对研究自然感到精疲力尽以后,我想一定要提防一种危险,就好像人们在观察和研究日蚀,如果不是通过水或者其他同类的媒介物观察太阳反射出的影子,而是直视太阳,那么肉眼真的会受到伤害。我感到类似情况也在我身上发生了。我担心,由于用肉眼观察对象,试图借助于每一种感官去理解它们,我也有可能使自己的灵魂完全变瞎。所以我决定,一定要求助于某些理论,在探讨事物真理时使用它们。”
文学理论固然重要,可以避免肉眼灼痛的伤害,可是文学理论毕竟只是一个传播日光的媒介物,对于初学者来说,脑袋里充斥着各式各样的文学理论不见得是件好事。我们都知道声音是靠着空气作为介质来传播的,假如两个人之间的媒介物变成了极厚的钢筋水泥墙面,两个人怕是再怎么大声喊叫也听不见对方在言语些什么了。这时就需要暂时地抛开媒介物,靠着自己对语言的敏感和文本细读的方式去亲身体会文学作品的奥妙,哪怕灼伤了双眼也是值得的,何况这种双眼的剧痛更能让我们体会到文学理论作为媒介的重要性,所谓吃一堑,长一智。
全书的精华我个人武断地认为可以用第四章“解读”中的一句话来概括——“做文学批评一定要能自圆其说”。第一章名为“开头”,实际上完全可以用“名句”来代替,总之前三章“开头”“人物”“叙事”都是第四章“解读”的内容,第四章“解读”就像一把多功能刀具,可以把撬开第一章的啤酒盖,可以旋开第二章的螺丝,还能利落地切开第三章的水果。而第四章则是判断这啤酒是不是爽口、螺丝是松还是紧以及水果好不好吃,要是都劣质的话也就没有使用“解读”的必要了。这是自己对于全书的小结。
再提“做文学批评一定要自圆其说”。这一段作者是从《黑绵羊巴巴叫》说起的,作者的解读乍看之下,貌似是具有合理性的,事实上也是有可能的,但是只存在脑袋里,在实际上也符合逻辑,但是并没有说服力,不合理,即“不符合人们对事物的习惯性的看法”。前文中对于《无名的裘德》《大卫·科波菲尔》《麦克白》《1984》《失乐园》等的解读也是靠着这种方法,但是可能由于文化环境的问题,伊格尔顿想阐述明白的问题我们并不能领会。比如,乔治·奥威尔的《1984》开头说“钟敲了十三下”,作者解读为“暗示出这一场景是设置在某个陌生的文明,或是未来”,但是在中国看来,“十三点”是存在的,即午后一点,怎么会是暗示这是虚构的场景呢?
还有艾米·洛威尔的《风向标南》,无论如何,我实在读不出什么美感,可能是我英语六级还没过的原因吧。
最后一点:这本书说实话可能更多的是“授之以渔”而不是“授之以鱼”,它的价值在于被使用。以本为本并不见得有什么厉害之处,但是真正用起来却是好处不少。下文即以弗兰兹·卡夫卡的小说《失踪的人》中的第一篇《司炉》的开头为例,试着加以解读,这才能衡量读者到底是否从《文化阅读指南》中闻到了肉香而又啃到了瘦肉。
开头是这样的: “十七岁的卡尔·罗斯曼被他那可怜的父母发
落去美国,因为一个女佣勾引了他,和他生了一个孩子。”
这一句疑点和怪异之处颇多:
卡尔·罗斯曼被“发落”,可怜的应该是这个小伙子,作者又为什么把形容词“可怜”用在他的父母身上?
“因为”在这里强调逻辑关系,又用上贬义词的“勾引”,这说明是女佣的错误导致卡尔来到美国,可是既然是女佣的错,为什么要他的父母要降罪于卡尔,把他“发落”至此?
即便读完这篇小说,这些问题的答案也无从索求,倒不如说作者本来就没有给读者答案,因为这是事实,是充满悖论的不合理的小说现实。
被动句强调了卡尔的地位,读完也会发现,他就是小说的主人公。
荒诞、悖谬在这篇小说里面如幽魂般游荡。
卡尔和女佣所生的孩子,名为“雅各布”,而他的舅舅的教名也叫“雅各布”。从作者卡夫卡信仰犹太教这一点我们不难想到“雅各布”是基督教中第一位殉道的使徒,而且从小说原文中也可以暗示这一点:卡尔莱判断船上的议员究竟是不是他的舅舅时曾说“但雅各布是他的教名”。这样卡尔的舅舅因为名为雅各布而成了善意的代表,可在小说中却帮助轮机长舒巴尔,无疑站到了在卡尔看来招摇撞骗、诡诈的舒巴尔这一边,卡尔舅舅名字与行动上的对立让读者对他的身份产生了怀疑。这样,我们也无法判断卡尔舅舅的对错了,也无法推断舒巴尔在事实上是不是在伪装。
司炉在卡尔看来是工作勤恳的,但是这只是卡尔的偏听偏信,从小说中找不到任何证据可以证明司炉的确工作勤奋,找得到只是司炉连篇累牍的说话,所以我们无法判断司炉工作勤奋与否——叙事有时会作弊。
既然对立的双方都无法判断,不妨来假设一番。
假如司炉说的话属实,那么司炉是勤奋的,舒巴尔就是在伪装,站在舒巴尔一边的卡尔舅舅的名字雅各布就名不副实了,那么卡尔舅舅是个悖论。
假如司炉撒谎了,那么舒巴尔在事实上并没有处处为难司炉,他是个负责人的轮机长。站在舒巴尔这一边的卡尔舅舅就名副其实了。但是卡尔一直在帮这个撒谎的司炉说话,主人公竟然犯了错。他和司炉只是萍水相逢却竭力相助,可见其天真、善良,最后却成了坏人的帮凶,又一悖论。
无论如何,总有一方存在悖论,或者说读者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双方都是无法证明的悖论,双重荒诞在这里产生了。

这是一场很奇妙的阅读体验,读过似不敢给洪老师的阅读随笔扣上“书评”的帽子,有时候,读者读一本书写的是读后感,有些时候,写的是书评,但是有些时候,是历史。

《政治与文学》一书,就是他评论方面的代表作,选自奥威尔的《随笔集》,那原是一个大部头,有五十多篇文章,译者选译了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三十二篇作品,编辑成书,倒也错落有致。全书三十多万字,四百五十多页,相当厚实,基本展现了奥威尔的文学观念,尤其是对文学与政治间对抗性关系的见识。这些作品是奥威尔写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有生活随笔、文学评论和趣味专栏等一系列作品,体现了一个独立知识分子的伟大道德力量,堪称英国现代文学的重要成就之一。

《文学阅读指南》读后感(二):枕边之书,享受之书,学习之书

所以,洪老师才会说:一个人的阅读史,可能是他的生命史。

与正襟危坐的传统评论家不同,奥威尔决绝使用四平八稳、拒人千里的论文腔调,而是施展一种看似野路子的功夫,采用平实、明朗、简洁的写法,有什么就说什么,不卖关子,不装深刻,更不打太极拳绕圈子,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形式很自由,叙述很放松,没有半点对读者说教的意思。就像奥威尔自己说的,他最想做的事情,是使得政治性写作也成为一门艺术,除了要去戳破政治谎言外,还能在写作过程中享受到审美体验。审美体验,说白了就是,作者畅快,读者愉快,并且彼此在思想层面皆有所收获。如果得不到审美的体验,奥威尔是不会动手去写的,他就是这么一个人。

想不到这么好玩的一本书,阅读中不时让我会心一笑甚至开怀大笑的,居然是一本关于文学理论的书,英国特里•伊格尔顿的《文学阅读指南》。

当文字已然上升到历史的维度,它会让我们肃然起敬,会让我们不得不用庄重的眼神去注视这些文字,它有关于书,有关于个人的思想,同时,它还关乎时间,甚至,它打满了时代的烙印。

对写作的审美要求,让奥威尔在写什么、怎么写上有着独特要求,比如在文学批评领域,他就更愿意关注大众读者感兴趣的作品和作者,而不是纠结于知识分子圈内的互相表扬,于是他写了狄更斯和马克•吐温的评论,当时他们都还是大众喜欢的作家,离文学精英还有段距离。看得出来他对狄更斯相当熟稔,哪里好,哪里不好,甚至将他与托尔斯泰进行比较,都如数家珍。奥威尔还提倡了一种阅读和批评方式——好的坏书,指向那些没有严肃的文学派头,但在没有严肃作品可读的情况尚能阅读的作品,不关乎现实,甚至逃避现实,比如侦探、幽默等等纯粹迎合人们阅读消遣的作品。但奥威尔的态度复杂,不想一棍子打倒,但兴趣显然有不大,誉之为好的坏书,倒也妥当。

在论说“开头”的一章中,他以《圣经•创世纪》为例:“起初,神创造天地。”——这个庄严雄浑的开头,简洁而富有权威。伊格尔顿说,“起初”这个词指的自然是世界的初始。不过从语法角度说,也可以理解为上帝的初始。也就是说,创造世界是上帝做的第一件事。这是神圣日程表上的第一项,之后才轮到其他事物,譬如为英国人安排糟糕透顶的气候,还有,出于灾难性的疏忽,误使迈克尔•杰克逊混入人间。

在洪老师的阅读史里,时代的烙印是你不可能忽视的。比如他写读巴金先生,在革命之前,他是用什么心情读的;革命的时候,阅读变成了“命题作文”;些许年过去,巴金老人都作古之后,再读巴金,从文学性和思想性,洪老师又给出了怎么样不同的评价。在不同的时间里,你读的是巴金的书,但是又不是读的巴金的书,就像风天雨天读同一本书,风天会吹翻书页,雨天会打湿纸张,不同的环境是同一本书,但是不同的收获和心情。而你是“你”,又不是“你”,就像一把斧头,经年累月、风吹雨淋,斧头斧柄都换过,你还是不是你?你又怎么可能不是你?你又怎么能还是那个你?

奥威尔写了不少严肃的政治文学随笔,探讨文学与语言、政治与文学、极权统治与文学的联系等等话题。就像本书序言说的那样,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奥威尔每周都在抨击殖民主义、资本主义、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他这么执著于此的目的,当然不是哗众取宠、沽名钓誉,而是期望通过他的文字,唤醒读者此方面的意识,一边将读者武装起来,让他们有能力说出真相、感受真相。此种写作理想,接近于我们常说的政治启蒙。书中有《文学的阻碍》、《我为什么写作》等几篇文章对此论述极为深刻。

他老人家对杰克逊到底有多烦!

当这种奇妙的感觉涌来的时候,你会明白,阅读之于每一个人,都是一件小事,但是对于不同的人来说,它又是如此的不同。就像写作,有人只是用文字记录,有人用文字发表感慨,但是对于有些人而言,文字亦是历史。我们读一本书,一时一刻的感触与此时此刻的评论,在时间中,顿时显得渺小而浅薄。像洪老师这样经历了岁月的风雨,特别是走过一些特殊年代的人,或许这句“生命史”是带着生命的刻度说出来的吧。

在《我为什么写作》一文中,奥威尔提到,“不了解一个人的早期生活经历,就很难评价他的写作动机”,这话的启示在于,一个时代的社会环境会决定一个写作的动机,而动机又决定一个写作者的层次和水准,甚至社会和文学价值。《文学的阻碍》一文,是奥威尔谈论文学与极权关系极为深入的一篇文章。他认为极权制度与其说会造就一个信仰的时代,不如说会造就一个精神分裂的时代,极权的社会不可能有宽容和思想稳定,它既不会容许作家忠实地记载事实,也不会容许作者如实反映感情,而这两者都是文学创作必须的元素,所以文学和作家们天然的敌人和阻碍,根本上就是极权政治。极权消灭的是思想自由,没有自由,文学也就消失了。

这类普通的常识很值得了解一下——“起初”和“从前”是世代相传的开场白,前者是创世神话的开头,后者是童话的开头。

我小时候读《红与黑》,觉得名著也不过如此,不但读不懂还很磨叽晦涩难懂。二十几岁,在异乡求学,偶然的机会在图书馆借了一本《红与黑》,竟然读得一发不可收拾,那时才真正地站在我生命的某些岔路口,读懂了于连。所以,在读洪老师的这本“阅读史”时,心有戚戚焉。阅读是读者的事情,也是作者的事情,就像写作是作者的事情,其实也是读者的事情。这里面微妙的交流,和一层层叠加的生命感触,只有读和写的人知道,这大概就是阅读的奥秘。

同时,他也提到了,有不少的作家为了保全自己,也为了从统治利益中分得一点好处,而加入极权统治的阵营。这些60年前的言论,虽历经岁月的打磨,并未失掉思想的光芒,对写作者的独立姿态依旧有着警示作用。如果说当年的作家主要焦虑于与政治保持怎样的距离,那今天的作家们还得面对另一个敌人——商业化,二者在今天有着相类似的内在逻辑。

“从前”这个词摆出的文字手势把一个故事从现在推到了某个飘渺的传说中的国度,以至于它仿佛不再属于人类历史。

所以,喜欢阅读的人终生喜爱阅读,阅读渐渐变成了如同吃饭睡觉一样的寻常事。只是我们这些大多数的阅读爱好者,还未能将“阅读”提升到“生命”的高度,而读此书,我突然想到,其实,隔一段时间再重新读经典,一读再读,写下来倒是能更清晰地关照自己的生命历程。

沉重的主题并不能掩盖奥威尔的幽默——只要他乐意小试身手。书中有一部分关于奥威尔个人生活的内容就较为轻松,比如,奥威尔就毫不隐晦,他在旧书店干过店员工作,见识了不少喜欢订书却很少购买的怪咖。他也不忘用数学公式算一下买书和买烟的比例关系,甚至对机械式的书评人也开起了玩笑,就像一个加工者,来了活儿就接,干完了送走,像极了在家做做加工定做服务的行当,憔悴,不爽,却又无奈。不过,或许就像他自己说的,这也是审美体验的一部分!

“从前”就是告诉读者不要再提某些问题,譬如:这是真的么?发生在哪里?是在爆米花出现之前,还是之后?

还有感触,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多么幸运。在我们这个时代,《日瓦戈医生》已经不再是大毒草,它是名著,如果你不知道读什么好而去翻名著,是有很大的几率翻到这本书的,而曾经,读一本这样的书,对于洪老师他们那个时代的青年,还是一件不被允许的事情呢。

刊于《社会观察》2011年11期

在“叙事”一章中,伊格尔顿说作家为了实现小说的意图常常操纵叙事——

阅读也是,且读且珍惜吧。

《政治与文学》读后感(二):奥威尔:怀疑一切圣人

“《简爱》急于把女主人公嫁给罗切斯特,可他已经结婚了;于是就把他的疯太太送上熊熊燃烧的屋顶,一把推下来摔死了。假如人物自己不愿意犯谋杀罪,叙事总会及时为他们出头。叙事就像雇佣杀手,随时准备把人物不敢干的黑活干掉。”

《文学的阅读》读后感(三):极度朴素又极度骄傲
——《文学的阅读》编辑手记

摘自《河北青年报》 徐 贲

w88优德娱乐场,D•H•劳伦斯特别看不惯托尔斯泰对安娜卡列尼娜的处理,他声称托尔斯泰是个“犹太式”作家,被他的女主人公丰美充沛的生命力吓住了,因此怯懦地把她推到一列火车下面,就此结果了她。

去年年末参加了一个新诗百年的活动,去这个活动主要是听任洪渊,谢冕和洪子诚三位老师的发言。

乔治•奥威尔在《我为什么写作》中回忆道:“在很小的时候,我就知道,自己长大以后要当作家。在十七岁到二十四岁期间,我曾经想放弃这个念头,不过,我那时就明白,放弃写作,是强暴我的真实本性的,我迟早会安定下来,专门写书。”

当然,更拙劣的操纵常常出自那些流行小说,扭转乾坤的方式包括安排一笔及时的财产,或是一个失散多年的阔亲戚……或是在山洞里捡到一本武功秘籍。

第一次知道任洪渊老师,是在一个诗歌活动上。任老师朗诵了一首诗歌,有力。回来读到任老师的两首诗《北京古司天台下》《1967:我悲怆地望着我们这一代人》。其中,有这样的诗句:一断废城/倒在斜阳。二千年的思想,没有照亮黑暗的身体/重新照亮思想的却是身体的黑暗。任老师在发言中讲到:自由生命中的自由汉语。

1936年至1937年间的西班牙内战和其他事件,对奥威尔的影响极大,成为他写作生涯的转折点:“1936年以后,我所写的每一行严肃的文字,都是直接或者间接地为反对极权制度、为实现我心目中的民主社会主义而作。”

作为文学批评的大家,伊格尔顿在书中还拿出几页分析哈利波特,比如关于这部小说主要人物姓名的音节数目——

1966,1967这样的年份,我没有当时的记忆,却在读着《文革受难者》《牛鬼蛇神录》《一滴泪》等作品中勾勒出历史的记忆感觉。

失职的知识分子

在英国,上层社会的名字与劳动阶级相比要长一些,男女皆然。丰盛的音节象征了其他方面的富足。

洪子诚老师在发言中讲到一点:1964年读到爱伦堡写茨维塔耶娃的序言,“极度的骄傲,极度的朴素”,很受感动。或许是因为坐在洪老师后面位置的原因,看到洪老师朴素的背影,感觉这句话讲得就是洪老师本人。

对于生活在英国的作家和知识分子来说,设想极权下的受害者生活确实是不容易的,他们把自己在英国享受的民主生活和自由言论当做一件像呼吸空气那样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奥威尔说,英国作家简直就是一群政治上的天真之徒,他们之所以如此满不在乎地说起像莫斯科审判这样的事件,是因为那样可怕、那样匪夷所思的事情与他们的经验根本就是完全脱离的。

赫迈厄妮•格兰奇的名字是最高贵的:赫迈厄妮在英国上层圈子是个常见的名字,有不下于六个音节,而格兰奇在英文中有庄园的意思。

一月中旬和洪老师约在万圣的咖啡店见面。见面当天下午,早早来到万圣,猫在书里面晃荡。已过约定时间半个多小时,又苦于没有洪老师电话。不得已和计老师询问了洪老师的电话,电话打过去,洪老师说刚才楼下的几个咖啡店都去了,就是没有见到你。

诗人奥登在诗作《西班牙》中表示谅解斯大林残酷的“必要的谋杀”,奥威尔认为,像奥登这样的左翼知识分子,他们自己生活在安全的英国民主制度中,却对别国的极权表示谅解,并为之辩解。他们为虎作伥,使得极权更合理,更不容批判,因此也就使得极权受害者的生活更加苦难。这样的知识分子事实上已经成为极权受害者的加害者。

哈利•波特是典型的中产阶级主人公,名字是对仗工整的四音节,既不铺张,也不寒酸。

不得已,洪老师再次下楼。在请教洪老师的将近两个小时里,洪老师谈了当代文学的一些状况,也谈了个人的一些情况:

奥威尔抨击英国左派知识分子,还因为他们属于一个封闭的、与大众脱离的小圈子群体。他们相互扶持,相互依赖,以文明礼仪的名义小心翼翼地避免内部批评,根本无法诚实地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奥威尔不喜欢知识分子的小圈子文化,他自己的文学评论几乎全都以受大众读者欢迎的作家和文学为对象,他讨论的狄更斯、威尔斯、吉卜林、马克•吐温,都是愿意为广大普通读者写作的作家。

出自平民阶层的罗恩•韦斯利的名字只有可怜巴巴的三音节。而“韦斯利”还容易让人想起黄鼠狼。

“因为我也看了很多人很容易就表态,而且非常容易就跟着潮流就转换观点,对我来说就可能会比较难,所以我说我是永远跟不上形势的人,有时候一个新的东西,既使这个东西是正确的,或者有生命力的,我也要跟好久才能够慢慢把它消化,或者接受,或者说稍微靠近一点。”

与奥威尔关注的那些广有读者的文学相比,二十世纪的一些文学,尤其是诗歌,就明显是小圈子写作,诗人与普通读者之间是搭不上话的,“大家都觉得,诗歌只是印在纸面上的,只有少数人能够明白的东西,这就使得诗歌更深奥莫测,‘耍聪明’”。相比之下,他更欣赏那些“表达了农民对生活的悲观态度和临终智慧”的民间诗作。那种貌似深奥莫测,其实是耍聪明的文学或学院写作,任何一个时代的社会中都不少见。这种写作对社会的恶劣影响不仅危害文学,而且危害社会中的人本身。所谓的“高等文化”造成并强化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和距离,比由阶级和财产造成的人间隔阂更难以消除。

伏地魔的名字是以V开头的,而英文中大量以V开头的词都带有负面意义。

和洪老师约书稿,洪老师说回去看看。

假如俄国也有甘地

分析到这个地步,我真是叹为观止。

洪老师发来书稿,他在前言中讲到之所以将这本书取名《文学的阅读》的原因:“这些文字,大多是读一些作家作品的感受,但是会延伸到读作品时,阅读者所处的环境,阅读动机、心情和方法等的讨论;也就是读者和阅读对象建立怎样的关系的问题。这也是取名《文学的阅读》这个书名的原因。”

奥威尔的批评风格是一贯的,始终影响他自己的写作取向,他总是受到一种写作之外的力量的左右,所以写作的形式、审美意趣对他来说都不是一种目的,他也从来不会为写作技巧本身而去追求其完美。哪怕在讨论其他作家的时候,即使有精致艺术的一面,他也会一掠而过,不再去理会。

伊格尔顿在谈到莎士比亚的《暴风雨》时说了这么一段话:

《文学的阅读》共有13篇文章:

奥威尔认为,托尔斯泰不喜欢莎士比亚的李尔这个人物,是因为他自己太像李尔了,莎士比亚把李尔写得那么逼真,那么“跟托尔斯泰自己的历史惊人的相似”。托尔斯泰不是圣人,但他非常努力地想使自己成为圣人,奥威尔对一切“圣人”都抱有本能的怀疑和不信任,包括对像甘地这样已经成为神话的圣人。奥威尔不同意甘地以忍耐的牺牲来换取正义的主张,因为事实上,忍耐的牺牲换不来极权暴力的怜悯和善心。甘地要用忍耐“唤醒世界”,但是,“要唤醒世界,必须满足一个条件,那就是世界有机会听到你所说的话。在一个反对政府的人都会在半夜里消失、从此再无音讯的国家,甘地的办法怕是不会管用。如果没有出版自由,没有集会的权利,不可能对外部世界发出呼吁,也不可能发动起群众运动,甚至不可能将你的意见传达给对手……假如俄国也有一个甘地,他能干成什么事”?

剧场能够给人真知灼见,但这见地是关于人生之虚幻的。它能使我们惊醒于人生如梦、稍纵即逝的本质,以及祸福不定、诸行无常的道理。人既知必死,才会生出谦卑之心。这是很珍贵的收获,因为我们的道德困境很大程度是自己造成的,人人都不自觉地以为自己会长生不死。

阅读和阅读史

关注语言的退化

他认为,只有接受了人生的短暂易逝,才能更多地享受自己的生活,更少地伤害别人。

我的巴金阅读史

奥威尔关注语言的退化,因为“语言的退化,必定有其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原因,而不是因为这个或那个作家的不良影响”,而且“假若思想能败坏语言,那么语言也能败坏思想”。语言的退化,最大的始作俑者是不诚实的政治语言。它用“毫无生气的、鹦鹉学舌的风格来表达……缺少一种鲜活的、生动的、独创的语言风格”。
“语言清晰最大的敌人是不诚实。如果在你真正的目的跟你所宣示的目的之间存在着差距,你自然会选择长词和用滥的成语,就像乌贼喷射出的墨汁……如果总的氛围恶化了,语言必受其害”。(《政治与英语》)

“诸行无常并非毫无可取之处。爱情和教皇新堡葡萄酒固然不能长久,战争和暴君也一样。”

读金克木:“30年代初的孔乙已造像”

奥威尔的种种写作努力未必都绝对成功,但是,他努力了,并以此为真实的写作作出了示范。奥威尔说,“好文章就像一块窗玻璃。”与那些先意承旨、揣摩风向、首鼠两端的知识分子用貌似深奥的花言巧语讨好权力不同,他从不谄媚权力,他的文字清晰、准确、简洁,如同一扇明净的玻璃窗。透过他的文字,我们看到他所生活的那个真实世界和他的真诚思考。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看小说呢——

读契诃夫:“怀疑”的智慧和文体

《政治与文学》读后感(三):另外两本书与本书的重复篇目

“……小说可以把我们从桎梏中解放出来,不再把人生看成是目标驱动的、按照逻辑展开的,以及严格遵从首尾一致原则的。这样一来,它们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享受人生。”

读《日瓦戈医生》:生活的多个面向

英国式谋杀的衰落有6篇:

人人都需要一个头衔,以备向不了解你的人或社会大众作介绍。

读《鼠疫》:“幸存者”的证言

狄更斯;吉卜林;马克吐温;为沃德豪斯辩;英国式谋杀的衰落;甘地。

特里•伊格尔顿的头衔是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不知他自己对这个头衔做何感想,我第一眼看见是很烦的。

新诗的阅读

我为什么要写作 有5篇:

事实证明这是偏见,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一样可以一边深刻,一边好玩。

一首诗可以从什么地方读起

书店回忆;好的蹩脚作品;一个书评家的自白;政治与英语;我为什么要写作。

伊格尔顿被看作当今世上最伟大的批评家之一,米切尔•德尔达说他“……拥有歇洛克般的天赋,能从一句话甚至一个词中,追溯梳理出其隐藏的含义。而《文学阅读指南》所以别具一格,还在于伊格尔顿独有的机智与幽默,字里行间流露出他的随和与友善。这不仅仅是一部学习之书,更是一部枕边之书,一部享受之书。”

读牛汉:树木的礼赞

《政治与文学》读后感(四):乔治•奥威尔的文学、文化评论——读《政治与文学》

此言不虚。

商禽、张枣、许世旭的诗

摘自《文艺报》 作者:徐 贲

《文学阅读指南》读后感(三):范浩:《文学阅读指南》译后记

纪弦、梁秉钧、牛汉的诗

乔治•奥威尔在《我为什么写作》中回忆道:“在很小的时候(大约五六岁),我就知道,自己长大以后要当作家。在17岁到24岁期间,我曾经想放弃这个念头,不过,我那时就明白,放弃写作,是强暴我的真实本性的,我迟早会安定下来,专门写书。”

刚刚拿到这本书的时候,一翻就翻到从小耳熟能详的句子,什么工人阶级,社会压迫,又什么变革的,就搁下了。不过,隔了几天,又翻了几页,发现老头儿慷慨地拿出两页半的篇幅,讨论一般文学史家不屑一顾的《哈利·
波特》,作为资深哈迷,顿时缴了械。再翻翻,发现精彩的段落还真是不少,且是口角俏皮,倚老卖老口无遮拦那种。于是,几个月里,每天就跟拉磨的驴子一样,到点儿就自己蒙上眼睛上了磨。

种种可能:周梦蝶和辛波斯卡

奥威尔不喜欢知识分子的小圈子文化,他自己的文学评论几乎全都以受大众读者欢迎的作家和文学为对象,他讨论的狄更斯、威尔斯、吉卜林、马克•吐温,都是愿意为广大普通读者写作的作家,更早一些的作家,莎士比亚、斯威夫特、托尔斯泰,也是这样。除了这些广为人知的作家,奥威尔还很关心大众文化的亚文化作品,如男孩子读的周报、唐纳德•麦吉尔的漫画明信片、谋杀故事(《英国式谋杀的没落》)、儿童读物(《从班戈开始旅行》)等。奥威尔的文论与其说是文学分析,不如说是一种以大众读者为关注点的社会分析。例如,在他对狄更斯的评论中,他对狄更斯作品能够吸引非知识分子读者群充满兴趣:“就连鄙视狄更斯的人,也会不自觉地引用他的话。”让作品不知不觉地成为大众读者社会文化意识的一部分,这可以说也是奥威尔对自己写作的期许,他关心的种种政治和社会制度、文化、人性问题,以及他特有的那种清晰、精练、诚恳的文字风格都是他与尽可能多的读者保持联系的方式。

平心而论,这本书算不得划时代的巨著,点评也不是处处令人心折,我甚至怀疑,伊老爷子用金线标注的作品中颇有一些“功夫在诗外”。譬如,最后一章中大加推崇的《爱情共和国》,还有洛威尔的《风标向南》,实在看不出有何精妙。说是“趣味无争辩”——这话有时候能让人闭嘴,有时则未必。不过,案头摆摆、枕边翻翻,是难得的。

与音乐相遇

与奥威尔关注的那些广有读者的文学相比,20世纪的一些文学,尤其是诗歌,就明显是小圈子写作,诗人与普通读者之间是搭不上话的。相比之下,奥威尔更欣赏那些“表达了农民对生活的悲观态度和临终智慧”的民间诗作。那种貌似深奥莫测、其实是耍聪明的文学或学院写作,在任何一个时代的社会中都不少见。这种写作对社会的恶劣影响不仅危害文学,而且危害社会中的人本身。所谓的“高等文化”造成并强化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和距离,比由阶级和财产造成的人间隔阂更难以消除。奥威尔不仅主张正义和自由,更主张一种知识、文学、文化的平等和民主。他反对小圈子文学,与他反对任何形式的精英特权是一致的,他不能容忍任何形式的自以为是和高人一等。

也许最可贵的一点是,在文学批评言必称理论的当下,这位因理论成名的大鳄做的是相反的事情:带领初学者游回原点,领略文学之为文学的特质。正如他在一次访谈中所说,他之所以要写这本书,是因为担心“他所知道的和讲授的那种文学批评”,包括他“非常看重的语言敏感性”已经死掉了,结果是,“人们对诗歌的背景非常熟悉,但根本不知道如何谈论诗歌”。

洪老师这部稿子,前前后后看了好几遍。那种文字带来的精神燃烧,是非常独特的。找来审阅稿子时做的一些笔记:

1938年至1942年间,奥威尔写作了一些最优秀、也最轻松的作品。在《地平线》杂志上刊登的《唐纳德•麦吉尔的艺术》和《男生周报》奠定了他的批评随笔声誉。美国的《党人评论》把他介绍给美国读者,美国《争论》杂志后来也刊登了他更为严肃的政治—文学随笔,题材泛及语言的退化、政治和文学的关系等。

这本书,最难译的不是语言。伊格尔顿的文字以往比较艰涩,但这本走的还真是亲民路线。明明可以一个长句、若干从句搞定的,也不厌其烦地掰成几句。一个意思,唇焦舌敝地说了又说,想不懂都难。难点在于文中引用的小说、诗歌、戏剧原文的翻译。虽然大部分都能找到现成的译本,但是要与书中的解说对上,原封不动是不成的。比如,译本为了表达顺畅,改变了原有的语序,可书中的分析强调的正是原文语序的高明。再比如,原文比较简约,但是译本由于种种原因,采用了较为繁复的风格。当然,也不排除有个别误译或漏译的地方。曾经考虑过量体裁衣,全数重译,可是,这样做,一是工程太大,二是风格容易趋同,显不出多样性。所以,变通一下,借用现有的中文译本,同时扣住书中的解说,进行或多或少的调整,同时在脚注里给出原译和版本信息。这样做,固然解决了部分问题,但是感觉上仿佛是把别家的孩子抱来,在精致的小脸上放肆地东涂涂,西抹抹,有时连本来面目都看不出了。在此,对遭此荼毒的译者们致歉兼致谢。凡是没有注明译本来源的,均为本人所译。

“生活里有‘不能’的悲剧,也有‘可能’的争取。”

他讨论男生周报和漫画明信片画家麦吉尔的批评随笔是讨论大众文化研究的开创之作。奥威尔在香烟店和文具店里注意到的那些文化产品是一般知识分子不会注意、或者根本就是视而不见的。那些神秘的“大众”或“群众”,他们在阅读什么,欣赏什么?奥威尔独自发现了这些东西,带着同情、理解和热情去写这些东西,使它们蒙上了一层诱人的光彩。他对壁画、人行道上的粉笔画、报纸广告措辞和新闻用语都很感兴趣,对日常的公共语言更是具有敏锐的观察。在《政治与英语》中,他对假大空的政治语言有独到的分析,涉及政党小册子、报纸刊登的读者来信、各种常见的语言花招和欺骗手法。

关于英汉对照:一般来说,我不太喜欢在中文里掺杂英文的做法,但是,这本书里提到的作家、作品及提法中有一些尚无约定俗成的中译,附上英文原文,可以方便感兴趣的读者自行查阅。

高尔基在评契诃夫的一段话,“在他这种温和而悒郁的笑容里面,我们看出了一个知道语言的价值和梦想的价值的人的敏感的怀疑……在他对人的态度里面隐隐地含得有一种跟那冷静的绝望相近的沮丧。”

奥威尔关注写作和语言的公共性及其对普通人思维和行为的影响。他讨论作家、作品的文章也都体现了这类关心,不能只当做是纯粹谈文学的“文学批评”来阅读。它们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学批评”,就像他的《动物农场》和《一九八四》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想象性文学”(小说)一样。他的“文学批评”和“小说”都是他所见证的、经历的事件和问题的真实呈现,带着一种很实用的目的。这种实用目的是一种局限,但也是一种力量。他的文学随笔更不是那种学院式空头论文,他追求的不是学究论述的四平八稳,而是畅所欲言,怎么想,就怎么写。他的想法是从自己特定的政治立场出发的,读者要接受他的看法,就得赞同或至少理解他的立场。奥威尔的一些文章已经时过境迁,当年发表时相当应时、新鲜的题材,在六七十年后的今天,读者们也许只能从历史存证的角度去阅读它们,《萨尔瓦多•达利》和《莱佛士与布兰迪什小姐》就是这样。应该说,涉及大众文化或时新文学的评论文章都很难逃脱这种窘境,这与报刊时论是差不多的。19世纪广有读者的英国作家查尔斯•里德,到了20世纪初已经很少再有读者,奥威尔的《查尔斯•里德》对今天还知道里德的读者可能是一个惊喜。

希望读者能像作者希望的那样,发现——或重新找到——慢读的乐趣。

《日瓦戈医生》的“债务”意识,从“重要”的方面说,大概就是我们常说的那种历史承担;从“小”的方面,则是对于包括“爱我的人”在内的“生活”的感恩。对“生活”的感恩这一点,是我80年代完全忽略的。

奥威尔讨论作家、艺术家,总是集中在对问题的分析上面,而不是就对象进行简单的褒贬,这形成了他的议事风格。萨尔瓦多•达利是一个极富争议的画家,对他的批评一直两极分化,奥威尔关心的是应该如何看到达利身上表现的时代集体病症:“问题不在于他是个什么人,而是他为什么会那样做……达利是世界所患重病的征象。重要的不是去谴责他是个应受鞭笞的粗坯,也不是把他赞美为不受质疑的天才,而应该去找到他展示特定变态的原因是什么。”作家沃德豪斯被指控为纳粹德国做宣传来换取自己的自由,落下了一个法西斯分子的骂名,著作在英国成为禁书。但是,奥威尔认为:“1941年发生的那些事情,最多只能使我们说沃德豪斯很愚蠢。真正有意思的问题是,他为何如此愚蠢”。对像沃德豪斯这样背时的作家,当然还有像吉卜林这样不讨人喜欢的作家,奥威尔都能以一种就事论事的态度来为他们“辩护”,相反,对甘地这样似乎有口皆碑的“圣人”,他倒反而是“出言不逊”地表明了批评的立场。

《文学阅读指南》读后感(四):《文学阅读指南》:一部献给《哈利•波特》的书

“诗人,你敢于写出毕加索眼睛里的那种绝望和憎恨吗?你敢于写一首比绝望和悔恨更强烈更庄严的希望之歌嘛?”——

奥威尔的批评风格是一贯的,始终影响他自己的写作取向,他总是受到一种写作之外的力量的左右,所以写作的形式、审美意趣对他来说都不是一种目的,他也从来不会为写作技巧本身而去追求完美。哪怕在讨论其他作家的时候,即使有精致艺术的一面,他也会一掠而过,不再去理会。他讨论诗人叶芝,开篇谈到他的艺术特征时,说到“古词”、“矫揉造作”和“滥俗之词”,给人一种随便挑毛病的感觉。但是,在谈到题材、思想,尤其是叶芝与法西斯和极权思想的关联时,他的批评马上集中到了叶芝对“民主的仇视”。

LSL/文

“霍洛维茨在莫斯科的神情给我的感受是,他有某种不愿被归类的,试图追求生命独立性的尊严。他随意而高傲,这是一种‘抵抗’。”

奥威尔讨论狄更斯的评论同样是从时代意义着眼,这是所有评论中最长的一篇,显然是一个他喜爱的题材。今天看来,这个评论未必有什么深刻的新意,但读起来却很有意思。这是因为奥威尔和狄更斯之间有不少相似之处,例如,他们都痛恨压迫、欺凌,都对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细节感兴趣,提倡关爱、同情这样的习俗美德。他们都痛恨不道德的事情,同时也都知道,愤怒过了限度,看起来大义凛然,其实已经成了装腔作势,或者甚至伪善。他们进入生命晚期的时候,都变得越来越悲观失望。奥威尔说,狄更斯对人物的心理细节不太感兴趣,因为作家有的擅长描写性格,而有的则善于把握本质,狄更斯属于第二种作家。奥威尔自己的小说也是这样。

伊格尔顿,这位当今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界的三驾马车之一,在写完《理论之后》之后,对理论感到深深的厌倦,可惯性仍驱使着他不停地写出一本又一本理论著作,以维系“文学理论家”的头衔。伊格尔顿连“文学理论家”的头衔也感到深深的厌倦,就如他对长久以来背负的“政治批评家”的头衔感到越来越吃力一样。我只想安静而纯粹地读一本书,伊格尔顿压抑着内心的躁动,可这个世纪以前所有重要的不重要的书,我都已经读完了。

……

《政治与文学》读后感(五):奥威尔:政治性写作的艺术

不过他还是读到了一本奇书《哈利•波特》,这个世纪之前已经风靡的系列小说。他此前未曾注意到这部小说,或者注意到了但不屑于动手翻开。当他读了第一页之后,迫不及待地一直读到最后一页。《哈利•波特》带来的纯粹的阅读乐趣,使得他深为自己此前将其排除在文学殿堂之外而内疚。为了弥补这种内疚,也为了纪念这种乐趣,伊格尔顿决定写一部书献给它。这部书就是《文学阅读指南》。细心的读者会发现,《哈利•波特》连接起了《文学阅读指南》书中非常重要的“解读”与“价值”两章:“有一些文学批评家认为,《哈利•波特》是不值得讨论的。在他们看来,它们根本不配称为文学。下面我们就来谈谈文学作品的好坏问题。”其他各章的开头或结尾,均没有这样过渡的段落。写到这里时,伊格尔顿的心中各种情感交错,但最终是欣慰的。

赵园老师在一次发言中讲到:洪先生常会说到自己的“怯懦”、“犹豫”,我却相信他的性情中有较为坚硬的东西,不易磨损,能抵抗外力的销蚀。这种“坚硬”在我们所处的环境中,尤其可贵。把这段话作为《文学的阅读》这本书的封底文字。

米兰·昆德拉曾经评价奥威尔,说他的小说流毒就在于它将一种现实无可挽回地缩小在纯政治的范围内,而且只局限在这一范围的否定面上。按照昆德拉的说法,奥威尔最可恶之处就是把生活缩小成了政治,又把政治缩小成了宣传,因此不管奥威尔的主观意图是什么,他的小说自身就构成了极权主义精神的一部分。昆德拉的小说美学强调的诗意地对抗,这是小说对抗极权的根本,如果没有诗意和审美,小说只能被政治异化为宣传。

该怎么构建这部献给《哈利•波特》的书呢?伊格尔顿没日没夜地沉浸在自言自语中。首先,我要指出这是一部杰出的小说,要强调其文学“价值”;其次,在肯定了其文学价值的基础上,就有了对其进行“解读”的可能;再次,既然解读是可能的,这部小说何以是杰出的就显而易见了,我需要说一说小说讲故事的能力即“叙事”,这不可少啊,没有可靠的叙事,就没有小说而只有“故事会”了;又次,“哈利•波特”虽然是小说的书名,但更是小说主人公的名字,怎么能不谈一谈“人物”呢,何况小说里有那么多形象鲜明的人物;最后,要不是小说的开头“家住女贞路4号的德思礼夫妇总是得意地说他们是非常规矩的人家,拜—托,拜托了,他们从来跟神秘古怪的事不沾边,因为他们根本不相信那些邪门歪道”吸引我,我怎么也不会想着读下去,一个“开头”多么重要啊!

在另外一段文字中,洪老师讲到这种“坚硬”:

我之所赞成昆德拉的小说美学,那是因为在我们的成长经历中,已经见识过太多令人作呕的政治宣传作品,诗意恰好是我们的阅读生涯中长期缺乏的根本。对政治本能地避讳,对诗意本能地靠近是一种人对美好事物天生地向往。对奥威尔而言,他流传最广的那些作品恰恰是政治意味最浓的《1984》和《动物农庄》,也许我们会赞成他对极权主义的那种直观而清晰的描绘,我也时刻敬重这样伟大的小说,但这并不代表我会十分亲近,它留给我的印象仿佛奥威尔是在一片荒原上完成了这两部作品,所以满篇的句子看不到一丝绿色,满是荒芜的绝望情绪。读新出版的奥威尔随笔集《政治与文学》,更印证了这个长久以来的私人判断,即是说批评家们似乎更热衷于赞成或者反对奥威尔的社会和政治立场,结果反而降低了他作品的效用,这样以来很容易低估阅读那些作品的复杂体验,正如书的序言提到的斯蒂芬·科里尼所言,奥威尔“作为一个象征,远比他实际上写出来的作品更为重要”。或者可以这样说,因为他的《1984》和《动物农庄》的极大影响,我们实际上已经自动遮蔽了奥威尔身上其他的写作态势,集体性地对他其他作品视而不见。也正因为这种变化,我们把他抬到了一个不胜寒的高处,象征性地顶礼膜拜,对他的作品再也没有阅读的兴趣。这其实是一种大众文化的合谋,时代精神的最佳观照,换句话说,某种时代的进步错觉致使我们认为奥威尔对我们已经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可是,我不能这么写!价值—解读—叙事—人物—开头,这顺序岂不是一下子就将我的意图暴露了?虽然我不再以作为哈迷而不好意思,可献书也是需要技巧的啊。对,就将“开头”作为第一章,这也符合人们的阅读习惯。除此之外,我还要安排诸多不同文体的经典文本,并把《哈利•波特》神鬼不知地放进去,再不经意地带出来,这也才好。对我而言这不是什么难事,我的肚子里不知藏了多少随时派上用场的文本,从诗歌到小说到戏剧,当然还有一些广告词。

我出生于一个基督教家庭,宗教的影响在我最主要的是,一个人要时刻保持对善恶、美丑、经验和超验区分的信心,虽然美丑等等的标准会在历史中发生变化。在研究中,我经常质疑“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和看待世界方式,但我在最基本的方面,仍是个“二元”的信仰者。我不愿意这个世界变得混沌不清。总之,如果说有“坚硬”的方面,就是不太投机,不愿对权势者谄媚。

但是天知道,我们时代中层层美学和娱乐狂欢的面目包裹下仍然是一个古旧时代的内核,奥威尔作出的种种观察和区分仍然顽固地保留着,适用于我们这个娱乐至死的年代。英国老牌的批评家雷蒙德·威廉斯曾经提到奥威尔的影响:“沿着你前进的每一条道路,奥威尔的形象似乎都在那里静候。如果你尝试发展一种新的大众文化分析,奥威尔在那里;如果你想要记录工作或者日产生活,奥威尔在哪里;如果你参与了对任何一种社会主义的论证,一个巨大膨胀的奥威尔形象在那里向你发出回头的警告”。奥威尔时刻在注视着你,不是以老大哥阴森恐怖的眼睛,而是以他所书写的一切,所观察的真实,所清晰表达出的文字。奥威尔的随笔中有种极其平易的精神,给读者的印象仿佛他的写作没有任何风格,但这正是他踏上写作之路时想要达到的目标。在奥威尔看来,“好文章就像一块窗玻璃”,“如果作家不能持续努力地抹掉自己的个性,那他写的东西就没法读”。这才是最令人诧异之处,任何一个写作者经过千锤百炼的写作想形成自己的风格,形成自己独一无二的个性,为何奥威尔偏偏反其道而行之?

事情就这样成了。可是,直接在正文前标明该书献给《哈利•波特》,虽然能够作为噱头换得大卖,可也太无趣,意图也太明显,之前调整章节顺序的努力也徒劳无功了。那么什么样的由头比较合适呢?伊格尔顿揣摩着,很快拿定了主意:反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也算是对之前被“理论”折磨得筋疲力尽的一种反击吧。反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但不反文学分析,还可以借此扛起尼采提倡的“慢读”大旗,何乐而不为呢?因此,我们看到《文学阅读指南》的第一句话成了这样:“文学分析这个行当,就像穿着木鞋跳舞,就快要跳不动了。代代相传、被尼采成为‘慢读’的传统,已经迹近湮没。本书企图借助对文学形式和技巧的细察,在驰援的队伍里凑个数。”这大旗扛得漂亮!再也没有谁会想到这本书是献给《哈利•波特》的了吧。

去年年初在听何怀宏老师一节课的时候,他讲过:史铁生,洪子诚都问过一个问题:面对严刑拷打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成为叛徒?

答案只能从奥威尔的经历中寻找。在《我为什么写作》一文中,奥威尔谈到1936年至1937年的西班牙内战对他的影响,他说在1936年之后,他写的每一行严肃的文字都是直接或者间接反对极权制度、为实现他心目中的民主社会主义而作,“在过去的十年里,我最想做的事情,是使政治性写作也成为一门艺术”。何为政治性写作?即是说有着强烈的政治目的性:为了揭穿一个谎言,为了引起公众的注意,为了倾听真相而写作。但在这种强烈的政治性写作中并不意味着没有艺术性,缺乏审美,只是说诗意改头换面变换了一种形式而已。换句话说,文字中的诗意和审美隐居幕后,以一种简单、平易、流畅的方式表达出强烈的政治意见性。任何一个热爱写作的人都会拥有一种书写诗意的本能,但是如何控制这种本能的冲动,不至于让它的抒情性成为遮蔽事实和真相的障碍,才是最难达到的。各种华丽的、怪异的、冲动的、繁复的、断裂的文字风格是我们记住一个作家的个性方面,在此之外,我们也许更应该留意的是文字风格的背后所传递的意见和真相。奥威尔曾说:“只要我活着,身体也还良好,那我就还会继续追求文字风格,热爱大地上的万物,从坚实的物体和琐屑而无用的信息中得到快乐。”但是,除了文字还有更重要的东西,“我该做的,是将自己根深蒂固的好恶感跟这个时代强迫我们每个人做的那些基本是公共的、非个人的事务调和起来。”在此,我们见到了一个作家在艺术之外的责任与担当。

然而令伊格尔顿万万没想到的是,在遥远的东方有一个自称电影哈迷的人,看出了其中的端倪,识破了其中的意图,“你的计谋被识破了”。他说:纵观《文学阅读指南》,《哈利•波特》是其中唯一一部21世纪的作品,在提到《哈利•波特》时,伊格尔顿将其放进了英国文学的伟大传统之中,与狄更斯的作品相提并论:“都隶属于那个享有盛名的孤儿、半孤儿、养子、换儿、私生子、疑似换儿以及抑郁继子的世系。从汤姆琼斯到哈利•波特,英国文学盛产这类人物。”若说此处还是不经意地带出哈利•波特来,到了后面的正式解读时,以一句“当今,英国文学里最得宠的孤儿是哈利•波特”开始,未免显得突兀,不得不令人思考其中的缘故。

对于当代的状况,从道德层面,谁都没有道德审判的权力。但从本体层面当然有其自身的拷问。例如,文字,若与权力合流,那必定污秽不堪。词语,缪斯歌唱,才会鲜活。语言的死亡,是人最后的死亡。

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不久,昆德拉的小说被禁,随即也失去了自己在大学的工作,眼看在国内无法生存,他干脆自我流放,离开了捷克,远赴巴黎。他的大部分作品都是在国外完成的,他用自己的作品揭露了真相,同样不遗余力的批判极权制度,不过,昆德拉的聪明之处在于他现实地选择了流亡,免于陷入了那个制度造成的政治漩涡。对他这样的作家来说,只有在远离政权迫害的地方,才能用诗意书写和对抗政治。而奥威尔的写作却证明了另外一个选择,他用一种政治性的写作对抗政治。两者之间孰优孰劣,孰高孰低呢。也许,根本就没有高低之分,只有不同的选择。奥威尔曾经说,作家在参与政治的时候,应当以公民的身份、以人的身份,而决不能以作家的身份,在他看来,作家不能因为具有所谓艺术家的敏感,也就有权利“躲避政治方面的肮脏工作”。但反观昆德拉的选择,作家同样可以以作家的身份参与政治。对政治而言,方式的选择不是问题,立场的选择才是根本;政治与文学之间的选择不是问题,反极权的写作才是根本。

当进一步去观察伊格尔顿对《文学阅读指南》所举文本的评价时,其中的缘故就显而易见了。对于许多经典的20世纪及之前的作品,伊格尔顿多有微词,批评起来毫不顾惜作者与读者的感受,比如批评福楼拜《包法利夫人》中描写查尔斯•包法利帽子的那段文字“太斤斤于细枝末节”,批评弥尔顿《失乐园》中评判亚当的行为时“神学家弥尔顿压倒了人文主义者弥尔顿,教义战胜了情节”。这还不算的话,且看他批评厄普代克《兔子安息》中一段外貌描写:“斧凿的痕迹太明显,用力过猛,完全没有自然的味道。给人的感觉只是雕琢……效果虽然精细,但没有生气。”不可谓不严厉。而批评福克纳的《押沙龙!押沙龙!》:“力图显得自然,但却带有一种做作的小家子气。它太专注于那种自然的派头了。实质上是用笨重不堪的描写冒充未经修饰的真实经历。……企图营造一种令人炫目的繁复感,而实际上只是咬文嚼字的小聪明而已。……既不懂得技巧,也不懂得节制。它牺牲了优雅、简洁和韵律,成就的只不过是***的一件接一件的流水账。”则简直不留任何情面。

面对大历史中的大风浪,去年毕业典礼上张鸣老师引黄庭坚语,“余尝为少年言,士大夫处世可以百为,唯不可俗,俗便不可医也。或问不俗之状。老夫曰:难言也。视其平居,无以异于俗人,临大节而不可夺,此不俗人也。”真是吾辈该有的“坚硬”。

思郁

反观对《哈利•波特》的解读,除了上面提到的将其至于英国文学的伟大传统加以肯定之外,对小说的主题、人物、语言都不吝笔墨给以褒扬,如“属于天使的阵营,但是是有缺陷的。这就使简单的善恶对立显得复杂。西弗勒斯•斯内普的暧昧立场也是同样的情况”,再如“这部小说中主要人物姓名的音节数目也值得一提”……在整本书里对一部尚未进入经典文学范畴的小说、对唯一一部选入该书给予解读的21世纪小说,伊格尔顿大力称赞,读者只有善意地表示这本书是献给《哈利•波特》的。

洪老师另外两篇文章,谈到了大历史,或许能给你我带来一些启发:

2011-6-22书

特里•伊格尔顿在大陆的另一端,听到有人破解他的题献之谜,微笑着说了一句:Nonsense!接着去读他的Song
of Ice and Fire了。

自然,洛维特在谈论这些问题的时候,也不是绝对沮丧、绝望。他接着这样说,“……然而对于这持续的衰败,我们或许可以在康德的提示里得到安慰:在这最终的时代里,世界的末日仿佛已经近在眼前,但这时代所提示的‘现在’,其实跟历史本身一样古老。”

政治与文学,乔治·奥威尔著,李存捧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5月第一版,定价:38.00元

《文学阅读指南》读后感(五):吐槽不是请客吃饭,只是家常便饭

1991年到1993年末,我是在日本度过的。回到北京,非常偶然地读到佩里·安德森名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的小册子;它写于60年代“五月风暴”落潮之后。当时触动最深的,是其中有关不可逆的“降落”的叙述,是那种无力感和宿命意味的“悲观主义”情绪。书里引了本雅明这样的一段话:“人是这样描绘历史这个天使的。他的脸转向过去。在我们察觉到一连串事件的地方,他看到的是一场灾难,不断把一个又一个残骸堆积起来,扔在他的脚前。天使愿意停下来,唤醒死者,并把粉碎的一切修复完整。但从天堂吹来一阵暴风;天使的双翅被强烈吹击而无法收拢。这场风暴不可抗拒地把天使吹向他背对着的未来,而他面前的残骸却堆积如山,升向云天。这场风暴就是我们称为的进步。”

《政治与文学》读后感(六):摄人心魄的对抗

熟悉伊格尔顿的读者应该都习惯了他在各种著作中插入冷嘲热讽,牵引出许多理论界和文学界的八卦,这本《文学阅读指南》也不例外。本书由南京大学的范浩老师翻译,大概是我读过的伊格尔顿中译本里最流畅的,读得我根本停不下来。书中也有不少译得非常顺畅的吐槽段落,摘录一些如下:

《文学的阅读》读后感(四):读书,“重要性在你的目光中”

作为小说家的乔治•奥威尔,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熟悉的名字,他的两部政治寓言《动物庄园》和《1984》,因洞悉了人类极权政治的秘密而为世人称道,以至于奥威尔都被公认为知识分子批判极权制度的代言人。

1.
开头假设一帮学生讨论《呼啸山庄》的场景,列举了一些可能出现的但算不得文学评论的对话后,伊格尔顿称:“这个讨论有什么问题呢?有些想法颇有见地。大家至少都读到了第五页。没有人把希斯克厉夫当成是堪萨斯的某座小镇。”

第一次读洪子诚先生的书,是新鲜的阅读体验。在《文学的阅读》中,字里行间都是先生的自省,这是在著书立说的作者行列中比较少见的现象。一般而言,作者要么隐去自己,要么强硬自己,这么既把自己放进去,又把自己放低去的人,实为罕见。

米兰·昆德拉曾经评价奥威尔,说他的小说流毒就在于它将一种现实无可挽回地缩小在纯政治的范围内,而且只局限在这一范围的否定面上。按照昆德拉的说法,奥威尔最可恶之处就是把生活缩小成了政治,又把政治缩小成了宣传,因此不管奥威尔的主观意图是什么,他的小说自身就构成了极权主义精神的一部分。

2.
“自然,内布拉斯加州土壤侵蚀报告也可以用‘文学’方式去读——对语言的用法多加注意也就是了,可有些搞文学理论的,居然有本事把它运作成文学作品,幸而还不至捧为《李尔王》第二。”

非常喜欢洪先生推荐的《地粮》中的一首与书籍有关的“旋曲”,正如洪先生所推崇的纪德所说的一句话,书本就是要“能教你对自己比对它感兴趣——而对自己以外的一切又比对你自己更感兴趣。”抚掌赞叹。

政治与文学的关系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不自觉地联系和人为操纵。两个阶段的渐进是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组织形式的演进而发展的。在东方面对第一个皇帝焚书坑儒还敢在文学作品之中加以讽刺的文人,在最后一个封建王朝,面对清帝的文字狱已集体失声,那些不愿为官的也只能在考据事业中求的一丝平静,而到了文化革命时期俨然,知识分子与文学已成为革命事业的包袱与累赘也就理所当然的扫除了。详情可见:月兔空调维修月兔空调维修

3.
谈《圣经》开头“起初,上帝创造天地”:“也就是说,创造世界是上帝做的头一件事。这是神圣日程表上的第一项,之后才轮到其他事务,譬如为英国人安排糟糕透顶的气候,还有,出于灾难性的疏忽,误使迈克尔·杰克逊混入人间。”

“个人阅读史,也可能就是他的生命史”,这样的观点,贯穿了《文学的阅读》全书。无论读巴金、读金克木、读契科夫、读《日瓦戈医生》、读《鼠疫》,读诗还是读音乐,洪先生的虔诚之心铺洒纸上。为了作品一次次落泪的真诚,站在三尺讲台上的压力以及退休后的轻松,先生对读书治学的敬畏之心历历在目。

乔治·奥威尔和他同志们所做的便是提醒人们和他的同行,知识分子和他们的笔代表的应该是人类的良知;并对那些或因恐惧或因贪婪背弃良知的同行们表示怜悯和惋惜;对躲在幕后操纵一切的那股邪恶表示蔑视。我不能肯定乔治们的事业能取得成功,但我能确信他们的事业对于人类文明和人性本身都是至关重要的,而对于此事业做出的一切牺牲都是无比崇高且值得所有人铭记的。

4.
“矜持的英国中产阶级男人不会像巴黎的唯美主义者那样炫耀才艺,正如他不会向人夸耀自己的账户余额或是性能力。”

为一本自己的书,出版社定价38元,先生心下惶惶,直至看到一份送餐菜单,鸡蛋炒饭的定价也是38元,方才放下心来;旅行坐船无事拿出《俄罗斯思想》来读,学生看到大喊:“老师,你太夸张了吧!”先生由此自省,自己读书、兴趣的偏狭,在公众场合似乎在故作高深。举这些例子的目的在于使大家看到,一个勤于自省的人,也在一定意义上决定了他的读书姿态。而这样的姿态,影响和贯穿了书中一系列的作品。

《政治与文学》读后感(七):奥威尔文学、文化评论的政治内涵

5.
“发现大作家也和我们一样容易犯错误,永远是种安慰。叶芝当年在都柏林申请教职被拒,就是因为他在申请书里把”教授“这个词拼错了。”

读《巴金》,从第一次“遭遇式阅读”的完全投入,为鸣凤的自杀泪流满面,到第二次“引导式阅读”的追求正确,对楼适夷、曹禺、林默涵先生的登门讨教,到第三次“职业式阅读”的深刻反思,而这个段落,是让人触动深刻的部分。结合《随想录》以及杨绛先生所著的“我不是堂吉诃德”一文,洪先生提出了三个极有见地的问题,一是造成巴金先生完全丧失独立思考能力的悲剧是怎样的性质,是怎么发生的?二是关于艺术与人生的关系的问题,三是历史观的问题。最后,先生得出的结论是“巴金的存在是不能替代的”,“他的作品会有失误,艺术上也肯定有其欠缺,但是他的生活和著作绝无欺骗”。这个结论,是掷地有声的。

摘自《中国网》 作者:徐 贲

6.
“弥尔顿写下《黎西达斯》,就像我们参加一个并不怎么亲厚的同事的葬礼。这并不是虚伪。相反,无中生有地作悲痛状才是虚伪。”

在对契科夫的解读中,洪先生提出“怀疑的智慧”,当人们要占据确信的、正确的、道德的制高点的时候,“精细、复杂、怀疑”就可能被看做是一种病症,而契科夫以复杂和怀疑构建了一个“微弱的空间”,文字当中弥漫的是矛盾的牵制的含混的情感和态度,而这样适度的温和的怀疑恰恰成为了真切的探察和表达。

奥威尔是一个以诚实的政治信念来真实写作的作者。奥威尔的种种写作努力未必都绝对成功,但是,他努力了,并以此为真实
的写作作出了示范。

7.
谈塞谬尔·贝克特:“他的作品有一个方面并不那么具有普适性,即幽默感:从庄严崇高突降至庸俗可笑的修辞法、一本正经的迂腐强调、尖酸刻薄的诙谐、阴郁的讽刺锋芒,还有种种超现实的幻想,无一不具有鲜明的爱尔兰特质。有一次,一个巴黎记者问他是否是英国人,这位出生于都柏林的剧作家答道:‘恰恰相反。’”

我在想,适度的温和的怀疑这样的语句用来形容洪先生的阅读,似乎也是妥帖的。在适度的温和的怀疑之下,有先生内在的坚持从未改变。换句话说,表面上,他也许是契科夫。骨子里,他可能是巴金。读书的重要性也恰恰在此,以谁的目光来看,就看出了谁的气味。

乔治•奥威尔在《我为什么写作》中回忆道:“在很小的时候,我就知道,自己长大以后要当作家。在十七岁到二十四岁期间,我曾经想放弃这个念头,不过,我那时就明白,放弃写作,是强暴我的真实本性的,我迟早会安定下来,专门写书。”1936年至1937年间的西班牙内战和其他事件,对奥威尔的影响极大,成为他写作生涯的转折点:“1936年以后,我所写的每一行严肃的文字,都是直接或者间接地为反对极权制度、为实现我心目中的民主社会主义而作。在我看来,身处我们这样的时代,如果还以为自己能避开这类话题,纯属无稽之谈。每个人都以这样或者那样的伪装在写它们。所不同的,只是你站在哪一边、采取哪种写作方式的问题。而你越是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政治立场,你就越能够一方面积极地参加政治斗争,一方面保持自己审美和思想方面的独立性不受损害。”奥威尔从事的是为政治的写作,他的作品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其政治内涵。

8.
“……也就是说,麦克白夫人有孩子,但数目不详。这要是去申请儿童福利,倒是便当。“

《文学的阅读》读后感(五):文学阅读唤醒冷漠的灵魂

奥威尔的写作之路并不顺坦。他于1903年出生于英属印度彭加尔省一个政府下级官员的家庭,原名埃里克•阿瑟•布莱尔。他父亲供职于印度总督府鸦片局,家境并不宽裕,1905年,除了父亲仍任职于印度外,全家返回英国。由于无力就读更好的学校,1911年,奥威尔进入一个二流的私立寄宿学校:圣塞浦里安预备学校。1917年,奥威尔考取奖学金,进入英国著名的伊顿公学,但他穷学生的背景使他备受歧视。早年的经历影响他同情社会的底层人民。1921年,从伊顿公学毕业后,为减轻家庭负担,他投考公务员,加入了英国在缅甸的殖民警察队伍,服役五年。在缅甸的经历让他认识到了殖民主义罪恶的一面,“当时我已经确信殖民主义是邪恶的,并且决定尽快弃职脱身。从理论上讲,我是站在缅甸人这边反对其英国压迫者的,当然,我这也只能是深藏在内心里的想法。至于我做的工作,我仇恨至极,难以言表。干这份工作,我深切感受到殖民帝国的罪恶”。

9.
”据说一位导演在排练哈罗德·品特的戏剧时,曾要求他提供一些人物出场之前的生活细节。品特的回答是:‘你***管好自己的事就行了。’“

文学作品,优秀的文学作品可以怡情,可以改善气质,可以提升人的内涵,好处多多,可是优秀的文学作品在不同的读者眼里,起到的成效却截然不同,归根结底在于每位阅读者不同的人生经历和惯性思维使然。洪子诚教授的这本《文学的阅读》或许会让阅读者在阅读文学作品时获得不同的体悟与心得。

1927年,奥威尔离开公职回到英国,开始了长达四年的流浪生活,辗转于英国本岛和欧洲大陆,先后做过酒店洗碗工、教师、书店店员和码头工人。这一段时期的经历使他深切地感受到了社会整体对于个人的压力和普遍的社会不公。奥威尔自己曾经提到“贫困的生活和失败的感觉增强了我天生对权威的憎恨,使我第一次意识到工人阶级的存在”。1933年,他以自己的经历为题材,写成并发表的《巴黎伦敦落魄记》,1934年的《缅甸岁月》,用的是乔治•奥威尔这个笔名。1935年和1936年他分别发表两部小说《牧师的女儿》和《让叶兰飘扬》,1937年和1938年又分别发表了报道矿工生活的《通往威根码头之路》和记叙他在西班牙内战经历的《向加泰罗尼亚致敬》。

10.
“今天,‘character’这个词代表个人的精神和道德品质,正如安德鲁王子在讲话中声称的,他在福克兰群岛战争中受到枪击‘相当地锤炼品格’。也许他的品格需要受多一些锤炼。”

洪子诚先生的这部书共十二小章,每一章创作均是真实的感悟,对文学作品的独到见解,会让阅读者将未曾想到的肓点厘清,从而对作品有新的认识。很简单的语言却组合在一起形成沁人心脾的温润力量。

奥威尔的批评风格是一贯的,始终影响他自己的写作取向,他总是受到一种写作之外的力量的左右,所以写作的形式、审美意趣对他来说都不是一种目的,他也从来不会为写作技巧本身而去追求其完美。哪怕在讨论其他作家的时候,即使有精致艺术的一面,他也会一掠而过,不再去理会。

11.
谈简·爱的人物形象:“自以为是、爱说教,还多少有点受虐狂,算不得最讨人喜爱的女主角,一般人大概不会愿意和她坐在一辆出租车里。”

在《种种可能:周梦蝶与辛波斯卡》里,人生本就有种种可能,何必为不存在的未来而焦虑?过好此时,不忘过去的教训,如此的人生态度方能不虚度,不狭隘,不局促于隅。随意而简朴的生活方式,只要时间够长,也便成为传奇的力量,正如周梦蝶,在41岁已值壮年时默坐繁华街头祈佛习禅,成为台北知名的藝文“風景”,“偏爱读诗的荒谬,胜过不读诗的荒谬”。幸或不幸,也在于各位观者的自身解读。

奥威尔是一个以诚实的政治信念来真实写作的作者。在《我为什么写作》中,他说:“在我缺乏政治目的的时候,我所写的东西,无一例外地都毫无生气,都成了华而不实的段落、没有意义的句子、矫揉造作的形容词,总之,都是废话。”虽然奥威尔所作的是政治的写作,但他不信任任何意识形态,他的写作依靠的不是这样或那样的政治理论,而是他自己的经验和感觉,这种经验和感觉不是孤独的,而是与他人的生活现实联系在一起。他讨厌那些由精英知识分子所设计的社会改造计划和理论,因此,他在陈述自己的政治见解和社会认识时,选用的是普通人能够阅读和理解的文字形式。他憎恨一切政治欺骗,尤其是用文字来糊弄人民的伎俩,所以他自己用一种诚实、真诚的文字来写作。

12.
“……事实上,每一事物都必定有和其他事物类似的方面。中国的长城和心痛的概念是相似的——两者都不能给香蕉剥皮。“

我们可能会遇到两类不同的诗人:有些需要联系他们的身世,有些则更具自足性,作者称前者为“有故事”的诗人。周梦蝶就是这样一个有故事的诗人,诗、人生、心性、行为、自白、灵魂互为注脚,彼此印证。“我偏爱我对人群的喜爱/胜过我对人类的爱”,敢于自言者,便有了最初的勇气。

奥威尔的种种写作努力未必都绝对成功,但是,他努力了,并以此为真实的写作作出了示范。奥威尔说,“好文章就像一块窗玻璃”,与那些先意承旨、揣摩风向、首鼠两端的知识分子用貌似深奥的花言巧语讨好权力不同,他从不谄媚权力,他的文字清晰、准确、简洁,如同一扇明净的玻璃窗。透过他的文字,我们看到他所生活的那个真实世界和他的真诚思考。他所思考的那些重大问题――社会主义的正义和自由理想、知识分子的自我欺骗、文学与政治的联系、极权对人类的毒害和摧残――都仍然与我们今天的世界有关。奥威尔的写作让我们看到,对这些问题没有简单的、一劳永逸的答案和选择,他对这些问题的写作体会是,“写书是一场可怕的、让人精疲力竭的战斗……如果不是受到某个既无法抗拒,也无法理解的魔鬼的驱使,谁也不会去干这种事。”在短短不到四十七年的一生中,在这场令他精疲力竭的战斗中,他从来没有懈怠和退缩,更重要的是,他一直都很清楚,也很确定,自己到底是在为什么而战斗。

13.
吐槽王尔德:“奥斯克·王尔德,另一个唯恐天下不乱的爱尔兰人,索性以侮弄英国人为业。根据他的说法,真理是‘人最近的心情’。对他而言,真正的自由既意味着不受稳固的自我身份限制,也意味着不受限制地和英国贵族的公子们上床。”

自雪中取火,且铸火为雪,两个极端融于一体。洪子诚先生为文并未将现实生活的无奈与绝望过多展示给读者来审慎,可是全书十三篇著作无一不体现了民生、民之所愿,这种大而化之的理念更显露出洪子诚先生是个心系普通民众的有情怀有良知的文人作者。没有了这些肯为普通民众疾呼的知识掌握者,没有他们字里行间的呼吁,不知这世间诸多苦难是否仍要掩饰在华文美乐之下。

《政治与文学》读后感(八):《政治与文学》:听奥威尔说政治、文学与生活

14.
随手黑川普:“如果有谁像某些浪漫派的作家一样,认为想象优于现实,那就说明他对日常现实抱着一种古怪的否定态度,觉得不存在的事物永远比存在的事物美妙。这要是指唐纳德·特朗普倒也罢了,可换成纳尔逊·曼德拉就不对头了。”

就如洪子诚先生在《读契诃夫:“怀疑”的智慧和文体》里所言:照亮我的灵魂……敢问世间有几人有勇气去相信灵魂深处的回响,又有谁有勇气将这灵魂深处的回响付诸实施。

文/吴情

15.
吐槽狄更斯:“孩子对现实的看法也许很生动,但却是支离破碎的,狄更斯本人的视角也常如此。因此他频频在小说中用孩子的眼睛来看世界,实在是再合适没有了。”

冷漠已然成了社会通病,文人之笔在于将冷漠的灵魂唤醒。最后,就以辛波斯卡《在一颗颗小星星下》中一句诗为结吧,“我知道在有生之年无法找到任何理由替自己辩解,因为我便是我自己的障碍。”

米兰·昆德拉曾评价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的小说是伪装成小说的政论。他认为,“奥威尔跟我们说的东西,完全可以在一篇随笔或者一篇论战文章中说出。”诚然如此,这位以《动物农场》和《1984》享誉世界的小说家,作品中一以贯之表现其反极权主义思想和对威权的敏感和憎恶,常常三言两语便拆穿了日常的吊诡和当局的暧昧,凡其文笔所及,既令人胆寒,又让人心生敬畏。

16.
谈托马斯·哈代:“哈代笔下的人物会让读者吃惊,而奥斯汀和狄更斯则不会。哈代的人物有可能突然从窗户跳出去,与一个自己生理上厌恶的人结婚,爬到树上一动不动坐上老半天,脱下内衣解救困在悬崖上的人,心血来潮在集市上把自己的老婆卖了,或在没有任何明显理由的情况下,和别人展开一场极为精彩的斗剑。”

不过,奥威尔的小说并非人人皆可进入;而一旦进入,往往轻易不能离开。进入之难在于,你必须熟识公共宣传和意识形态的操作机理,以及国家、民族意志对个人情绪的塑造模式;离开不易则因为,当日常中的不合理被这一敏感者揭露之后,你还得重拾生活的信心和勇气,尽管你的思想早已被碾成碎片。那么,不妨以这本《政治与生活》随笔集走进奥威尔的世界,听奥威尔说政治、文学与生活。

17.
举了奥威尔和戈尔丁的作品为例:“事实上,故事里有几个孩子比奥威尔小说里的猪强不了多少。”

奥威尔早年活泼开朗,后被父母亲抛入一所圣塞浦里安学校就读,学校以升学为唯一指标。据奥威尔所言,这是一所以金钱和权势为教学指导两翼的学校,在工具性价值观念的指导下,对学生毫无关爱,个人的价值和意义、受尊重度由家庭背景和财产多寡来衡量;相反,这里只有接二连三的规训和惩罚;儿童的自然天性被竭力抹杀,被强制灌输学校和社会的价值观。可怕之处不止于此,而是个人对这一体制的麻木、顺从和适应。或许,从奥威尔的童年出发,有助于理解《1984》中那个“老大哥”,理解个人对外在无法控制、而又时刻塑造“歪曲”个人的威权的恐惧与战栗。

18.
“我们无从知晓麦尔维尔的作品是否能够跨越时空,激发人们的兴趣,因为我们还没有到达历史的终点,尽管某些政治领导人极力想要促成此事。”

英文中有一句谚语,“Childhood shows a man as a morning shows a
day.”心理学家也多认为,童年构成了一个作家写作生涯中最重要的部分和所有的隐秘。如果说在早年的悲惨生活中,奥威尔在外在的重压下被迫挣脱,那么,长大成人的他则在主动试着思考这个世界的荒诞。在《西班牙内战的回顾》中,他思考着革命与人性,追问在革命至上的口号中,个人何在;令人想起法国著名小说家维克多·雨果在《悲惨世界》那句名言:“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文主义。”

19.
“假如一个作家老师把‘Buckingham’,即白金汉宫中的B写成F,大家会认为她是在表达某种政治观点,而不是不识字。”

除了在生活中检视政治道德外,奥威尔也有不少对文学的洞见。作为一名小说家,他特别重视英文的创造性和生命力。在《政治与英语》中,他指出,为了现实经验和思想表达的需要,英语应当与时俱进,同时更好地服务于文学想象力的展开。当然,这一努力是几代人的事,有才华的文学家应居于潮流中间。在《查尔斯·狄更斯》中,他指出了舆论对狄更斯武断、刻板式误读,在《李尔、托尔斯泰与弄人》里,他表示了学院派对莎翁过度发挥、过度阐释的反感,为托尔斯泰辩护。另外,在评论鲁德亚德·吉卜林时,他丝毫不因同为英国作家,而为这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态度做伪饰;凡文笔所及,批评尤厉。

20.
“马塞尔·普鲁斯特的语言通常是清晰明了的,但即便是他,也会写出长达半页纸的句子,其中充斥着迷宫般的迷巷和弯弯绕绕的句法,为了把意思表达充分,不放过任何一个曲折的语法弯道和险径。”

作家常会被读者问及何以从事写作,是在谋生需要的催逼下,抑或是为了某个崇高的目的,奥威尔也难免俗。在《我为什么写作》一文里,奥威尔写道,“在很小的时候,我就知道,自己长大以后要当作家。”尽管在青年时期,外界事务曾一度干扰其专事写作。对奥威尔来说,写作近乎一种救赎活动,通过“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抵消自己在日常生活中的失败”。写作不是一种生活方式,不是达成某一目的的手段,而似终极的存在本身。

  1. 谈文本解读:“在某种情况下,’Shall I compare thee to a Summer’s
    Day?’的意思也许是“肩胛骨下面一点点,再帮我挠挠好么?”

中国古代文论中有一种说法,“人如其文”或“文如其人,也即个人的道德品质与文学才能相称,这句话对乔治·奥威尔说尤其恰当。当他从个人主义角度出发,向可视但不可对话的外在集体、威权主义表示了愤怒和憎恶时,他已经向一切不证自明的所谓权威扎下了锐利的匕首。而每一个有情感、有良知、有思想的人,都应该反复阅读。

22.
谈到《哈利·波特》:“有一处哈利用魔棒清洗一块弄脏的手帕,以便用它清洗烤箱。干嘛不直接用魔棒清扫烤箱呢?”

如要转载,联系。

23.
“和其他艺术家一样,浪漫派作家借助的材料并非他们手创。从这个意义上讲,与其说他们像小型神祇,还不如说像砌砖工人。”

《政治与文学》读后感(九):奥威尔的强迫症

24.
“文学语言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极其丰沛华美的。这对于我们的日常语言是无言的批评。它的雄辩对于这个基本使语言沦为粗劣工具的文明无异是一种职责。它可以充分暴露所谓的名言警句、手机短信、商业黑话、小报体散文、政治套话、官僚八股等话语方式的贫瘠。”

1937年,英国诗人奥登在其诗作《西班牙》里表示了对斯大林残酷的“必要的谋杀”的谅解,奥威尔在《阿瑟•凯斯特勒》这篇文章里说道,奥登这样的左翼知识分子,他们自己生活在安全的英国民主制度中,却对别国的极权表示谅解,并为之辩解。他们为虎作伥,使得极权更合理,更不容批判,因此使得极权受害者的生活更加苦难。这样的知识分子实际上已经成了极权受害者的加害者。

25.
“世上平庸的诗人比比皆是,但要取得麦戈纳格尔这般骄人的成就,着实需要那么一点惊天地泣鬼神的功力。糟到过目难忘的地步——蒙恩跻身此列的只有极少数人。难得的是他始终如一,一直坚守着最不堪的标准,从来不曾游移。真的,他完全可以骄傲地宣称,他写下的诗没有一句不出众,也没有一句不出彩。有人会问,这种人是不是明知自己不堪,还这么写?这个问题是没有意义的。就像电视达人秀里那些没有多少实力的选手,糟就糟在不知自己有多糟。”

遭到奥威尔这种责难的知识分子远非奥登一人,康拉德、萧伯纳、叶芝、乔伊斯、艾略特都无一幸免。奥威尔所不满的,是英国的这些重要知识分子,几乎没有一个是从内部观察过苏联那样的极权制度,却深受对方的影响,有的人对苏联持无知的不赞成态度,有的则持不加批评的的崇拜态度。

这只是本书中的一部分吐槽而已。总的来说,伊格尔顿此书并不如以往那么晦涩难懂,也正因如此,读起来既有用又有趣。由于是摘录,上述引文难免有断章取义之嫌,所以,还是完整地读完原著吧。

政治立场是奥威尔非常在意的一点,以前只读过他的《一九八四》,当然,对他的其他政治语言小说也有所了解,这些伟大而又发人深省的作品当然值得阅读和推荐。但是,有一个吊诡的现象,作为文学家的奥威尔,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反而没有其在思想史上的地位高,我们提到奥威尔,首先想到的是他的《一九八四》、《动物庄园》,我们几乎没有把这些书当作文学作品,而是当作反和乌托邦的思想性著作。

《文学阅读指南》读后感(六):读后感一篇

当我第一次读《一九八四》的时候,我完全是带着顶礼膜拜的心态的,这本书太有名了,有太多的人推荐。但是当我读它的时候,我并没有体会到文学的温度,也没有感受到艺术的美感,这跟我阅读其他文学作品完全是一种不同的体验。当我再读奥威尔的《政治与文学》时,我想我应该明白了其中的原因。奥威尔无疑是位极具敏锐洞察力、同时又具有强烈正义感的思想家,但是他把自己的文学范畴限制得太死,以至于在他的作品里,我们根本感受不到文学的美感和温度。他希望用政治对抗极权,殊不知在冷冰冰的极权社会生活过的人,对这样冷峻的写作是否也会有一种抵触心理?

伊格尔顿在谈及把一部文学作品定位为伟大到底意味着什么的时候,提到了但丁,以为给其贴上“伟大”的标签,更多的是“碍于名份,而非发自内心”。本以为然,没想这会子改了主意,因为想到了:伊老爷子于我,就是写出《审美意识形态》这种读完之后不知所云的存在,可是摸着良心、真诚地说,这么些年我的崇敬之心都是绝对发-自-内-心。只不过,是发自内心地感觉智商被碾压。
与我一直龟速推进中的《20世纪西方文论》相比,本书所带来的阅读体验不是单单“愉悦”二字所能概括。这一两个月来读的书不是晦涩得一口咬下去要碎牙,就是各种“戳心”、又哭又笑系列,难得遇到如此好玩的书。这一日半,频频被逗得自顾自笑不停。也因此,对于大神的崇敬之情越发深厚。聪慧过人、才华横溢,而又难得地既清明又有趣。
我在刚进入文学专业学习的时候,就是伊格尔顿所说的那种人——直奔“说什么”,而不管“是怎么说的”,即对内容的关注远甚于形式。因为当时正处于老爷子所说的“疑惑”的情境中,即“不确定自己处于何种情境”,总以为自己与具体的生活是脱节的,有身处“浮城”之错觉。文学的阅读与讨论实际上成了人生观构建的一部分。本书开篇的学生关于《呼啸山庄》的讨论是很有代表性的。在我们评价希斯克里夫和林顿谁更好,或者更喜欢媚兰还是斯嘉丽的背后,有这样的潜台词:我们希望自己成为或者不成为某一种人。在这种意义上,文学阅读,成了我们成长的一部分,形式会很自然地被相对忽略。
随着积累的增多,如今对形式也开始有了关注,同时也逐渐意识到,形式本身承载了部分内容,有时甚至直接构成内容本身。叹服于伊格尔顿对《印度之行》开篇第一句话的细读,特别是对于“主语被向后推了两次”的极为敏锐的捕捉。这种由文字的把玩而成就的“不动声色的优雅”让我联想到《老巴塔哥尼亚快车》,那位毫不掩饰自己的刻薄的作者的语言确实是放纵式的。而《尘世权力》的开篇的选择,则让人大开眼界。老爷子的评价则甚精到:几乎每个单词都在蓄意撩拨读者。
最让我笑欢了而又最为佩服的微观层面的批评案例是他对于《黑绵羊巴巴叫》的解读。“第一句话是谁说的?”这个问题一抛出,整个人的神经都被调动了起来,文本也随之运转了起来,而显得鲜活。“黑绵羊,巴巴叫,问你羊毛有没有?”——仔细一琢磨,才发觉到口吻的奇怪。伊格尔顿追求的是文学批评的能够“自圆其说”,认为“合理的限度”是由历史塑造的,而“逻辑的限度”得益于文本内部的互证。也就是说,文学批评应该符合逻辑,要有足够的文本提供佐证,这是文本细读的基础。
而在整体把握文本上,伊格尔顿也指出了几个入口:人物、情节、主题、叙事。当然这些宏观的批评都离不开文本细读这一基础。在这些层面的分析上,有一点正是译者范浩在后记中所说的“一个意思,唇焦舌敝地说了又说,想不懂都难”——我们如今关于人物、情节、主题、叙事的认识并不是自古有之。文学的观念正如历史的观念,是在不断更新的。他力求不失偏颇地呈现不同时代的观念,我则更倾向于认同现实主义对于人物、叙事的认识,而觉得现代和后现代对于“身份”不确定的呈现、叙述本身的质疑虽在某种程度上更为真实,但也是更没有生产力的。伊格尔顿认为《达洛维夫人》、《尤利西斯》一方面会增加“焦虑”,另一方面也“可以把我们从桎梏中解放出来,不再把人生看成是目标驱动的、按照逻辑展开的,以及严格遵从首尾一致原则的”,因而也更能“帮助我们更好地享受人生”。从我个人的体验来看,前者远大于后者。我无法不认同伍尔夫等现代或后现代作家们的文本中所呈现的真相无法被认识的观念,因为时代如此。但更愿意退一步,不再如从前那般纠缠于其“不可认知”这一暂定而又于此时此地的我而言必然的事实,而是“认了”,承认并接纳人类的认识必有局限,并立足于这个再具体不过的时空点上,用有局限的视角去认识“我”所能认识的。《历史的观念》就指出维科对于笛卡尔主义的反叛有一点就在于指出:人类社会的组织是从无中而生有的,因此是一件人类的factum[事实],也因此对于人类的头脑是可知的。当然,在文学的语境里,情况会有很大的不同,因为在19世纪末文学开始不断内倾化,不断关注人的内心之后,人心理的复杂性似乎又成了另一个显而易见的不那么可知的领域。但无论如何,我相信限度,相信局限意味着相信存在不可知的同时,承认也有可知的存在。
在本书的最后一章,伊格尔顿也终究触及了文学的“价值”问题,讨论什么样的作品才是有价值的。他对诸多流行而并不可靠的判断标准一一作了质疑,如创新的就是好的,真实性是最高标准,永恒与否是关键,复杂深刻是决定性因素之一,好的作品应该是连贯的,等等。妙论多多,于是到了最后几页,我怀着激动的心情想要找寻“到底什么才是判断文学作品好坏的标准”的答案时,却发现他并没有明确指出,甚至不惜和读者开了个玩笑,并以对《银色泰河上的铁路桥》的讽刺作结。隐约可以判断的是,他认为文本应该既“文学”,又有效果。而“文学”又似乎倾向于“自然”。
以上是本书在作为文学阅读的指南上的名副其实,但我对本书的喜爱另有主观的判断在。作为一本非学术著作或者说非学院派的著作,伊格尔顿在书中除去令人捧腹的幽默,还时不时发表对于现实人生的看法。而巧的是,我最近一段时间对于现实的基本认识与其时不时跳出来说的那些个话有诸多契合之处,而他更清楚地点了出来,并有更为深刻的阐发。
整本书中最令我震撼的是他对于《暴风雨》结尾的分析。他说“全赖诸位看官出手相助”意味着“观众一旦鼓掌,就说明他们承认自己是在看戏。如果他们认识不到这一点,那么他们就和舞台上的人物一样,永远被禁锢在戏剧营造的幻象之中。演员不能下场,观众也不能回家。”推而广之,舞台剧表演最后的谢幕和鼓掌都天然地有着一层的意思。但我从来没有意识到,当初在人艺看《六个寻找剧作家的剧中人》时,结尾处的那声枪响和最后的掌声没有把我甩出剧情,反而摄住了我;后来在沧江剧院看《蒋公的面子》,哭哭笑笑,到了演员谢幕之后,我和同事沿着海沧大道的海边走了一遍又一遍,纠结地将虚构的剧情同生活对应了去看。不由得想起韩剧《w两个世界》,对于我这种阅韩剧无数的人来说,不管多么清醒,还是免不了会在不同层面上被洗脑的吧。通过女主,w整个故事紧紧地拽着人们投入到拯救漫画主人公姜哲的期待之中。观众在想象中完成了对主人公结局的安排。这一笔堪称是韩剧的一个方面的绝妙象征。伊格尔顿认为,文学中的人物在结局处小时,理应消失,读者应该区分虚构与现实。而以w为代表的韩剧则致力于强化人们为虚构人物设计美好未来的信念。电视剧的制作方更是期待并诱惑、鼓励观众的不同层面、不同程度的代入。观众因此会在故事的结局处,不能接受结束,而迫切地渴望投入到下一部剧中。这种循环,会取代现实生活的实感。那些虚构的故事中的人是没有前史,也没有后来的,可是我们活在现实中,有过去人生的轨迹,有将来要走过的路,无论是怎样的,我们都没办法随意丢弃,就如n在毕业作品的小说中写的,我们不可能像擦掉一个错别字一样抹去父亲这样的存在。过去,不管有多么丑陋,都需要回过头,捡起来,分辨清楚了,才能前行。
他说:“人在长大成人之后,必须学着接受一个事实:无论自以为多么自由、多么独立,我们的生命都来自他人。人的位置由一段他基本无力控制、也几乎全部了解的历史所决定。”面对现实人生,正在一个“认”字,对于自己的过去以及由此决定的自己如今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人生而不平等的事实,人的意识是被人成长起来的时代、社会所塑造的这一事实,无论我们多么想像孩子推开不喜欢的东西一样推开,都是最好接纳并消化的。正如伊格尔顿所说,“我们必须学着接受这个难局。”也正如上周孙老师所说,人不能总是和现实处于对抗状态,然后把所有不平揣在心里,要学会消化自己走过的弯路。内耗过大,是不利于人更深刻的认识自己的。对立,会让人退到一个封闭的状态,从而造成自恋而非自我认识。阅读也是一样的,伊格尔顿很明确地指出,“如果我们只对反映自己兴趣的文学作品有感觉,那么阅读行为就成了自恋的方式。”
我所能感受到除去开放的文学批评的路向,还有的就是这种开放的人生态度。孙老师身上有一种与他相一致的气质,都在追求有“生产力”的批评方式和生活姿态,而不是画地为牢、固步自封。
他很有效地指出了“孤独”这一时代病的根源在于“共同标准”的崩塌殆尽,却不是为了消解意义,而是更深刻地指出这种崩塌来自后浪漫时代对于个体“特殊性”的强调。他说,“怪癖使怪人成为囚徒,正如习俗使常人成为囚徒”,由此所要强调的是,真正的沟通的重新建立的重要。而这正是我一直的追求,沟通与理解,达成人与人的各种联系。
由此,做到“更多地享受人生,更少地伤害别人”,由此,不再“剑拔弩张”。

这样的奥威尔,除了是个性使然,历史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我们可以在他的文章《我为什么写作》里看出一点端倪。奥威尔在家里排行老二,8岁之前很少见到父亲,从小就养成了孤僻的性格,他提到,“在很小的事,我就知道,自己当大以后要当作家”。

《文学阅读指南》读后感(七):穿着木屐跳舞的伊格尔顿

奥威尔在文章里提出影响作家的4个动机,分别是,1)纯粹的利己主义、2)审美热情,3)历史感。4)政治目的。奥威尔强调,在他刚成年的之前,前3个动机对他的影响要远远大于第4个,但是成年之后,政治目的开始主导他了他的写作。

关于怎么阅读文学的书,市面上已经有不少,多一本不算多。特里·伊格尔顿老爷子就此自嘲:“文学分析这个行当,就像穿着木屐跳舞,快要跳不动了。本书企图借助对文学形式和技巧的细察,在驰援的队伍里凑个数”。这本书关注文学的开头、人物、叙事、解读、价值五个方面。这些是构成小说的机理和要素,但并不局限于小说,还包括更广义的文学,如诗歌和戏剧。

他的第一份工作让他对权威有了天然的仇恨,也使他第一次意识到工人阶级的存在,并且对殖民主义的本质有所了解。1936年至1937年间的西班牙内战和其他事件,使他明确了自己的政治立场,他此后的每一次严肃写作都直接或间接地为反对极权制度、为实现民主社会主义而作。他也说,“你越是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政治立场,你就能够一方面积极地参加政治斗争,一方面保持自己审美和思想方面的独立性。”

关于“解读”很有意思,牵涉到“诠释和过度诠释”的论题。一篇文本,如何才算是正确的诠释,如何又显得过度?

孤僻的性格,还有历史的因缘际会,造就了奥威尔独特的写作风格,这样的作家当然是难能可贵的。但是,当他在书中如此严厉地批判其他同时代的作家时,我却有些不赞同,奥威尔仿佛是一个带有强迫症的作家,他把自己的“政治正确”当作判断作家好与坏的一个最重要目标,那些不达标的作家就会受到他的责备,这在他的《政治与文学》一书里屡见不鲜。

伊格尔顿就告诉读者,一篇文本同时可能通向多少条道路,有些是合理的,有些为什么不对。伏地魔的名字Voldemort和英文中大量带有负面意义的V开头单词暗合,暗示了他的魔性,这就是合理的诠释,因为《哈利·波特》的作者就是运用文字暗示人物性格的。《咩咩黑羊》之类的童谣,是否暗含着厌恶、讽刺,甚至歧视和侵略?如果从童谣的性质分析,会觉得这样的诠释荒诞不经,但作为阅读者,伊格尔顿教我们不局限文本自身的模样,读出更加丰富的内容。比如《哈利·波特》和狄更斯还有渊源,血缘与阶级,孤儿成长史等元素,让这部通俗小说的写法其实师承经典。

当然,我这么说并不是指奥威尔的批评没有道理,只是文学作为一门艺术,是不是仅仅只有那一项标准?在我看来,文学是一门审美的艺术,而不仅仅是一门政治的艺术。此外,他在《李尔、托尔斯泰与弄人》里对托尔斯泰和甘地的批评,我也是不敢苟同的。

译后记说这本书算不上经典,伊格尔顿的评论也不一定令人心折。我想,关于怎么阅读小说的书,可以写得妙语连珠让读者击节称赞,而这本书语言平实,它是伊格尔顿老爷子的私人阅读录。老爷子没有完全屈服于“经典”名称,在书里点评了自己不满意的文学作品,比如作者意志干涉太多的《简·爱》等,带着褒贬的趣味:“夏洛蒂的《简·爱》是单一的叙事视角,这个视角就是女主人公本人,这实际上是要读者听简的话,她说什么就是什么……作为读者,我们也许会怀疑她的说法不见得就毫无自私自利的嫌疑,也不见得总是秉承与人为善的宗旨。可是小说似乎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

当然,我这种言说也是很危险的,上面的观点并不代表我赞同奥登在《西班牙》里的说法,只是想说,在我们谈论文学的时候,最好不要掉入政治的陷阱,就像我们今天谈论莫言。

这本书通过伊格尔顿老爷子的私人感受,向读者引申出阅读文学的方法。其实不止是教授方法,阅读这些书本身就是很有意思的“读者交流”,一个老读者告诉我们,他从这些文本中发现了哪些妙处,诠释得熨帖又精当,让读者惊喜于文本背后的形象原来这么有趣。

《政治与文学》,乔治•奥威尔 著,李存捧
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5月版,定价3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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