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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动艺术》旨在以话题为中心,以历史为线索,以理论为指引,逐步梳理出中国现代艺术的脉络。追求历史厚度,理论深度和现实广度。《流动艺术》意在以传播时代艺术为宗旨,以选题策划、展览等宣传形式对当下在某一方面作出积极贡献的艺术家的艺术作品进行记录。

  柳建伟应当是中国当代文学阳刚雄强一派的典型代表,他以强烈的使命感拥抱这个波澜壮阔的时代,去纪录这“千年来未有之变局”的主要潮流走向,去解析其中错综复杂的矛盾症结,去求证伟大时代的正确运行轨迹。他的作品赞颂与忧患齐重,浓烈的理想主义与浪漫主义让人激情满怀。“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虽“芳与泽其杂糅兮”,但“羌芳华自中出”。积极入世,直面困难,勇往直前,这正体现着柳建伟的军人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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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抽象绘画开山者、国家一级美术师徐冬冬董腾飞/摄

  在历史的长河中记录“流动”的每一个瞬间,正如中国画论所讲的“笔墨当随时代”,艺术家虽不算先知但却反映一个时代,并真实再现社会的演变,用有针对性的艺术语言,真实再现了对现实社会的认知与演变。流动艺术系列,系统全面地记录当下的社会意识形态,并用真挚的艺术语言唤醒人们的思想真谛。《流动艺术》已经成为艺术家、爱好者和研究者的共同家园。新水墨是中国当代艺术潮流中非常重要的艺术现象,中国当代艺术在世界当代艺术发展中的重要转折时期。2012年流动艺术开始策划中国具有当代新水墨艺术代表性的上下集丛书的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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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剧照

  画家简介

  《新水墨》书中收集了70多位中国当代艺术家中最优秀的,最具有代表性的艺术家的作品,著名的艺术评论家的文章等。此书在2013年底正式出版。书中采访了著名艺术家张羽,对著名艺术家徐冰,谷文达等作品进行了深入分析,介绍。同时,书中收录了中央美院院长范迪安,北京大学艺术系院长彭峰,易英等著名艺术理论家和批评家的的理论评论文章。《新水墨》一书,对新水墨的发展进行了梳理。对一代代艺术家在艺术表现方式,中西方艺术结合和突破等方向的进行了总结,分析和探讨。

  记者(以下简称“记”):作为一位军人,您觉得军旅生涯给自己的人生和创作带来了什么影响?

②沪剧《敦煌女儿》剧照

  徐冬冬,字苦藤,号寄人篱下人,生于北京,祖籍浙江省宁波市。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美术师,是一位有国际影响的艺术大家,创立了具有中国哲学思想的绘画流派——中国抽象绘画。联合国、中国文化部、中国美术馆、中国美术家协会等,均为其主办个人大型画展。

  《新水墨》书,实现了3方面的突破:

  柳建伟(以下简称“柳”):我今年44岁,出生那一年是建军36周年。1979年,建军52周年那年我参军,当了28年的兵。我人生中的青春年华、最美好的时光都是在部队度过的。参军那年,我国刚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改革开放到今年也是29年左右。我当兵正好赶上了一个好时代,在改革开放的28年里,随人民军队发展成长,因此,对我们军队所发生的一些变化的感觉,与那些不是在同一年代参军的人是不同的。

③话剧《追梦云天》剧照

  代表作品有《自画像图轴》《寿图轴》《红河谷》《距离二十三》《围与不围》《无根的神韵》《太极》《四季》系列组画等;《吉祥贵寿》《写松》《秋风吹下红雨来》等为中国美术馆收藏,《听闻残雪话春曲》为联合国收藏。

  (1)从学术角度,给新水墨的艺术发展留下了相对系统完整的记录,这是对艺术史和艺术研究的重要贡献;

  从国家来看,这20多年也是中国历史上发展最好的一个时期,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稍有良心和客观眼光的人,都会认同我这个判断。前一阵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培训班上的讲话,为党的十七大做了理论准备。他强调要高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坚定不移地解放思想,坚定不移地坚持改革开放,坚定不移地用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坚定不移地为实现小康社会而奋斗。这是对近30年改革开放道路的更高理论层面的一种认定,要让它成为我们的全民族共同的理想,这说明我们所走的道路是完全正确的。我以为,只要中国不乱,再发展20年,我们可以取得远迈汉唐盛世的伟大成绩,那时候我们的综合国力绝对是世界第二第一的水平。

遵循了现实主义的创作规律,显示了现实主义的精神气质

  出版有《徐冬冬诗画集》《徐冬冬画集》。他所创作的名为“阳光与和谐的梦想”的大型国际性行为艺术(1997-2001),遍布亚洲、美洲、欧洲的1700多家图书馆、博物馆和美术馆均参与其中。他在中国的哲学里寻找着抽象的概念,使之成为其绘画语言,形成了独具风度的中国抽象艺术思想及艺术流派。(视频采制/光明网记者王恩慧董腾飞)

  (2)给艺术家的理论研究提供了平台。把著名艺术家集中在一个平台上,就一个主题进行探讨,百家争鸣,这是一个大胆的创意,从市场层面,也提高了推广这些艺术家艺术思想的效率;

  这30年,我们国家获得持续的发展,能有今天这个样子,如果没有军队的强力支撑,也是不可想象的。所以我觉得当兵很值。我为在这样的一支军队中服务,感到非常自豪、欣慰。今年是建军80周年,这是很提劲的事情。什么样的时代可以造就伟大的文学艺术?我以前讲过,伟大的时代,必然有伟大的文学艺术之创造。你选了这条路,又赶上这个好时代,总能尽情施展自己的才情。时代给予我机会,又向我展示了这种盛世风采。可以用一句话来形容:我们遇到了千年未有之变局。这样的变局为文学艺术提供了非常丰厚的土壤和资源。我选择走文学之路,是与改革开放同步的。那时我一心一意想用文学来回报养育我的这片土地,回报一下滋养我、为我提供施展才情的舞台的伟大时代。

在悠扬的乡音与全场的掌声中,《敦煌女儿》再度落下帷幕。对这台原创沪剧,我在八年中先后观赏了三次,发现该剧的呈现每次都有进益,自己的感悟每次则都有增加。其中的道理甚为深刻,颇堪探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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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以出版带动展览,以展览带动宣传,为艺术家作品展示提供了更广阔,更高效的平台。从专业上,推动了艺术理论研究和艺术表现创新,从社会层面,推动了社会对高雅艺术更深入的理解和认知。(文:姚已盛)

  我本着这样比较朴素的情感,一步一步走过来,刚开始写中篇小说,后来写长篇小说,后来又涉足于电影电视剧剧本创作。我自己也从中原地带的一个小县城的少年,参军到成都,再到现在在北京服役,实现自己的梦想。在中国,只要有梦想,只要为梦想努力,就能够实现。今天的中国处于一个几乎能够实现所有财富梦想的时代。我的成长经历有一种普遍性和典型性,如果把我的经历文学性地表现出来,也能反映这30年的波澜壮阔的历程。我对这个时代心存感激。

沪剧《敦煌女儿》演绎50多年前,上海姑娘樊锦诗来到莫高窟,投身文化古迹的保护、考察及敦煌学的研究工作。樊锦诗面对严酷的大漠生存环境,长期与亲人两地分居,经受了思想和情感的多重考验,始终不改初心,守护着世界性的文化瑰宝,书写了敦煌学的历史篇章。以樊锦诗的心路历程为主线,《敦煌女儿》还展现了常书鸿、段文杰等几代莫高窟人的群像,展示出中国知识分子爱国奉献的精神品质与忘我求索的科学态度。据主演茅善玉说,这个现实题材思想立意高、表现难度大,故而创排反复多、推敲时间长,上海沪剧院投入了全部力量,先后耗时八年,尽管历经艰辛,但这个戏却是真正地“立”起来了,回头一看,这一切不仅都是值得的,而且是必须的。

  【专题】著名画家徐冬冬

  关注社会的宏大叙事是文学的名门正派

与此相似的是,话剧《追梦云天》也经历了漫长而艰苦的创排过程。全剧以中国商用C919试飞为情节主干,塑造典型人物,设置矛盾冲突,展现了国产大飞机的工程设计师、验收审批员、试飞员和技术工人等老中青三代“大国工匠”的精神风貌,展示出中国民航工业40年来锲而不舍、攻坚克难、最终崛起的光辉历程,以“一架飞机的试飞”宣示了“一个国家的起飞”。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用了三年时间深入生活、提炼素材、激发灵感,创排后于2016年春首演、2017年夏再演、2019年重演。每次上演,上到剧名,中到人物情节,下到舞台风格都发生了几乎推倒重来的变化,剧组的所有人员都经历了反反复复的创作阵痛。就在这反反复复的阵痛中,《追梦云天》反反复复地宣示着中国话剧的品格和价值,那便是曹禺说的“思想的雷电,精神的光”,那便是洪升说的“一切有价值的话剧都是具有时代性的”,那便是田汉说的“真正的话剧不是单叫人白相和开心的,是叫人思想的”……

  记:您是一个时代使命感很强的作家,不管是写军旅题材还是非军旅题材,呈现在您作品中的问题意识、忧患意识都很强,您用作品思索和平时期军队建设的很多问题,思索人民军队在当今世界大趋势下多方面的严峻挑战,思索部队如何才能保持本色,打赢未来战争。这样写其实是很需要勇气和胆识的。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这是现实主义的生命和灵魂。沪剧也好,话剧也罢,无论什么剧种什么题材,什么方法什么风格,一切有价值有意义的文艺创作,都应观照现实、反映时代,都应具备并体现出鲜明而浑厚的现实主义精神。其中,直接取材于当下现实生活的创作之所以最辛苦、最漫长,其原因既在于题材的鲜活跃动并处于不断的变化中,难以完全掌控;更在于创作者自己身处其内,难以超越性地把握题材的本质,并予以相应的艺术呈现。现实题材的创作难度就在这里,克服这一难度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而现实主义精神的优势,也恰恰藏在这一个过程之中、在克服了这一个难度之后。对此,创作者没有神笔可仗,没有捷径可走,唯有更扎实地与生活同行、更紧密地与人民同心、更深刻地与时代同感悟,在不断的学习中完成思想的超越,在不断的感动中实现情感的升华,在不断的推敲中达成艺术的完美——更何况“文章不厌千回改”,舞台艺术本身就有反复修改以趋完善的内在要求与客观规律。这种全身心的投入与长时间的打磨,也被称为文艺界的“工匠精神”,与科学家的繁重实验及钻研精神异曲同工,正应了话剧《追梦云天》场刊中的一句话:“这台话剧既是当代中国科学家的严谨态度,也是当代中国戏剧人的从容创作。”

  柳:文学艺术的功能是什么?历来就有“歌德”和“缺德”之说。文学艺术的底线应该是通过展示真善美来净化人的心灵,让人类生活得更美好一些。我抱着一颗感恩的心来对待这个时代,我要用自己的作品来回报这个时代。但并不是要回避这个时代的矛盾,去为贤者讳、为尊者讳、为伟大的时代讳。我从问题入手,就是为了这个社会更美好。

儿童剧《那山有片粉色的云》也是一台直面现实、反映社会的作品,却以少儿的视角加以表现和表达。全剧描写几位少数民族留守儿童与上海都市少年从彼此隔阂,到互相亲近,最终互爱互助的故事,赞美童心的纯洁和美好,讴歌人类的亲情与友情。当贵州山区的笛声与上海城区的童谣一同响起全场,那种超越地域阻隔、消弭文明落差、无视贫富差距的爱的力量,不仅使小观众为之感动为之震撼,而且令大观众为之动容为之反思。看来,现实主义文艺创作要深刻认知现实生活,充分展现时代精神,反映社会普遍诉求,昭示人类美好愿景,就必须用鲜活的细节令人感受,用真诚的情感令人动容,用深刻的思想令人信服,用精湛的技艺、精良的制作增添文学的价值和艺术的魅力。要实现这样的目标,创作者必须志存高远、心贴现实、眼观本质,同时静心思考、潜心创作、耐得寂寞……唯有如此,方能使现实主义题材成为“立得住、传得开、留得下”的现实主义精品力作。当然,这并不是说它们已达到了最高的思想境界与艺术水准,而是说它们遵循了现实主义的创作规律,显示了现实主义的精神气质,正行进在从“高原”向“高峰”的正确道路上。

  这个时代还有着很多不尽如人意之处。作家、艺术家在某种情况下代表着社会良心,不能说谎。他们的任务之一是要揭示出生活中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在这过程中,要往前看,以前瞻性为未来提供一种借鉴。以忧患意识切入,比无条件赞美要符合作家的操守,也更是现实的需要。

守传统文化精神之正,创当代人文品格之新

  这其中提倡真善美应该是一种基本的态度。作家是啄木鸟,找出虫害是为了疗救。但如果只是揭露黑暗、批判社会中不合理的现象,这也不是文学的本意。负面的现实已经给人打击,文学应给人提供希望。真正的文学的功能是从问题进入,最后给人带来希望,对美进行一种维护。文学有它的理想精神在里面,不能太现实,还要带一些浪漫的情怀。没有这些,就非常麻烦。我想强调的就是,首先艺术家要对自己描述的时代有一个大的判断,它是一个伟大的时代,是一个处在上升期的时代,是一个能够为大家提供实现梦想机会的时代。在这个判断的前提下,可以去写所有的不如意。这是一个基本的判断标准。我的整个文学主张,我现在作品的主要表现,是基于这一点的:提出问题,引起疗救,然后以真善美给大家带来希望。

第十二届中国艺术节将于5月20日在上海开幕。作为集中展演全国最高水准舞台艺术作品的盛会,中国艺术节无疑是一块文化金字招牌。文化品牌的核心,是优秀的作品;金字招牌的核心,是无数个优秀的作品。作为本次盛会的东道主,上海一面充分发挥主场优势,为各地的精品力作来沪演出提供高标准、高质量的服务;一面全力展示创作成果,从众多文化品牌中好中选优、优中选新,推出包括上述三剧在内的共七部优秀作品参评参演。

  记:您的作品惯于宏大叙事,阳刚味特别足,不管是军旅题材还是非军旅题材,场面宏阔,紧张激烈,有战争感,这种写作特色除了技术上的考虑外,是不是也与您对当代社会的认识有关?

从总体看,这七部作品出自上海及海内外众多文艺工作者之手,根植上海丰富的红色、海派和江南文化资源,既有题材的广度、生活的厚度与主题的深度,又有剧种、舞台样式及艺术呈现的多样性,更有在传承基础上的发展,彰显了舞台艺术的生命力与创造力,概言之,守正创新。

  柳:一个作家的成长,与他的童年经历有关。我是城镇户口,在农村长大。当时的社会是一元社会二元结构,被分成农村户口和城市户口,农村相对处于弱势,造成弱势群体对强势群体的排斥和对抗。因为我的这种身份,这种排斥和对抗便不可避免地反映在我的身上,使我当时不仅要感受,更要分析。这使我对描述对象有了不同的感受方式,理性强于感性。因此我觉得自己与纯粹的农村出生和城里出生的作家不一样。

《敦煌女儿》以沪剧擅于刻画小人物内心世界的传统优势,来细腻地表现中国知识分子的高风亮节,从“身边小小的悲欢”完成了向“心中大大的梦想”和“民族深深的情怀”的跨越。同时,为增强节奏和戏剧张力,剧中适度引进了京剧的唱腔。这在沪剧史上曾有先例,但仅限于生角;此次同时用于生旦,既是对沪剧海派精神的忠实承继,又是对剧种艺术的再次突破。《追梦云天》为增强生活的现场感和人物的表现力,先用三维大屏幕以及图形、仪表、数据进行冷色调渲染,再用移动特写镜头强化演员的表演,两者交替、叠加出大国工匠严肃的科学精神与炽烈的创造热情。立足于话剧本体的艺术表现创新,呈现出理智与情感交融、论理同抒情互通的良好审美效果。

  还有,这也与我学习写作时师承关系有关。伟大的作品都是宏大叙事,都去关注社会问题。我认为这是一种名门正派的功夫。

对影片《永不消逝的电波》的舞台改编作品,堪称不计其数,却鲜有成功乃至超越之作。主要原因之一,便是守正容易创新难。上海歌舞团的原创同名舞剧,以鲜活的锐气、精纯的技艺打破了舞剧惯用的叙事模式,运用电脑编程的26块景片配合多媒体投影,打造出高辨识度、高真实感的旧上海环境,使精心设计、充满质感的肢体语言通过身临其境的方式,从观众的视听感受直抵他们的心灵深处,拓宽了当代舞蹈表演的疆域。主创始终坚持以戏剧性引领舞蹈性,并将两者融为一体,结合多种表现手段营造出融严酷与艰难、青春与浪漫、日常生活与生死谍战为一体的氛围,将革命志士坚定的理想、深厚的情意自然而真实地表现出来,既守了红色文化之正,又创了表现手法之新,赢得了“突破想象”“超越极限”的赞誉。行笔至此,笔者不由想起另一部“上海出品”——同样改编自影片的杂技剧《战上海》。革命战争题材显然更激烈更奋发,以杂技剧加以表现堪称绝配。更重要的是,对杂技剧而言,是其题材及表现手法从江南文化、海派文化向红色文化的一次开拓,一次再出发。整部演出融激烈与庄严、紧张与柔美为一体,给予观众全新的视听感觉和激扬的情绪体验。上海杂技以红色文化完成了新时代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记:通过作品,您实际在思索和平时期军人的使命,您觉得和平年代军队最值得关注和书写的是什么?

京剧《北平无战事》同样体现了这一追求,只是将人物及故事放在了解放前夕的北京。为实现从电视剧到京剧的“形变而神不变”,上海京剧院主创从国剧的本体出发,凭借丰富的现代戏创演经验,在保持电视剧主题思想、主干事件和高度文学性的基础上,对电视剧的人物和情节作了大胆的裁剪和必要的增设,把处于黎明前黑暗中的共产党人为理想而善于斗争、勇于牺牲的精神,用传统而有新意的程式表现出来,既守了传统京剧之正,又创了题材突破之新,践行了当代京剧激活传统、映现时代的双重使命。

  柳:军队在所有时期只能干两件事:和平时期准备打仗,战争年代打仗打胜仗。我们军队与其它国家的军队还有些不一样,我们军队是人民军队。胡锦涛总书记把军队的优良传统高度概括为12个字:听党指挥,服务人民,英勇善战。听党指挥是部队的性质决定的,英勇善战是要求在战争年代打胜仗的,服务人民就是在和平时期要守卫国家的和平与安宁。胡锦涛总书记还把现在军队的职能归结为“三个提供一个发挥”:军队要为党巩固执政地位提供重要的力量保证,为维护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提供坚强的安全保障,为国家利益提供有力的战略支撑,为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发挥重要作用。现在部队就是按照这个来建设的。别的国家在发生重大灾害时,其军队不像我们的军队这样去提供服务,把救灾救险、服务人民作为部队的重要任务。

人偶剧《最后一头战象》同样为一台改编剧目。上海木偶剧团的主创精研文本,把握了小说原著抗暴、反战、民族融合、敬畏生命以及人与自然和谐的多重主题,并相应地采用了多元素的艺术语汇,特别是电影蒙太奇镜头的自由转换,突破了传统偶戏惯用的单线、独立的表现理念,体现为张弛有度、宏微有致、层进有序的戏剧效果,既守了偶戏表演之正,又创了融汇综合之新,极大地丰富和拓展了偶戏的表现时空,让这一古老剧种焕发出新时代的审美之光。

  我们在服务人民这一块上,比世界上所有国家的军队做得要好,要全面一些。我所创作的这几部现实题材、军事题材的作品,都是奔着英勇善战与服务人民去写的,围绕着部队“三个提供一个发挥”职责去写的。军队应该这样做,军旅文学也应该从这个主旨着手。

昆剧《浣纱记传奇》是一台用昆曲艺术来演绎昆曲创制者的作品。上海昆剧团的主创穿越数百年时空,进入梁辰鱼、魏良辅、张野塘等前辈的生命世界,用他们所创制的声腔和剧本,还原出昆腔变革、昆曲诞生、昆剧创作的完整过程,彰显了中国古代艺术家继承、创新的文化自觉,既守了传统文化精神之正,又创了当代人文品格之新,对当今文艺工作者提升思想、修炼人格、追求艺术都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塑造国家文化形象军旅文艺大有可为

守正,意味着对思想、信仰、传统精神的深刻认知与自觉践行;创新,意味着对艺术、技术、传播的精准掌控与有效突破,这一切都指向了对大量精力、才华与时间的要求。这从《永不消逝的电波》“小心而又大胆的尝试”的创作感言和为了一个场景就收集、研究了上千张老照片,从《最后一头战象》为了象偶的制作及操控就花了整整五年,从《浣纱记》剧本前后大改12稿、小改不计其数等等事例中,可见守正创新之难得、之值得、之必得。当然,这并不是说它们已达到了最理想的境界,而是说它们明确了守正之理,遵循了创新之道,正行进在从传承到创造的正确道路上。

  记:您不但自己创作军旅文艺作品,还研究军旅文艺的发展。在战争年代军旅文艺能直接鼓舞士气,和平时期的军旅文艺对部队建设又有什么作用呢?

反映历史巨大变化,描绘民族精神图谱

  柳:从建军伊始,我们军队对文艺就特别重视。在战争年代,军事文艺直接为提高部队的战斗力服务。现在的军事文艺外延比战争年代更宽泛一些。近年来的《和平年代》、《突出重围》、《亮剑》、《历史的天空》,从小说到电视剧,创造了社会效益,也带来了经济效益,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七部舞台艺术作品,都力求将现实呈现为艺术,将历史投射到当代,将上海故事、中国故事展示到世界,在弘扬现实主义精神的基础上追求题材、内容和表现形式的多样化,守上海城市精神之正,创海派文化发展之新。

  从我个人来说,我能感受到军事文艺的影响力。比如《突出重围》给部队提供了很多训练心得和模式,现在有部队还参照这个模式来训练。《突出重围》小说出来已经10年,电视剧出来9年,在《突出重围》之前,很多东西部队还没有,现在电视剧里面很多情况都在现实中开始出现,它对我军网络战的研究和战场监视系统的研究都有直接的影响。因为写了《突出重围》,西方一些国家还说我是军事新变革时期比较早的研究网络战的专家。如果我去美国,我更会被当作一个网络战专家来对待,在他们开始研究网络战的时候,我也曾经在一本小说里展示了网络战和黑客作为战争资源的前景。当时美国《新闻周刊》采访过我,对我是这样的定位。凤凰卫视请我做嘉宾时称我是军事观察家。这都说明我笔下的军事文艺对现实生活采取的是干预的态度,我有一种比较强烈的干预引导意识。我认为在当前的现实中,军事文艺还是有它的用武之地的,优秀的作品甚至还会起到非常大的反作用力,推动现实。

伟大的时代需要伟大的作品,这是一切文化品牌和金字招牌的内驱力和具象化。一年多来,上海出台《全力打响“上海文化”品牌加快建成国际文化大都市三年行动计划》并付诸实施,就将包括舞台艺术在内的文艺创作作为重中之重,推动“大码头”与“大源头”的同步建设和协调发展。无论历史、现在还是未来,“码头”与“源头”始终是互相支撑和彼此推动的,其中“源头”依靠“码头”提高标识度,“码头”依靠“源头”提升吞吐量,最终实现质与量齐升的理想格局。

  记:当前的军旅文艺面临什么挑战,应该向那些方面发展?

舞台艺术是世界最通行的艺术语汇之一,也是中国观众最喜闻乐见的文化载体之一,故而其记录、抒写、讴歌新时代的使命也就最重大,其反映历史巨大变化、描绘民族精神图谱,为时代画像、立传、明德的责任也就最迫切。多年以来,上海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以自我革新的精神推动观念创新、理念创新,以此驱动机制创新、方法创新,一方面加强顶层设计,致力统筹规划,谋求精准布局,深化国有文艺院团“一团一策”改革,打造
“五年百部精品创作工程”“创世神话主题创作工程”,改变了主旋律创作项目“零打碎敲”的状态;一方面遵循创作规律,尊重剧种本体,强调工匠精神,实施重大现实题材“一团一精品”,明确创作方向,大力投入深扎,狠抓一剧之本,提倡精耕细耘,同时激活评论力量、调动资源配置,对具备较高思想内涵、情感力量及艺术创新潜质的项目,从创意策划、编演成形到最终成熟给予关注与扶持,扭转了主旋律创作队伍“散兵游勇”的趋向。上海的舞台艺术创作由此呈现出“码头”“源头”相匹配、守正与创新共发展的态势。

  柳:从军旅文艺整体来说,这几年是黄金时期,每年都约有上百集军旅题材电视剧在央视一套播出,占总数的百分之十五以上。文学作品历届评奖中都有军旅文学获奖。显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塑造国家主体文化形象的作品,大多数都是军事题材文艺作品。最近几年,除了历史剧和一些现实亲情剧之外,支撑电视剧这一块的,绝对是军事题材占主导地位。从《突出重围》开始,7年间央视一套有3个开年大戏都是军旅题材,形成现象的有很多,像《亮剑》、《历史的天空》等,而《乔家大院》、《汉武大帝》等历史剧的编剧也多是军旅作家。但军旅文艺现在还有很多危机存在着,原创能力还不是很够,我心里觉得很沉重。

行笔至此,不禁想起俄国文艺理论家普列汉诺夫的观点。他说,文艺作品的价值决定于其所表现出来的思想和感情的高度。具体而言,一是创作者必须认识到当代最重要的社会思潮,并将其转化为作品中最重要的思想内容;二是创作者必须用最好的艺术形象、生动地表现出最重要的社会思潮及思想内容,从而达到思想性与艺术性的高度统一。或问,何为新时代中国最重要的社会思潮,毫无疑问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中国梦”,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的精神和行动。上海参演参评“十二艺节”的七部舞台艺术作品,毫无疑问地都将这一最重要的社会思潮化作最重要的思想内容,并努力以最好的艺术将其抒写出来。正因有了这样的思想和艺术追求,故而呈现出培民族之根、铸时代之魂的高品质,显现出守舞台之正、创艺术之新的好品相,以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态度与作为,在舞台上践行着上海城市精神的能级提升与时代发展。

  我们现在重新塑造国家的文化形象迫在眉睫。当前担负着国家形象输出任务的文艺样式主要是电影,但现在输出的电影基本是按照人家的评判标准订做的,在国外严重歪曲了中国的文化形象。我们所谓的国际巨星,按国外的定位,男的都是打星,女性多是打女、妖女、小妾或妓女形象。这是非常严峻的一个问题。我们国家的经济实力越来越强,已经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但输出的文化形象与我们的经济实力是严重不符的。还有,我们在文化发展战略上严重滞后,在文化战略的顶层设计上缺乏前瞻性和长远性,急就章成分比较多。学习国外,却不去究其深层的意义。电视只讲收视率,电影只讲票房,图书只讲发行量,这极其要不得,将来肯定要付出代价。

“十二艺节”开幕在即,上海的七部舞台艺术作品即将接受全国同行的考验和全国观众的检验。这一场考验和检验,无论结果如何,都将对上海继续以最好的艺术,抒写最伟大的时代产生强劲的推动;都将对上海加快打造亚洲演艺之都,早日建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际文化大都市产生重大的影响;都将对上海始终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与时代同步伐,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将精品献人民,坚持用明德领风尚的重要指示,提供更大的文化自觉与更强的文化自信。

  虽然现在存在着多种问题,但对军事文艺的未来我还是很看好。比如我们八一厂,虽然作品量少,但我们坚守着国家主流意识,用我们的影视作品去体现国家意志,体现我们中国人对于自己国家的美好希望。我们每年都拍一个大片,虽然票房难望一些大投入商业片的项背,但我坚信我们的路子是正确的。当我们很穷的时候,钱很重要,但当我们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不能什么都只用钱来衡量。

上海的艺术家们期待着。

  谈到最后又是忧患,深层的忧患,但我这是有希望的忧患,盛世危言。国家主流文化歌颂者或者塑造者,任重道远。我们的作品不能和那些动辄发行上百万的作品争擂,但要对我们时代的发展起到良性的作用。

上海的人民群众期待着。

  记:最近您在创作什么军旅题材作品呢?

上海整个城市都在期待着。

  柳:去年我参与了反映军医华益尉的电影《大爱无垠》,反映独臂英雄丁小兵的《军人本色》,以及《纵横江淮彭雪枫》和《导弹司令杨业功》的创作,搞了四个电影。现在又交稿了8集反映杨业功的电视剧本。去年和前年是33集革命历史题材电视连续剧《爱在战火纷飞时代》,今年10月左右播出,40多万字的同名长篇小说也马上就要上市。我还在创作历史小说《大明悲歌》,准备大上海系列小说的构思。今年还要与谢晋合作一部关于钱塘江大桥的电影,这应该是他的封山之作。我还能写作二三十年,能写出三五部长篇小说,同时把职务作品也要创作好,为八一厂写出三五部好的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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