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初,当我进入《世界文学》编辑部工作的时候,曾经在联邦德国驻华大使馆举行的一次酒会上与使馆文化处官员谈话,请他推荐一两本当代德国的最优秀儿童文学作品。
 

  《十日谈》全译本初版于1958年的上半年,这次再版,对二十五年前的译文在利用原纸型的条件下,作了局部修订。
  介绍这部名著,根据下列三种英译本转译:
优德88手机中文版登录,  1.潘译本
  2.里格译本
  3.阿尔亭顿译本
  潘是第一个完整地把《十日谈》介绍给英国的译者(1886),他的译文很严谨,可说一丝不苟;缺点是有时候过于追求形式上的近似,难免语句累赘、词义生涩,损害了文笔的流畅。不过如果以翻译者的眼光来看,这个本子该是最为可信,与原文的面貌恐怕也最为接近,因此就拿它作为主要依据。
  里格的译文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潘译本的偏差,因此受到好评。阿尔亭顿是英国现代进步作家,他的译本使比较繁重的古典文体接近于明快的现代口语,还按照现代行文的习惯,重新分了段落,读来比较醒目,这是个很大的特色,对于普及古典作品,该是有意义的,但如果不作为一般读物,而是作为翻译的底本,则不免感到疏漏和误译的地方比较多些。这两种译本,我们翻译时就作为参考,也得到很多帮助。
  逢到以上三种英译互有出入,译者作了抉择,或是根据参考的本子有所补充时,较重大的地方,一般都加以注明。中泽本的分段,主要依据阿尔亭顿译本。我们采用了潘译本和里格译本的一部分译注,都分别写明;其余未写明的,都是为了便于读者参考,由译者加上的。
  其次谈谈我们的译文。为了保持语气的前后统一,经过共同商讨,我们认为,介绍《十日谈》这样一部古典作品,译文不必过于拘泥,但也不能失之油滑,我国旧小说、话本中使用的那种生动明快的语言,是值得我们参考的;而从英译本看,原著的风格大概也确是比较朴素——尽管在语法结构上跟我国语文有繁简之分。在工作过程中,又采取了分译互校的办法,使彼此的笔调尽可能接近些。
  “原序”和“跋”,第一天到第四天,第九天,方平译;第六天除故事第十外,第八天除故事第八、第九、第十外,方平译。第七天,第十天,王科一译;第五天除故事第四、第八外,王科一译。
  《十日谈》由于历来受到读者的欢迎,不但世界各国都有译本,而且插图本也特别繁多。在欧洲出现印刷机之前,1409年就有了威尼斯的手绘插图本。这以后,从十五世纪后期民间艺人的木刻,到现代的带有象征派色彩的插图,几乎各种艺术风格、各种流派、各种表现形式(版画、油画、素描等)都有。我们从能够收集到的好几种插图本里,选取了艺术性较强的两组黑白插画,是萨佛其和哈舒伯格的作品,前者线条圆熟,画面典雅秀丽,后者构图紧凑,富于新意和装饰风格。两组各十幅,复制成版,列在卷首,供读者欣赏。
  每篇故事的头花,采自俄译本《十日谈》(国家文学艺术出版社,1955),这原是《十日谈》最早的插图本(威尼斯版,1492)上的木刻,具有民间艺术古拙质朴的特色,构图手法是多种多样的,有时候表现了单一的主题(如第四天故事第四),有时又采取了连环画的方式,表现了故事中的两个环节(如第六天故事第十);是使人感到兴趣的是,有时大胆地打破了空间和时间的限制,把故事中一连串事件都组织在同一幅画面上(如第一天故事第四),让人想起了我国明代一些木刻插图的表现手法来。
  卷首作者像,铜版画,系根据凡·大伦的油画像所作,采自TheBiblioph1istSociety版《十日谈》。插图2,系《十日谈》的最早插图本(1492)的一幅木刻插图。插图3,坎特(RockwellKent)作,采自他的自传《上帝啊,这是我》)(It’MeOLord,1955)。插图4-13,萨佛其(SteeleSavage)作,采自BlueRibbon版《十日谈》(1931)。插图14-23哈舒伯格作,采自美国袖珍版《十日谈》(1948)。插图24,布洛郝斯特(FrancisBroadhurat)作,采自Angus&Robertson版《十日谈》1954)。正文第二页的插图,系《十日谈》是早的插图本(1492)的卷首插图。
  最后,在《十日谈》这部名著在我们国内获得第二次艺术生命的时候,容许我为纪念我的合作者王科一同志写几句话。王科一是一位勤勉奋发、热爱自己的专业、而且已经作出了成绩的外国文学工作者,不幸于十年浩劫中含冤去世(1968),终年四十有四,是正当壮年有为之期。狄更斯的长篇小说《远大前程》是他最后的遗译,已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译者水平有限。这个译本疏漏错误之外,以及卷首序文《幸福在人间》浅陋和不确当的地方都在所难免,希望得到读者的指正。方平
  附记:
  在《十日谈》的卷首卷尾都这样写着:“《十日谈》(一称《伽略特王子》)由此开始……”,“《十日谈》(一称《伽略特王子》)……至此结束”。有的读者问:《十日谈》的这个别称是什么意思?试作解释如下:
  我们细心读去,无论在序、跋或正文里,卜伽丘从没有提到过这一别名;卷首卷尾的两行,很有可能并非出于作者手笔,而系在成书过程中后人所羼入者。这就象但丁的巨著《神曲》(DivineComedy),“神”(Divine)并非原有,而是后人为了表示尊敬而给加上的,原书名只有“Commedia”一词(在文学艺术史上,这种情况得多,象《月光》奏鸣曲、《命运》交响曲等都非原名)。至于《伽略特王子》这一别称,却可能是当初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为了污蔑.《十日谈》是一部“纵谈风月”的书而给加上的。
  伽略特是法国中世纪骑士文学《湖上的朗斯罗》中的一个角色,通过他从中拉拢,朗斯罗骑士和盖内维尔王后发生了私情在但丁的《神曲》第五歌末尾,弗兰茜丝的幽灵向诗人诉述:有一天她和她的小叔一起阅读消遣——读的是朗斯罗怎样为爱情所俘虏的故事:谁都不知道只有我们俩在那儿,读着读着,两个人的目光、离开书本,碰在一起了,这叫我们的脸顿时红了起来。当我们读到书里的那位情郎怎样亲着和两片含笑的朱唇,我们再也约束不住了——在我身边,从此再不会跟我分开的他,全身发抖地搂住我,跟我亲吻。这书成了我们的“伽略特”。它的作者就是个伽略特!那天我们再读不下去了。
  (根据L.G.WHite无韵诗英译本译出)

第一次看到《够了》这本书时,它的书名就吸引了我。没有唠叨的说教,没有热闹的鼓吹,它只是平平静静地说出一个简单到似乎无需多作解释的真理:“够了。”只要两个字,就够了。
对中国人来说,“够了”的观念并不陌生,在我们的传统文化里,自古就有“知足常乐”或“过犹不及”的说法。前者是老子说的,后者是孔子说的,无论儒家还是道家,都强调凡事应当有一个合适的限度,超过这个限度,事情将不是变得更好,而是要变得糟糕了。所以人不能够放纵自己的贪欲,所谓“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知道满足的人,永远是快乐的。实际上,这种观念在西方也不是什么新鲜事物。两千多年前苏格拉底就曾经对着雅典市场上琳琅满目的商品惊叹:“这里有多少我用不着的东西呵!”
我们早就知道,与我们时时刻刻需要为生存而斗争的祖先相比,自己生活在一个丰裕的时代。我们是进化链条上的胜利者,用聪明才智发明创造出数不清的新产品、新技术,我们不再挨饿受冻,我们的房子越来越大,交通工具越来越快捷,生活中有越来越花样繁多的娱乐和享受,但是我们可曾真正想过停下来,对自己说“这些足够了”?没有。我们一路勇往直前,渴望更多,制造更多,追求更多,拥有更多;从匮乏到丰富,从丰富到过剩。从苏格拉底的时代至今,又创造出了多少不但他用不着、我们自己也用不着的东西呢?
不停歇的追逐更多并没有给我们带来幸福和满足,相反,它使我们变得更不满、挫败、负债累累、筋疲力尽而又无法停下脚步。地球也已经不堪重负,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生态系统到了崩溃的边缘。直到今天,“够了”仍然是一句沉默了千年的口号,似乎早已存在,却从未有人真正倾听过这个声音。
《够了》是一个及时的提醒。翻译这本书的过程,就是一个跟随作者的指引,审视自己的生活、思考自己已经在一条错误的道路上前进了多远的过程。我们或许都有过类似的经验:
办公室、家里堆满了根本没有翻过的报纸;几十个rss订阅源每天收到上千条新闻,连标题都看不过来。喜欢吃,暴饮暴食之后又为体重发愁。喜欢购物,却买回来一大堆没有用、不需要、在付账之后立刻就失去兴趣的东西。mp3显示的播放时间意味着不眠不休也要听几个星期,家里的游戏机、健身器已经积满灰尘,却仍然对广告中标榜更大容量、更多功能的新产品感到眼热。为了得到这些诱人的小玩意,不得不更努力地工作挣钱,而当你将几乎全部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工作、换来这些产品时,却发现自己根本没有时间去使用它们。连度假也变成了一场战斗甚至灾难。
我们太忙碌,也太盲目了,唯一的目标就是指向“更多”。我们像鱼缸里的观赏鱼一样,不知道何时停止吃东西,同样,也不知道何时停止工作。我们的社会相信一个经济无限增长的神话,看不见或者假装看不见,整个星球的资源已经几乎消耗殆尽了。这一切的结果并没有让我们感到幸福,还把我们推到了危机的边缘。
在《够了》这本书中,你不仅能够看到自己犯下的这些错误,还能了解你为什么会这样做。通过心理学研究的新成果和生动有趣的心理学实验,作者说明了我们的大脑为什么如此贪得无厌,并且使出种种花招,用虚幻的假象迷惑我们,诱使我们走入陷阱。你会看到自己心驰神往、苦苦追求的迷人的产品或需求,归根结底被还原成大脑中某个特定区域的一个化学刺激。这就是你如此强烈地渴望得到它们的原因,也是你一旦得到它们,立刻感到不满足、开始渴望更多的原因。我们的社会文化也鼓励我们这样做。对更多、更好的不懈追求,曾经是我们进化的推进器,但是现在,这已经成为进一步进化道路上的障碍。如果我们这一代人已经将地球烧成了一片焦土,对于我们的子孙后世,还有什么进化可言呢?
回到孔子所说的“过犹不及”,如果那样一个合适的限度确实存在,那么我们早就越过它了。你或许不需要像这本书的作者那样极端——他扔掉了电视机,不用手机,辞掉了全职工作——但一个明智的人心里应该有一个声音时时提醒自己:更多不等于幸福,这些已经“够了”。

《呼啸山庄》(“WutheringHeights”)的作者是英国十九世纪著名诗人和小说家艾米莉·勃朗特(EmilyBronte,1818-1848)。这位女作家在世界上仅仅度过了三十年便默默无闻地离开了人间。应该说,她首先是个诗人,写过一些极为深沉的抒情诗,包括叙事诗和短诗,有的已被选入英国十九世纪及二十世纪中二十二位第一流的诗人的诗选内。然而她唯一的一部小说《呼啸山庄》却奠定了她在英国文学史以及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她与《简爱》(“JaneEyre”)的作者夏洛蒂·勃朗特(“CharlotteBronteD,1816—1855),和她们的小妹妹——《爱格尼斯·格雷》(“AgnesGrey”)的作者安·勃朗特(AnneBronteD,1820—1849)号称勃朗特三姊妹,在英国十九世纪文坛上焕发异彩。特别是《简爱》和《呼啸山庄》,犹如一对颗粒不大却光彩夺目的猫儿眼宝石,世人在浏览十九世纪英国文学遗产时,不能不惊异地发现这是稀世珍物,而其中之一颗更是如此令人留恋赞叹,人们不禁惋惜这一位才华洋溢的姑娘,如果不是过早地逝世,将会留下多少璀璨的篇章来养育读者的心灵!
  艾米莉·勃朗特所生活的三十年间正是英国社会动荡的时代。资本主义正在发展并越来越暴露它内在的缺陷;劳资之间矛盾尖锐化;失业工人的贫困;大量的童工被残酷地折磨至死(这从同时期的英国著名女诗人伊莉莎白·巴雷特·勃朗宁①的长诗《孩子们的哭声》,可以看到一些概貌)。再加上英国政府对民主改革斗争和工人运动采取高压手段:如一八一九年的彼得路大屠杀就是一个例子。因此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也有所反映。我们的女作家艾米莉·勃朗特就是诞生在这样斗争的年代!她生在一个牧师家庭里,父亲名叫佩特里克·勃朗特(1777—1861),原是个爱尔兰教士,一八一二年娶英国西南部康瓦耳郡(Cornwall)人玛丽亚·勃兰威尔为妻,膝下六个儿女。大女儿玛丽亚(1814),二女儿伊莉莎白(1815),三女儿夏洛蒂(1816),独子勃兰威尔(1817),下边就是艾米莉(1818)和安(1820)。后面四个都生在位于约克郡旷野的桑顿村②,勃朗特先生便在这一教区任牧师职。一八二○年全家搬到豪渥斯地区,在旷野的一处偏僻的角落安了家。她们三姊妹就在这个地方度过了一生。
  一八二七年她们的母亲逝世,姨母从康瓦耳群来照顾家庭。三年后,以玛丽亚为首的四姊妹进寄宿学校读书。由于生活条件太差,玛丽亚与伊莉莎白患肺结核夭折,夏洛蒂与艾米莉幸存,自此在家与兄弟勃兰威尔一起自学。这个家庭一向离群索居,四个兄弟姊妹便常以读书、写作诗歌,及杜撰传奇故事来打发寂寞的时光。夏洛蒂和勃兰威尔以想象的安格里阿王朝为中心来写小说,而艾米莉和小妹安则创造了一个她们称为冈多尔的太平洋岛屿来杜撰故事。
  她们的家虽然临近豪渥斯工业区,然而这所住宅恰好位于城镇与荒野之间。艾米莉经常和她的姊妹们到西边的旷野地里散步。因此一方面勃朗特姊妹看到了城镇中正在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另一方面也受到了旷野气氛的感染。特别是艾米莉,她表面沉默寡言,内心却热情奔放,虽不懂政治,却十分关心政治。三姊妹常常看自由党或保守党的期刊,喜欢议论政治,这当然是受了她们父亲的影响。佩特里克·勃朗特是个比较激进的保守党人,早年反对过路德运动③,后来也帮助豪渥斯工人,支持他们的罢工。艾米莉和她的姊妹继承了他的正义感,同情手工业工人的反抗和斗争。这就为《呼啸山庄》的诞生创造了条件。
  这个家庭收入很少,经济相当拮据。三姊妹不得不经常出外谋生,以教书或做家庭教师来贴补家用,几年来历受艰辛挫折。夏洛蒂曾打算她们自己开设一所学校,她和艾米莉因此到布鲁塞尔学习了一年,随后因夏洛蒂失恋而离开。一八四六年她们自己筹款以假名出版了一本诗集④,却只卖掉两本。一八四七年,她们三姊妹的三本小说⑤终于出版,然而只有《简爱》获得成功,得到了重视。《呼啸山庄》的出版并不为当时读者所理解,甚至她自己的姐姐夏洛蒂也无法理解艾米莉的思想。
  一八四八年,她们唯一的兄弟勃兰威尔由于长期酗酒、吸毒,也传染了肺病,于九月死去,虽然这位家庭中的暴君之死对于这三姊妹也是一种解脱,然而,正如在夏洛蒂姊妹的书简集中所说的:“过失与罪恶都已遗忘,剩下来的是怜悯和悲伤盘踞了心头与记忆……”对勃兰威尔的悼念缩短了艾米莉走向坟墓的路途,同年十二月艾米莉终于弃世。她们的小妹妹安也于第二年五月相继死去,这时这个家庭最后的成员只有夏洛蒂和她的老父了。
  这一位后来才驰名世界文坛的极有才华的年轻女作家,当时就这样抱憾地离开了只能使她尝到冷漠无情的人世间,默默地和她家中仅余的三位亲人告别了!她曾在少女时期的一首诗中这样写道:
  “我是唯一的人,命中注定
  无人过问,也无人流泪哀悼;
  自从我生下来,从未引起过
  一线忧虑,一个快乐的微笑。
  在秘密的欢乐,秘密的眼泪中,
  这个变化多端的生活就这样滑过,
  十八年后仍然无依无靠,
  一如在我诞生那天同样的寂寞。……”
  她在同一首诗中最后慨叹道:
  “起初青春的希望被融化,
  然后幻想的虹彩迅速退开;
  于是经验告诉我,说真理
  决不会在人类的心胸中成长起来。……”
  1837年5月17日
  但是她很想振作起来,有所作为,却已挣扎不起,这种痛苦的思想斗争和濒于绝望的情绪,在她同一时期的诗句中也可以找到:
  “然而如今当我希望过歌唱,
  我的手指却拨动了一根无音的弦;
  而歌词的叠句仍旧是
  ‘不要再奋斗了,’一切全是枉然。”
  1837年8月
  在英国十九世纪现实主义女作家盖斯凯尔夫人(1810—1865)的著名传记《夏洛蒂·勃朗特传》(“LifeofCharlotteBronteD”)⑥里,有一段关于艾米莉·勃朗特弥留之际的描写:
  “十二月的一个星期二的早晨,她起来了,和往常一样地穿戴梳洗,时不时地停顿一下,但还是自己动手做自己的事,甚至还竭力拿起针线活来。仆人们旁观着,懂得那种窒人的急促的呼吸和眼神呆钝当然是预示着什么,然而她还继续做她的事,夏洛蒂和安,虽然满怀难言的恐惧,却还抱有一线极微弱的希望。……时至中午,艾米莉的情况更糟了:她只能喘着说:‘如果你请大夫来,我现在要见他。’这时已经太迟了。两点钟左右她死去了。”
  在夏洛蒂的书简⑦中记下了不少在艾米莉去世后她的哀伤与感触的文字,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了。
  艾米莉·勃朗特的一生就介绍到这里。英国著名诗人及批评家马修·阿诺德⑧(MatthewAmold,1822—1888),曾写过一首诗叫做《豪渥斯墓园》,其中凭吊艾米莉·勃朗特的诗句说,她的心灵中的非凡的热情,强烈的情感、忧伤、大胆是自从拜伦死后无人可与之比拟的。
  可以说,她这部唯一留下的小说之所以震撼了人们心灵也就为此。
  关于《呼啸山庄》这部书,在世界文坛上多年来每谈及十九世纪西欧文学,必会涉及《呼啸山庄》的探讨。有不少著名评论家及小说家都曾有专文论述。如:英国著名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ViginiaWoolf,1882—1941)⑨在一九一六年就写过《〈简爱〉与〈呼啸山庄〉》一文。她将这两本书作了一个比较。她写道:
  “当夏洛蒂写作时,她以雄辩、光采和热情说‘我爱’,‘我恨’,‘我受苦’。她的经验,虽然比较强烈,却是和我们自己的经验都在同一水平上。但是在《呼啸山庄》中没有‘我’,没有家庭女教师,没有东家。有爱,却不是男女之爱。艾米莉被某些比较普遍的观念所激励,促使她创作的冲动并不是她自己的受苦或她自身受损害。她朝着一个四分五裂的世界望去,而感到她本身有力量在一本书中把它拼凑起来。那种雄心壮志可以在全部小说中感觉得到——一种部分虽受到挫折,但却具有宏伟信念的挣扎,通过她的人物的口中说出的不仅仅是‘我爱’或‘我恨’,却是‘我们,全人类’和‘你们,永存的势力……’这句话没有说完。”
  英国进步评论家阿诺·凯特尔(ArnoldKettle)⑩在《英国小说引论》一书中第三部分论及十九世纪的小说时,也有专文为《呼啸山庄》作了较长的评论,他总结说:“《呼啸山庄》以艺术的想象形式表达了十九世纪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的精神上的压迫、紧张与矛盾冲突。这是一部毫无理想主义、毫无虚假的安慰,也没有任何暗示说操纵他们的命运的力量非人类本身的斗争和行动所能及。对自然,荒野与暴风雨,星辰与季节的有力召唤是启示生活本身真正的运动的一个重要部分。《呼啸山庄》中的男男女女不是大自然的囚徒,他们生活在这个世界里,而且努力去改变它,有时顺利,却总是痛苦的,几乎不断遇到困难,不断犯错误。”
  而英国当代著名小说家及创作家毛姆(William Somer Eset
Maugham,1874—1985)⑾,在一九四八年应美国“大西洋”杂志请求向读者介绍世界文学十部最佳小说时,他选了英国小说四部,其中之一便是《呼啸山庄》,他在长文中最后写道:
  “我不知道还有哪一部小说其中爱情的痛苦、迷恋、残酷、执著,曾经如此令人吃惊地描述出来。《呼啸山庄》使我想起埃尔·格里科⑿的那些伟大的绘画中的一幅,在那幅画上是一片乌云下的昏暗的荒瘠土地的景色,雷声隆隆拖长了的憔悴的人影东歪西倒,被一种不是属于尘世间的情绪弄得恍恍惚惚,他们屏息着。铅色的天空掠过一道闪电,给这一情景加上最后一笔,增添了神秘的恐怖之感。”
  总之,《呼啸山庄》是一部伟大的作品,也有誉之为“最奇特的小说”的。但是正如阿诺德·凯特尔所说:“希刺克厉夫的反抗是一种特殊的反抗,是那些在肉体上和精神上被这同一社会(指维多利亚时期的社会)的条件与社会关系贬低了的工人的反抗。希刺克厉夫后来的确不再是个被剥削者,然而也的确正因为他采用了统治阶级的标准(以一种甚至使统治阶级本身也害怕的残酷无情的手段),在他早期的反抗中和在他对凯瑟琳的爱情中所暗含的人性价值也就消失了。在凯瑟琳与希刺克厉夫的关系中所包含的一切,在人类的需求和希望中所代表的一切,只有通过被压迫的积极反抗才能实现。”希刺克厉夫与凯瑟琳的社会悲剧就在于凯瑟琳意识到他们的社会地位悬殊,却幻想借她所羡慕的林惇家的富有来“帮助希刺克厉夫高升”,使她哥哥“无权过问”。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从后来希刺克厉夫再度出现时,林惇建议让他坐在厨房而不必请到客厅里坐,就可以看得出来。这就铸成了大错,她陷入自己亲手编织的罗网。而在她已经答应嫁给林惇后分明还说:
  “在这个世界上,我的最大的悲痛就是希刺克厉夫的悲痛,而且我从一开始就注意并且感受到了,在我的生活中,他是我思想的中心。如果别的一切都毁灭了,而他还留下来,我就能继续活下去,如果别的一切都留下来,而他给消灭了,这个世界对于我将成为一个极陌生的地方。我就不像是它的一部分。我对林惇的爱像是树林中的叶子:我完全晓得,在冬天改变树木的时候,时光便会改变叶子。我对希刺克厉夫的爱恰似下面的恒久不变的岩石,虽然看起来它给你的愉快并不多,可是这点愉快却是必需的。耐莉,我就是希刺克厉夫!他永远永远地在我心里……”而这样她竟背叛了她最爱的人,也就是背叛了自己,那么她就只能在自己编织的罗网中挣扎着死去,在死去以前,希刺克厉夫悲愤地责备她:“你为什么欺骗你自己的心呢……你害死了你自己。……悲惨、耻辱和死亡,以及上帝或撒旦所能给的一切打击和痛苦都不能分开我们,而你,却出于你自己的心意,这样作了。”又说:“我爱害了我的人——可是害了你的人呢?我又怎么能够爱他?”这就导致了希刺克厉夫的悲剧——不惜用残酷手段来进行报复。他被私有制社会所摒弃,却仍旧用私有制社会的斗争手段来进行反抗。他没有财产,却掠夺了财产,自己成了庄园主;他自幼被辛德雷嘲弄、贬低、辱骂,被人降到一个乡巴佬的仆人的地位,若干年后他又反过来以其人之道向其子进行报复,结果他的胜利必然等于他自己精神上的失败。当他发现林惇的女儿(也就是凯瑟琳的女儿)和辛德雷的儿子(也就是凯瑟琳的侄子)两人的眼睛完全和凯瑟琳生前的眼睛一模一样时,当他发现哈里顿(辛德雷之子)仿佛就是他的青春的化身时,他再也不想抬起手来打他们了。他自己承认“这是一个很糟糕的结局”,他已不想报复,因为这样的“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复仇方式必然只能走向寂寞与空虚!
  无论如何,希刺克厉夫就那个时代来说,是值得同情的人物,他的复仇是可以理解的。十几年来,凯瑟琳的孤魂在旷野上彷徨哭泣,等待着希刺克厉夫,终于希刺克厉夫离开了人世,他们的灵魂不再孤独,黑夜里在旷野上,山岩底下散步……这当然都是无稽之谈,然而正如作者最后写道:“我在那温和的天空下面,在这三块墓碑前留连,望着飞蛾在石南丛和兰铃花中扑飞,听着柔风在草间飘动,我纳闷有谁能想象得出在那平静的土地下面的长眠者竟会有并不平静的睡眠。”《呼啸山庄》中希刺克厉夫与凯瑟琳这两个主要人物在世界文学上给广大读者留下了难忘的深刻印象;他们那种不为世俗所压服、忠贞不渝的爱情也正是对他们所处的被恶势力所操纵的旧时代的一个顽强的反抗,尽管他们的反抗是消极无力的,但他们的爱情在作者的笔下却终于战胜了死亡,达到了升华境界。而这位才华洋溢的女作家艾米莉·勃朗特便由于她这部唯一的作品,在英国十九世纪文坛的灿烂星群中永远放出独特的、闪着异彩的光辉!
  译 者
  一九八○年春于南京
  注:
  ①伊莉莎白·巴雷特·勃朗宁(ElizabethBarrettBrowning,1806—1861)——英国十九世纪维多利亚王朝时代著名女诗人,也是著名诗人罗伯特·勃朗宁(RobertBrowning,1812—1889)之妻。著有《葡萄牙十四行组诗》及多种诗选。
  ②桑顿村(Thornton)——英国北部约克郡(Yorkshire)旷野上的一个村名。
  ③路德运动(Luddite)——这是1811—1813年的焚烧工厂,打毁机器的运动,从诺定昂织袜工人中扩张到各大城市。这是由于十九世纪初英国产业革命迅速发展,工厂制度严重剥削工人,工人生活恶化,引起了工人自发的反对机器的运动。据说工人路德是打毁自己的工作机的第一个人,故称为路德运动。1812年国会宣布以死刑对付捣毁机器者。1813年被镇压平息。
  ④诗集(“Poems”)——这本诗集是勃朗特三姊妹用假名在伦敦出版的。她们所用的假名是Currer,EllisandActonBell。
  ⑤三本小说——即《简爱》,作为CurrerBell编的一本自传;《呼啸山庄》:作为EllisBell写的小说;以及《爱格尼斯·格雷》则是ActonBell所写的小说。
  ⑥盖斯凯尔夫人(Mrs.ElizabethGleghornGaskell,1810—1865)——英国十九世纪著名小说家,著有《玛丽·巴登》等。1850年与夏洛蒂·勃朗特相识,成为挚友,1857年,夏洛蒂逝世两年后,她写了这本著名传记《夏洛蒂·勃朗特传》。
  ⑦夏洛蒂的书简——在夏洛蒂·勃朗特逝世后,在盖斯凯尔夫人所写的传记中披露了一部分。以后在1899—1900年出版的《勃朗特姊妹的传记与书简》七卷中已将夏洛蒂全部书信收集发表。
  ⑧马修·阿诺德(MatthewArnold,1822—1888)——英国诗人及评论家。他写了不少评论集和诗选。最著名的长篇叙事诗是《索拉与罗斯教》(1853)。
  ⑨弗吉尼亚·伍尔夫(Mrs.VirginiaWoolf,1882—1941)英国二十世纪著名女作家。她才华洋溢,自成流派,擅长运用意识流的技巧刻划人物心理。一九四一年由于外界及她个人的原因而溺水自尽。作品有《戴乐威夫人》、《浪》、《到灯塔去》、《在幕间》等小说及文艺批评集等。
  ⑩阿诺德·凯特尔(AmoldKettle)—英国当代进步评论家。1951年出版《英国小说引论》二卷,从英国小说发展史的角度评论了英国小说,特别是十九世纪小说,他选了十部著名小说,作了比较科学的介绍,具有精辟的见解。
  ⑾毛姆(WilliamSomersetMaugham,1874—1965)英国当代著名小说家及剧作家。作品甚多。著有《孽债》(1915),《剃刀边缘》(1944)等小说。剧本有《圈》(1921),《神圣的火焰》(1928)等。
  ⑿埃尔·格列科(ElGreco,1541—1614)著名宗教画及肖像画家。生于希属克里特岛;在意大利学习绘画。1577年定居在西班牙托列多城(该城在1087—1560年曾为西班牙首都)。这里毛姆所说的画可能是指他的名画《托列多》的画面。

  他不假思索地向我推荐了作家米切尔·恩德和他的两部小说《毛毛》(Momo)与《永远讲不完的故事》(Die
unenliche Geschichte)。
 

  1983年10月至1984年4月,我到联邦德国考察,回来时买了这两本书。由于工作较忙,直到1985年夏天我才着手翻译《毛毛》(当时刚毕业的大学生王蕾同学翻译了部分章节)。因为最初联系的出版社不喜欢《毛毛》这个书名,要求重新起一个名字,所以我不得不根据这部书的主要内容,擅自更名为《时间之谜》(后来在中国和平出版社出版,1987年·北京)。当时,原打算与朋友们一起编辑出版一套当代世界儿童文学文库。因工作调动计划搁浅。而《永远讲不完的故事》则到1988年我才动手翻译。
 

  一部书的书名本是作者精心设计的。原则上译者不应该随便改动。尤其是一部世界名著,你改变了书名,人们便会以为那是另一本书。这样做,不但不忠于原文,而且也是对原著作者的大不敬。即使由于翻译方面的困难或者别的原因不得不更改原书名,也应该在版权页或者前言后记中交代清楚并注明原文。
 

  由于当时翻译和出版这部书(包括编排和校对)工作都比较草率,结果书印得质量很差,甚至出现了过多不应有的错误。那时候,本人交稿后不久便被派往中国驻联邦德国大使馆工作,没有看过校样。当我看到印出来的书时,真是悔恨莫及,深感对不起作者和读者,尤其对不起中国的少年读者,因为他们还没有判断能力。这使我心上有一种沉重的负罪感。
 

  1989年10月14日,我在德国法兰克福书展上见到作家米切尔·恩德本人并把刚出版的《永远讲不完的故事》(河北少儿出版社1989年·石家庄)中译本赠送给他。此前,我曾经将《时间之谜》(《毛毛》)寄给他(为了现在和将来,谨致一切良好的祝愿;米切尔·恩德.1989年10月14日这本书属于:李士勋)。恩德先生的平易近人,他的童心、爱心和对社会的高度责任感,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因此,《时间之谜》(《毛毛》)翻译出版质量不高使我良心更加不安。那之后,我曾不断地与出版社联系,希望能尽快地修改、再版该书,以弥补缺憾。可是事情的进展不尽人意。直到1997年夏天我回北京再次联系,仍无结果。1998年3月,我在德国莱比锡图书博览会上找到蒂奈曼出版社版权部的负责人,想先把版权买下来再说,没想到他们的答复是:版权已被台湾一家出版社买去。我根据该社提供的地址写信给台湾的出版社,也没有得到答复。
 

  正当我深陷在失望中时,今年年初传来一个喜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朋友听说二十一世纪出版社买到了《毛毛》的版权并将我作为译者推荐给该出版社。春节前我回到北京后,第二天上午便打电话与该社社长张秋林先生联系。他们社里说,社长正在北京并告诉我他的手机号码。于是我立刻拨通他的手机,约定两小时后在他下榻的旅馆见面,他正准备当天下午返回南昌。
 

  到旅馆后,我们一见如故。他介绍了他的大幻想文学的出版计划和推动国内儿童文学创作的雄心壮志以及他与德国蒂奈曼出版社社长魏特布莱希特先生的友谊。我也介绍了翻译和认识作家恩德本人的经过,及今后的打算和建议。真是“酒逢知己千杯少”。结果是双方立即同意签订翻译出版合同。先出《毛毛》,然后争取尽快推出《恩德文集》。
 

  多年的心愿这么快地变成现实,使我喜出望外!这些年,我一直在寻找的正是这样一位有理想、有见地、敢做敢为、干脆利索的出版家。因此,我不顾旅途劳顿,马上加速校订《毛毛》,白天拜亲访友,接待客人,晚上到深夜。我的儿子

──《毛毛》中译本的第一个读者──下班后也帮助我输入并找人帮我输入《永远讲不完的故事》,以减轻我校订时的工作量。
 

  到3月18日返回德国之前,《毛毛》还有30页没有输入完。回到德国,我便立即打开计算机接着干。现在,校计修改、输入、通读和校对工作终于全部完成并写下这篇后记,我感到一阵轻松。
 

  此校订修改译本根据德国蒂奈曼出版社1973年版本,从文字到版式完全恢复原著原貌。增加的只有这篇译后记。借此机会,仅作以上说明并向朋友们表示感谢。同时恳切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1999年4月5日复活节
                      于德国菲尔斯腾瓦尔德 李士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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