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1927年
  邓小平在法国的五年期间,中国的政治状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军阀割据的领地数量继续增加,几乎扩展到除西藏、新疆等边远地区以外的整个国家,大小军阀的数量急剧发展至数以百计。各个军阀的外貌与个性差异很大,但却有两个共同的特点,即他们均统率着一支完全效忠自己的军队并有着自己的地盘。较大的军阀分成三个同盟或派系,他们通过阴谋手段,有时通过武力以获得更多的地盘或支配北洋政府。北洋政府实际上并未管辖任何土地,但它却拥有着即使是最大的军阀也不具有的资格:按照1912年共和国临时宪法规定的政治合法性、外国政府的承认以及由这两项属性所产生的功能:有权向国内和国外借债。因此对军阀来说,如果能支配总统和总理就是最大的政治资本。
  与此同时,一场新的革命运动正在悄然兴起,其背景是出于对1911-1912年革命失败和由此产生的后果的愤怒:袁世凯称帝、军阀割据、国家分裂。另一个原因就是民众对外国列强继续在中国享受各种特权的愤慨。当时世界列强继续瓜分中国,使中国连番受到羞辱,甚至演变成在凡尔赛会议上将过去德国在山东半岛的所有权利全部转让给日本,第三个原因是新一代知识分子认为,为了使中国实现现代化和获得掌握国家命运的权利,中国必须经历一次文化革命和社会革命,此外没有更多的选择。新的革命运动的思想体系和目标比过去的更大激进、它的正式的思想体系仍由孙中山1905年首次提出的三民主义构成,即民族、民权、民生,但又对其作了较明确的反帝和集体主义的解释。革命运动的一致目标是消灭军阀,建立强大的共和政府,取消外国人在中国领土上享有的各种特权。
  新的革命运动在其成分和组织形式上与过去也有所不同。以前的革命运动包括一些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人和一些无政府主义者。新运动则包括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是1921年在上海一所女子学校废弃的房(此处有误,中共“一大”召开会址当时为上海法租界望志路树德里3号,李汉俊的住宅。-译注)屋内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成立的,参加会议的有六个来自各地的马克思主义小组的代表。中共在1922年和1923年,人数非常少,只有几百人,但已开始称自己为“具有战斗性和纪律性的无产阶级政党”①,并且设有在临时中央领导下正规的列宁主义者的组织机构和支部。更为重要的是,这个组织及其领导的运动作为一个整体已经成为莫斯科共产国际的一个分支,因此它要向其提交报告,并接受来自该组织的指示。参与这一运动的另一个更大的政党国民党,也向莫斯科方面倾斜,并向苏联请教有关政治和组织问题。在1923年秋天,具有丰富国外工作经验的布尔什维克党员米海尔·鲍罗廷抵达广州,按照列宁主义路线为国民党修改了纲领并对该党进行了改组。因此,从1924年起,这场运动便由国民党和共产党两个政党组成,每个党都有其下属或联合组织。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对共产党员来说,这既有利也有弊。利是可允许共产党去影响国民党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并改造该党;弊是她也使国民党知道了谁是共产党以及他们在做什么。这种作法是当时国共两党都能接受的。
  孙中山和过去一样,作为一个新的革命运动无可争议的领导者,如果没有认识到必须拥有自己的军队的话,那这场运动就不可能产生政治变革。旧的革命运动失败的原因在于它过分依赖反复无常的军人,除了动用军事力量打击军阀以外,无论如何都没有办法打败军阀。在鲍罗廷的鼓励下,孙中山转而请求苏联给予帮助。1924年10月,瓦西里·布留赫尔将军抵达广州,担任孙中山的军事顾问。他在中国化名加伦,跟随他同来的还有其他一些苏联军官。同月,首批苏联武器装备用快艇从黑海的敖得萨港运达广州。
  在加伦一行到达前的五个月,一所军事院校已在广州南部珠江上的黄埔开办。似乎是命中注走的,孙中山任命了蒋介石为该校的校长。蒋介石是一个坚决支持孙反对袁世凯并受过日本军校训练的军官。为了加强军事纪律和礼仪细节,蒋以极大的热情开始工作,到该年年底共培训了两期军官,每期五百人。在这个阶段,中国革命运动内部分裂成几派:马克思主义革命者致力于反对地主和资本家的阶级斗争;左派主张社会改革,但不赞成革命;中间派是爱国者;右派是社会保守者。对这几派,当时蒋没有表现出政治倾向。他与加伦一起友好工作,并在1925年准备送他的儿子蒋经国去莫斯科学习。
  1925年是风云变幻的一年。是年3月,孙中山赴北京参加军阀召集的一个所谓的“国家重建会议”。当时北京控制在军阀手中。在那里孙死于肝癌,享年五十九岁。从2月到5月,蒋介石赢得了战胜以广州附近为基地的军阀的一系列胜利。到这一时期末,即在上一章提及的上海五卅事件,加速了国家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队伍的壮大。进入1925年时,共产党只有一干多人,到该年底已拥有大约一万名党员,她的青年团也有大约一方多名团员。而在6月,国民党领导人在广州建立了一个临时政府并宣布成立国民革命军。8月,极力主张同共产党和苏联合作的廖仲恺先生在广州被暗杀。这给革命运动制造了严重紧张的局势,也对未来发展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同时也把蒋介石卷入了政治。蒋介石任命一个委员会来调查这起谋杀案。这个委员会没有发现是什么组织或个人对廖下了毒手,但却发现国民竞右派正在密谋,企图除掉所有赞成听从苏联意见的和支持继续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资深的国民党元老,这导致了广州的政治天平强烈地倾向于左派。在1926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代表大会上,左派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支配了会议程序,控制了新的中央执委会。已知的或受到怀疑的右翼阴谋家被驱逐出广州,或进入北方的军阀地盘,或用带有诗意的说法是到莫斯科“受教育”去了,蒋对此事未表示公开反对,在整个1925-1926年冬天,他仍与鲍罗廷和加伦密切合作。
  邓小平在莫斯科度过了十一个月。开始他就读于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这所大学是1921年创办的,目的是培养来自苏联境内外的亚洲工人,让他们了解革命理论和方法。它存在了几乎二十年,为乌兹别克、哈萨克、蒙古和朝鲜培养了一支稳定的力量。这支力量操纵着苏联和蒙古的党和政府的机构,推动了各地革命的发展。在20年代,数百名中国共产党员包括曾在党内升至很高职位的刘少奇和任弼时,都曾在该校学习过。在苏维埃政权的完全控制下,它只对共产党员开放,所以很少引起国际注意,也未引起苏维埃政治的紧张。
  几周之后,邓小平转到中山大学。这所大学是苏联共产党为中国革命培养人才于1925年秋季创办的②,后来却成为中国内部争论的一个焦点,以及斯大林和托洛斯基之间不断的权力斗争的一个场所。五年后,斯大林认为这所大学带来的麻烦多于它存在的价值,于是决定把它关闭。
  按理说,这所大学由中国国民党和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共同管理,一名国民党高级人员还担任过该校的董事。它的经费来源至今仍是个谜,一种传说是苏联党仿效法国政府1920年的做法,支取了庚子赔款基金;另一种传说是,国民党劝说一些中国富商,定期汇款到该校。不管钱来自何方,反正这所大学经费充足,所有的学生都发津贴,而且吃、住、穿均是免费的。
  这所大学拥有一大批教师和行政管理人员,校长卡尔·罗德是位波兰人,1917年曾担当过列宁与德国帝国政府间的调解人。他是一个通晓多国语言的语言学家,并且有大学者的美誉,他生活不修边幅,嘴里总爱叼着烟袋锅。他喜欢演讲,常常一次就能讲两小时以上。尽管他从未到过中国,但他讲的主题却是中国革命运动。他的许多听众一定都对他的推理才能感到惊讶。
  不过,罗德深受学生爱戴。二十五岁的副校长米夫,是一个非常喜欢炫耀自己的人,并不受学生欢迎。作为共产国际远东支部的一名成员,他认为苏联境外的共产党的首要职责是保卫苏维埃国家,共产国际的根本职能就是保证这一目标的实施。在这所大学里,米夫的主要任务就是寻找能接受这些观点的年轻的中国人。按照他的选材要求,他要找那些聪明伶俐、热衷马克思主义理论,但没有任何实际政治经验的学生,他在其他学生身上花费的时间很少,所以学生们自然对他表示反感。1927年,中国统一战线瓦解和斯大林废黜托洛斯基的运动开始后,米夫对多位共产党员学生进行了无情迫害,因为这些学生认为托洛斯基有关中国的政治见解比斯大林的要正确。
  米夫成功地组织了一个秘密小组,在中国称为“回国留学生”、“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或不客气地称为“斯大林的中国小组”。自1931年至1935年,他们的领导人控制了中国共产党,实施了现在称之为错误的“第三次左倾路线”的政治和军事战略。1945年,毛泽东在有关党的历史决议中正式否定了这次路线。这个决议是一个尖锐批评的杰作,它坚决要求错误路线的支持者进行自我批评。然而,这个决议并未说这个路线是由莫斯科造成的。或者说正是因为这一路线是来自莫斯科的,因而其追随者才不得不服从这一路线。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在这段时期真正的反面人物是斯大林,但在1956年赫鲁晓夫谴责斯大林时,毛却成为处处维护斯大林的最重要的共产党人。因此,他对维护斯大林在中国的名誉的程度远远高于米夫的弟子们。
  这个秘密小组的最重要的成员是陈绍禹(他革命时的笔名为王明)、秦邦宪(博古)、张闻天(洛甫)和王稼祥。他们都多才多艺。王明能写善辩。关于博古,埃德加·斯诺的第一个妻子海伦·福斯特·斯诺在1937年是这样(埃德加·斯诺是美国旅行家和作家,1936年夏天他在共产党根据地陕北采访了四个月。之后他写了一本名为《红星照耀下的中国》(《西行漫记》)的著作,这是一部既可作为奇遇记又可作为生动报告的经典之作。他首次向世界报道了中国的共产主义不是一种传闻或民族主义的宣传。毛泽东、周恩来和包括邓小平在内的许多领导人,都向斯诺谈过他们的早期生活。——原注)描写的,“他是一种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如果以一幅漫画则可将他勾画为单薄、体弱、劳累过度、半病态,并戴着深度眼镜,他厚厚的乱蓬蓬的头发,给人一种似乎头重脚轻的感觉”③。但他非常勇敢(在30年代初,他冒着遭逮捕和处死刑的危险,在上海干得比几乎所有的共产党领导人的时间都要长)。他很快就承认,作为一个知识分子,需要有人教他懂得,工人是如何生活的,他们都需要什么,洛甫比王明和博古大五到六岁,对世界的了解相当多。他的父亲是商人兼学者,而他自己只是一名学者。他在加里福尼亚度过了两年,上过一些大学的课程,并在旧金山的中国华侨杂志社工作过,他英语讲得很好。没有笔名的王稼祥则是另一个勇敢的男子汉,在长征前和长征期间,他以极大的毅力忍受着胃病的折磨,1933年当邓小平政治上失宠时,他曾以自己的独到的见解帮助过他。
  据研究邓小平的人介绍,邓并不认识这些从莫斯科回国的学生。这或许不太属实。他一定知道副校长已网罗了一群亲信,至少也听说过他们的名字或见到过他们。王明和博古在另一班,可能是因为他们会讲俄语。以邓坚定的爱国精神和很有主见来看,无论如何他不可能同那些不管外国人说什么都唯命是从的人有太多的来往。
  邓刚到中山大学时,该校的人数大约有二三百人之多,到1926年底又增加了一倍,约一半的学生是共产主义者,或是党员,或是团员,或具有两种身份。这些人当中,只有十几个人来自西欧,其余几乎都是来自中国华北和华东的大学毕业生和在校生。其他学生为国民党员,有极少数几个同国民党领导人有关系。邓有两个这样的同学,一个是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1925年仅十七岁),另一个是冯玉祥将军的女儿冯弗能。1927年中国的统一战线瓦解后,学生的构成就改变了。国民党学生销声匿迹了,一些人要求返回中国;一些人则被强制返回;少数人被逮捕,经审判被判刑做苦力。蒋经国被强迫留下,他被送到西伯利亚金矿工作了一段时间并一直留在苏联,直到1937年国共结成新的统一战线后才允许离开苏联。这些国民党学生离开后改由共产党员顶替。这些党员学生中有一些年纪较大(邓小平在重庆所念的预备学校的奠基人吴玉章,就是其中之一);有些是党的干部;有些是工厂的工人。为了这些工人,大学的教学都不得不简化。
  但邓当时的课业负担是很重的,共有七门课,分别是外语、历史、哲学、政治经济学、经济地理、列宁主义和军事科学。在所有的外语中,俄语是必修课,英语、法语和德语被列为选修课。历史课的内容是社会形态发展史和革命以及革命运动史。哲学课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主修马克思的《资本论》。列宁主义这门课是由一系列演讲稿为基础构成的,这些演讲是斯大林在列宁死后不久于1924年4月在斯维尔德洛夫大学发表的(这些演讲被编成《列宁主义的基础》一书出版)。军事科学包括了实践的成分:射击和基本战术的训练。现在不清楚邓对这些课程有什么反应,但作为一个把书本知识和马列主义作为智慧来源的人,邓的态度是相当明确的,这可从他在1992年春的谈话中看出:
“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长篇的东西是少数搞专业的人读的,群众怎么读?要求都读大本子,那是形式主义的,办不到。我的入门老师是《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ABC》。最近,有的外国人议论,马克思主义是打不倒的。打不倒,并不是因为大本子多,而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真理颠扑不破。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④
  当邓正在读书的时候,中国的北伐战争开始了,并取得了节节胜利,但在政治上,左派却被迫交出了一些控制权。
  从1926年3月开始,蒋介石同苏联军事顾问、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决裂,并压制这三方面。这一危机起因于一艘由共产党军官指挥的炮舰停泊在黄埔靠近蒋的司令部的地方,舰艇升火待发,意向不明*。蒋怀疑这是一
  *“中山舰事件”是蒋介石的阴谋,而不是中国共产党的责任。——译注次阴谋,便在广东发布了戒严令,派遣效忠他的军队解除了工人纠察队的武装并查扣了这艘炮舰,还扣留了3O多名苏联军人。
  蒋在掌握实权后接着要求三个他特别不喜欢的苏联顾问离开广东,要求共产党的政工人员从第一军撤走。要求从今以后国民党内的共产党员的活动公开化。或许是为了表现他政治上的公正,他同时要求几个国民党右派政治家也离开广东。中山舰事件发生时已离开广东而正在北方的加伦和鲍罗廷,只是坚持莫斯科的教条,害怕会破坏统一战线。
  蒋也得到了加伦和鲍罗廷的同意,一旦军事准备就绪,军队将立即挥师北上,这是国民革命的另一个胜利。1927年初,斯大林和托洛斯基都希望把军队留在南方,因为苏联已断定,苏联需要同日本建立友好关系以维护自身的利益,这就需要国民党不能采取行动威慑日本。在广东的共产党,从领导到普通士兵,都坚决要求尽早采取军事行动,但在上海的党中央却站在苏联一边,认为采取行动可能时机尚未成熟。因此上海方面后来受到党内的批评,因为它完全附和苏联的立场。
  北伐战争开始于1926年6月,在湖北发生了激战,经过四十天的围攻,武昌被攻克,江西的省会南昌经三次夺城战斗被占领。一些部队包括几支最强的部队遭受了严重的伤亡。随着军队向前推进,群众运动紧跟着发展起来,运动的主要对象是不得人心的地主,也就是毛泽东所说的“土豪劣绅’,以及外国人⑤。1927年1月,长江边的城市汉口、九江的英国租界被收回。在湖南发生了反基督教的活动,导致一些传教机构撤离,大多数教会学校关闭。
  到1926年底,北伐军夺取了军阀控制的长江以南的大部分地区。它所取得的成功令世界震惊,完全改变了中国的力量对比,看起来就好像是革命的第二次风暴,孙中山的革命获得了全面的成功。身为总司令和得到国际上认可的国家象征的蒋介石本人,其政治地位要比他离开广东之前坚实得多。他明确表示反对城市或农村的社会革命,也不希望过多伤害外国人及外国入的利益。共产党对此种发展看得很清楚,1927年1月中央委员会的报告作了这样的分析:
  国民党右派变得日益强大……在国民党中当前有一股非常强的反苏俄、反共产党、反工农运动的倾向。
  这种右的倾向首先是由于蒋介石和其他人所持的信条:这个国家只能存在一个党,所有的阶级应合作,阶级斗争应禁止,共产党没有存在的必要……
  第二个原因是在他们的思想中认为国家革命很快就会获得成功,不久就会发生阶级革命,当前最大的敌人不是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而是共产党……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在国民党内掀起了一股强烈的反共潮流……⑥。
  促成邓小平回国的是军阀冯玉祥。
  比起大多数其他军阀来,冯更受到民众的爱戴,他作为一名基督将军而被载入史册。他既是一个基督徒,又是一个品格高尚的中国传统主义者。他认为以身作则,关心普通人民的幸福是一个领导者的责任。作为一名军人,他衣看十分简朴,不像绝大多数军阀那样耀武扬威、锦衣玉食。他平易近人与下属官兵们打成一片。他对部下提倡以德服人,而不是滥用刑罚。他鼓励他的部队在行军时唱歌并把基督圣歌作为进行曲在部队中教唱。这部分是因为他性格的古怪,但主要是因为他是一个正直的入,渴望把他的国家建设好。所以除了他的军队之外,一般老百姓也很爱戴他。
  1924年,趁北方其他的主要军阀吴佩孚和张作霖正在混战之际,以中国西北为基地的冯玉祥占领了北京。随后他向苏联寻求帮助,以支撑他反对吴佩孚和张作霖的地位。当时鲍罗廷从广东来到北方,把冯玉祥作为苏联和南方国民党潜在的联盟,接受了冯玉祥的请求。根据鲍罗廷的建议,俄国决定向冯提供武器装备、经费和军事指挥员,同时也为他派出了他不愿接受的政治顾问,并为他的军官提供了去苏联军事学院学习的机会。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决定从上海和北京选送一批年轻人包括一些已在苏联受过军事培训的人到他的部队工作。
  尽管得到援助,但在1926年初,冯的军队仍败在了“东北王”张作霖的手下。冯以一个战败的中国将军通常采用的姿态,宣布辞去司令的职务。他制定了出访莫斯科的计划。俄国人可能不希望他这时前去访问,但他决意要去。因为他算准了俄国人不可能拒绝接待一个曾接受过他们的援助且在政治和军事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人。此时北伐战争正要开始。他从容不迫地上路,先前往外蒙(蒙古人民共和国)首都乌兰巴托。在那里他和鲍罗廷会晤了几次。如果鲍罗廷不能在冯到达莫斯科之前弄清冯的真实意图,那么他在莫斯科的有利地位将受到损害。经过一个月的中途停留之后,冯在5月初到达莫斯科。
  冯在莫斯科停留了整整三个月。他几乎每日都会见苏联领导人〔虽然不包括斯大林),访问了中山大学,向学生作了演讲(很可能包括邓小平在内),讲话中充满了革命豪情,受到学生们的热情欢迎。他机敏地打着他的牌。他知道俄国人急于要他返回中回,他利用俄国人的焦急心情,向苏联争取到了相当有利的援助条件,包括提供给他大笔经费和大量的军事设备,并为他的军官进行培训。他感到满意后,遂起草了一份公开正式支持国民革命的声明。并且很快实现了诺言。9月17日,当他再次越过蒙古找到他的部队时,他又重新正式担任司令。在黄河北部沙漠城镇五原,他领导他的军官拟定了支持国民革命的“民众誓言”。
  陪同冯返回的还有几名苏联军事顾问和几名共产党员。根据邓小平的官方传记记载,冯曾请求共产国际“派一批中国同志到他的部队工作”⑦。很有可能是共产国际说服他接受了他们,并说明在他的军队中应该有共产党人,以象征他接受革命统一战线。不管这件事是如何决定的,他还是允许共产国际向他的部队派遣了一批新的共产党活跃分子。
  中国小组的领导人是刘伯坚,他曾经担任过旅法共青团的书记,在莫斯科也受过苏联军事和政治的训练。1927年春,他出任冯的部队政治处副处长。当时冯的司令部设在西安,并在该城成立了一所新的政治军事学院。
  邓小平随后回国。按照他的传记所述,或许他是被共产国际选派去的,或许是刘伯坚请他去的,或许是他志愿去那儿的(尽管在他的传记中未记述他在莫斯科曾见过冯)。他的旅途开始于1926年底,先乘火车,经西伯利亚铁路的乌兰库德,再换汽车到乌兰巴托和黄河上游的银川及兰州,最后到了西安。他开始坐火车,后坐卡车,然后骑骆驼和马,走了很长的路途。最不舒适的路程一定是戈壁沙漠,他乘坐的是一辆弹药卡车。1月的戈壁沙漠气温可降到摄氏零下30度,在乌兰巴托与黄河之间有五百多英里。邓于1927年2月抵达西安。
  注释:
  ①斯宾塞:《现代中国研究》第323页。
  ②《邓小平传略》第5页。
  ③海伦·斯诺:《中国的共产主义者》第229页。
  ④《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82页。?
  ⑤《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5页。
  ⑥《剑桥史》第12卷,第607页。
  ⑦《邓小平传略》第5页。

  1965—1973年
  假如毛泽东在1966年前去世的话,那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不会发生。毛泽东部署、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而且在指导这场运动中拥有比其他任何人更大的权力。
  依照毛的观点,文革是从1966年持续到1969年。它所带来的变化被党的“九大”所肯定,并被写入了修改后的《中国共产党党章》中。根据中国共产党现在的观点,文化革命持续了整整十年,这是充满政治斗争和社会动荡的十年,它最终以“四人帮”——毛的最激进的同事们——的被捕而告终。依后一种看法,它是一场反复无常的运动,其性质不断变化。即使在1969年前,它也具有三重性质*:它是一场超级革命,旨在创造一种观念和
  *照原文译出。——译注行为模式,列宁曾把这种观念与行为模式归类于左派社会主义(他称之为“幼稚病”)。它是一场反革命运动,目的是砸碎并重建50年代在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条件下建立起来的许多制度。它是一场为革命而革命的运动,毛认为这场革命有它自己存在的价值。
  在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所有目的中,有三个目的是显而易见的。首先是更深入地教育全社会,认识社会主义的价值,并设置一些与之相应的机构,这是从50年代以来就一直在实施的。这些价值中,有四项是很突出的:平等、共产、朴素和斗争。对毛而言,斗争是主要的。因为他相信,没有斗争,就不可能找到任何有价值的事情。他也相信,社会主义不是一个稳定的状态,而且是很不稳定的状态,所以需要加以强化,否则就会退化。
  毛是一位平等主义者,主张一切平等,如机会均等。在他的理想社会的蓝图中,社会成员的面貌,受教育的程度和生活标准都应彼此相近。有鉴于此,他对共产社会情有独钟。因为他深信,如经适当的激发和领导,人民群众在任何事业中都能完成英雄业绩。他对个人主义极其反感,把个人主义等同于自私自利。
  毛对旧中国的知识阶层极为妒忌,不喜欢他们的墨守成规和歧视百姓。相反,他赞美农民的朴素。他把他们的力量与不受腐败影响联系起来;他想防止农民出身的士兵们“进城”后的腐败,这些当年在旷野里战斗和工作的士兵们只得到了少量的口粮和微薄的薪饷。在60年代中期,他开始担忧中国青年的道德状况,因为年轻人没有经历过战争。他对几位外国来访者说,他特别担心这祥的情形:老革命的子女将变得自私和娇生惯养。
  根据以上情况,毛喜欢无等级的制度。在工业方面,他希望工人在管理上发挥作用,在决定目标和技术的利用方面有重要发言权。在农业方面,他希望所有的活动均按集体主义来组织。在公共卫生方面,他希望大量的。受过最好训练的医生到农村去工作,并希望一批缺乏良好培训的“赤脚医生”永远扎根在农村。在教育方面,特别是在高等教育领域,他希望取消入学考试,并设置大量有实用内容的课程。在文学和艺术方面,他希望能使用那些即便是缺乏良好教育的人也能理解的语言和符号,以明确反映社会主义价值。毛希望缩小城乡之间的文化、物质差异,消除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区别。
  毛的第二个目的是重新夺回他认为从他手中丧失的政治权力。到1965年初,毛已相当生气,认为中国共产党的中央权力机关在邓小平控制下,在刘少奇以政治局及其常务委员会名义的监督下,已经掌握了大部分的决策权。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他称邓小平的书记处为“独立王国”,毛的夫人江青则称邓小平本人是“独立王国”。
  毛的第三个目的是培养“革命接班人”。当60年代到来后,他逐渐关心起他身后的问题。1963年他已经七十岁。他同时也越来越担心他的同事们缺乏革命热情。他自己发明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基本理论,但看到在他周围没有人对继续革命抱有热情,尤其是被人们认为总有一天将接毛泽东班成为党的领袖的刘少奇。毛认为刘少奇对继续革命最不热衷。从50年代以后,在政治局常委中,只有林彪没有与毛泽东发生过冲突。但是林彪的身体却明显虚弱,没有神采,落落寡欢,缺乏非军事事务的经验。但是毛泽东认为与其他人(包括周恩来在内)相比,林彪是较佳的继承人选。当周已成为政治局委员的时候,林彪仅仅是一名排长。但无论公开或私下,他都没有反对过毛本人。
  随着毛在政治上和个人关系方面与延安老领导集团其他成员的疏远,他转而向其夫人江青、以及康生、陈伯达征求建议,寻求鼓励和有效的支持,他与后两个人相识已经三十多年,但他们在政治上没有卓越的表现。
  江青是毛泽东的第三位妻子。他的第一位夫人是杨开慧,毛与她有三个孩子,毛泽东深爱着他的夫人,并赋诗一首以表达怀念之情。杨开慧是1930年在长沙被国民党杀害的。他的第二个妻子是贺子珍,毛也正是此时遇见她的。贺子珍又为毛生了六个小孩,除了一个孩子外,所有的小孩或是在江西时送到农民家里寄养成是在幼小的时候夭折。她在长征时生了一个小孩后不久便被弹片击中受伤,1938年被送往莫斯科治疗——或许是精神上的治疗。也是在这一年,女演员江青到达了延安,不久便成为毛的夫人。1939年,她与毛泽东结婚,不久便为他生下了两个女孩。*毛的同事们均反对这场婚姻,因
  *江青只为毛泽东生了一个女儿。——译注为江青明显是一个阴谋家,她来延安是因为在男女关系上名声不好和在政治上反复无常。毛泽东只能靠许诺不让江青插手政治才平息了他们的反对。
  在50年代,毛还遵守这个承诺。而江育可能对毛的做法感到满意,因为此时她的健康状况不佳,她至少两度被送往莫斯科接受药物治疗。她照看小孩,包括贺子珍的一个孩子。但她是一位有虚荣心、有野心的人,对大部分共产党领袖的夫人们将自己限制在妇女组织内工作感到不以为然。因此,她老想着有朝一日扮演一个重要的政治角色。在60年代早期,她的健康状况有所好转,而且孩子们也已不成为负担。这时,情况就随之起了变化,她对毛泽东的咨询不时点头表态,毛有时也会听一听她的政治见解。到1963年,她已成为一名重要的人物。她开始清除她认为毛泽东将视为有害的所有有影响的戏剧。这把她卷入与党的文化机构的接触与冲突之中。她能够使文化机构同意八部革命样板戏和芭蕾舞剧上演,而这些都是在她的领导下创作的。但她无法使文化和艺术在革命的方向上进一步前进。
  康生1900年左右出生于山东的一个地主家庭,20年代他是在上海度过的。在上海的工人运动中和艺术界的外围,康生认识了江青。当共产党中央机关于1933年离开上海时。他去了莫斯科。在那里,他接受了警察和情抱工作方面的训练。尽管在1934-1956年期间,他是政治局的正式成员,但此时他很少在公共场合露面,其缘由或许是由于他按苏联路线首先在党内然后在全国建立一个警察机构,而这是不允许他抛头露面的。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毛与他发生了冲突——他希望对受到批评的“教条主义者”和其他人进行肉体上的惩罚。在赫鲁晓夫谴责斯大林后,他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失去了其政治局委员的资格。*但在60年代早期,他的地位有所改善。他成
  *此处有误。1938年康生被任命为中央社会部和情
  报部部长。1945年“七大”以后不久被撤职。
  ——译注为邓小平领导的书记处的一名成员,而且还是毛喜欢与之谈论马克恩主义理论和哲学的小圈子里的成员,他身材瘦小且善于察颜观色,在文革期间有“冷酷无情”之称。
  肥胖、圆脸的陈伯达曾是一位大学讲师。在延安时,他成了毛的政治秘书,并学会按毛的文风来写作。他确实是毛泽东的人,除了几个激进的新闻记者之外,他没有政治上的拥护者。他曾在《红旗》杂志社工作,这是一份理论刊物,他任主编。他像江青或康生一样心狠手辣,但缺乏政治技巧。1970年,他丧失了自己的地位。因为,当他应当从一些迹象中知道林彪已经过了其生涯的巅峰期时,他仍把宝压在林彪身上。
  现在,官方均将文革的开始定为1966年5月的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但这出戏实际上在前一年的秋季前便开始了。其时,毛开始策划反对中央书记处。
  毛是在经历了一次政治挫折后开始精心策划这件事的。在两年的时间内,他鼓动文学艺术界的革命,以清除其传统的主题和“封建”价值观,并彻底改变国家的高等教育体系。他还要求对一些戏剧和报刊文章进行谴责,因为他把这些戏剧和文章看作是对他本人含沙射影的攻击。他特别反对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写的一部关于明代地方行政长官海瑞的剧本。该剧(《海瑞罢官》)讲述的是海瑞由于纠正了地方上的不公正,引起了地方官吏大为不满,最后他被皇帝革职的事。毛认为剧本是影射他在1959年罢免彭德怀一事。在一系列的讲话中,他对党的文化和教育机构发难,这些机构以宣传部和文化、教育部门为代表。1964年初,他宣称:
在文化界,特别是在戏剧领域,封建落后的东西占了统治地位,而社会主义的东西则微乎其微,……如果坐视不管,那么文化部就要改名为“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和“外国死人部”。①
  但是有关单位没有采取太多的行动。吴晗的剧本是被禁演了,但吴晗本人及其剧本均未遭公开的批判。一些作家和艺术家被送到农村从事短期劳动,但对那些著书立说,认为不能用阶级斗争来阐述中国历史的历史学家和那些把中国农村的社会经济问题归因于“大跃进”的新闻记者并没有采取行动。毛逐渐变得越来越烦躁,最终决定把文化革命的所有问题摆到政治局委员和地方党委书记会议的日程上。
  这次会议在1965年秋持续了近两个月。关于会议的文献甚少。但很显然,作为吴晗的行政上级北京市市长和文革小组组长的彭真与毛发生了冲突。这个文革小组在党中央已经存在一年了。彭宣称:“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即使是毛犯错误也应受批评。邓小平在一次报告中断然反对彻底变革的要求。毛含蓄地问道:假如党的领导人变修了怎么办?回答是应赋予各省机关采取行动反对修正主义的权力。会议没有作出任何毛所希望的决定便被迫闭幕了。自从长征以来毛从未受到如此严重的挫折。
  毛的反应是退居上海。在那里,他和江青均有着良好的政治关系,而且他在上海的行动使远在北京的党的领导人难以把握。在上海,他再次把自己的矛头对准吴晗。
  毛的方法是鼓动上海的主要报纸发表一篇对吴晗及其剧本进行猛烈攻击的文章:把吴晗的剧本描述为“毒草”(用的是1957年反右派的语言)。这篇文章是以姚文元的名义发表的,姚是当地一名以刻毒而闻名的文学评论家,不过该文初稿经毛修改过几次。在林彪的要求下,该文章迅速在《解放军报》上转载,从而使在京的党中央面临抉择:要么公然反对党的主席,要么向他屈服。由于邓小平外出视察,处理这个问题的责任就落在了代理书记彭真的身上。他试图妥协,在《人民日报》的学术版和《北京日报》上刊登了这篇文章,并加了按语,说明这篇文章只是对当前学术问题的讨论。毛的反应是召彭到上海。在上海,毛严厉地告诉彭,他认为在吴晗的剧本中,英雄和反面人物影射的是彭德怀和他自己,他现在想对吴进行公开的批判。但是彭并没有被吓住。返京后,他召集了一次文革小组会议,拟定了《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这份“提纲”反对公开的点名批评别人,并引用了彭去年秋天在毛泽东面前说过的原则,强调“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在由刘少奇召集的一次扩大会议上,这份“提纲”被通过,并作为中央委员会的一个文件下发全党。
  这件事究竟是如何发生的,至今仍是一个谜,在该“提纲”下发之前,邓小平及有关人员曾当面向毛请示过。毛可能说过模棱两可的话。因为他知道,假如没有他的明确表态而把“提纲”下发出去,那么他将沦为名义上的领导人,再也无法掌握实权了。或许是邓和其他人想对他进行挑战,因为他们知道,一旦最后摊牌,政治局常委的大多数人将支持刘的决定。或许,双方都在试探对方。
  不管真相如何,是毛赢得了后来的胜利。最晚在3月中旬,他决定彭必须辞职,为此他派康生带着指示到北京,旨在孤立彭,并把他置于攻击之下。康生完成了使命。4月2日,留在北京的周恩来(刘少奇在国外)用电话或电报告诉毛,他同意康生带来的指示。几天以后,彭发现他自己在书记处的会议上处于受审的地位。会议由邓小平主持,但周恩来、康主和陈伯达也出席了。第一回合胜利后,毛在杭州召开了一次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决定罢免彭真。
  接着,在京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也采取了行动。会议由出访归来的刘少奇主持。刘或是不愿意阻止,或是无力阻止康生按照从毛那里得到的另一套指示采取的行动②。5月16日,会议批准了一个党内通知,其内容完全符合了毛主席的所有要求。该通知对彭的报告进行了批判,也对彭进行了指责,并解散了他所领导的文革小组,取而代之的是在中央委员会(不是书记处)之下成立的一个由十八人组成的文革小组,并威胁说要对“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采取进一步的行动。
  这样,毛控制了局势。但是林彪在这次会议上制造了一起轰动事件。就在会议结束之前,他控告党的宣传部长陆定一和书记处成员杨尚昆阴谋策划“反革命政变”,并要求对他们的行为进行一次彻底的调查。他宣称,为了挫败他们的阴谋,他已征得毛的同意,把军队开进首都的各电台和“公安系统”。几个月后,毛在给江青的一封信中说他对林彪所说的话吃了一惊。或许他真的大吃一惊,但这并没有使陆、杨免遭几乎是立即被捕的命运。
  对彭真和书记处的斗争已取得了胜利,毛泽东在此时返京似乎是合乎逻辑的。但他决定仍呆在杭州,让刘少奇和邓小平去发动这场文革。对这件事他们两个人都不愿意做,但又不得不去做。是毛想给他们一个机会以弥补自己的过失,还是仅仅给他们一根绳子让其自缚手脚,这是另一个谜。这个谜或许永远也解不开。即使他们想弥补过失,但他们的做法也错了。他们不是去努力取悦毛,相反,他们计划实施一项政策,其做法几乎是刘少奇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起草的“后十条(修正案)”的翻版。他们派遣了数百个工作组到北京的中学和大学,要求他们建立文化革命委员会,并指导文化革命委员会调查、搜集学校教师和管理人员过去和目前有无修正主义的倾向,但并没想把群众卷进去。
  但这项措施从一开始便遭到林彪、康生和陈伯达的破坏。通过在民事机构政治部门中的军代表和中学、大学里宣传队的工作,这三个人阴谋把自上而下由党委控制的清理工作变成自下而上的对领导和教师的揭发攻击。他们鼓动学生示威来反对他们的师长,并要求把“牛鬼蛇神”揪出来批判,即使是党内高干也不例外。到了6月初,由“好”的阶级背景的学生(非资产阶级的)组成的一队队红卫兵遍布北京的大街小巷,并开始与工作组发生冲突。在幕后,林彪和他的同伙也异常活跃,他们重新改组了北京市委,并派军宣队员控制了《人民日报》。
  不久,刘和邓意识到,他们面对的是由毛最亲密的同事们所组织的造反。因此,他们去见仍在杭州的毛,并请他作指示。毛只是建议他们不要过份依赖工作组或把它当成革命的工具,其余的事让他们自己想办法。他们不能拒绝承担进一步的责任,因为那样做将意味着破坏他们自己赖以成长的党的纪律。所以,唯一可能采取的方法是:返回北京,并对红卫兵宣战。他们下达了两项命令,禁止教师和学生秘密集会,并宣布所有的红卫兵组织为非法组织。这项措施取得了效果,工作组深受鼓舞,重新反击,阻止红卫兵上街游行。但由于军队控制在别人手里,刘和邓则无力制止他们。
  在这种情形下,毛最终返回了北京,在返京的路上。他在武汉横渡了长江。长江的这段江面约有一英里宽,从照片上看,他是浮在水上涉水过江而不是游过长江的。对一位七十二岁的老人来说,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举动。紧接着,大众传媒把他描述成了一个超人。经过陈伯达及其下属宣传人员多年来不懈的努力,人们对毛的崇拜达到了顶峰。他被认为是具有神奇力量的人。在艺术形式中,其形象被塑造得比周围的人都要高大,他成为人民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
  在北上的途中,毛对他决意实施,而现在又能很快实施的设想准确地作出了决断。7月18日,在他到达北京后的一两天里,他告诉党的领导人,当他们进入社会主义以后,他们还应使自己经受住严峻的考验;同时他还对另一群人发出这样严厉的警告:假如你们不革命,那么革命将指向你们。他坚持解散刘和邓的工作组,并特意给红卫兵战斗队写了一封信:
(你们的)两张大字报(激进分子们最喜欢的一种表达方式——作者注)……说明对一切剥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声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③
  在春季,毛在书记处会议、政治局常委会和政治局委员会议上均取得了胜利。*现在他想在中央委员会(已经他自己只出席了政治局常委会议。——原注四年没有开会了)上取得胜利。他实现了他的愿望,但主要是靠大批“高校革命师生代表”参加会议,并指挥他们为他和林彪欢呼,嘲笑那些胆敢对他们质问或有抵触的发言者。邓小平发言时他们就发出嘘声。邓坚持认为林一再指控彭真和其他人阴谋政变是毫无根据的。经过十二天紧张愤怒的辩论,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由于《十六条》对革命的作法规定得含糊不清,使江青和其他一些人日后有机可趁,但《十六条》却明确提出,革命的政治对象是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④。从文化方面来说,它要求彻底清除“四旧”(即:“旧文化、旧思想、旧风俗、旧习惯”)。当时未宣布的其他决定把政治局常委会闹了个底朝天。林彪的地位从第七位升至第二位,刘少奇则由第二位跌至第八位,陈伯达和康生成为常委,地位比刘少奇、朱德和陈云还高。邓处在第六位,并保留书记处书记的职务。在他的朋友中地位比他高的现在只剩下周恩来了。尽管周本人未受攻击,但从这次会议看,周似乎不准备为刘、邓在过去两个月中处理事情的方式辩护。
  8月5日,在会议期间,毛采取了一项令人吃惊的措施:他自己写了一张大字报,标题为“炮打司令部”,这比他以前所说过的或所写过的任何东西都更为明确地表示:他希望红卫兵把下列人视为自己的敌人。他写道:
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又何其毒也!⑤
  五天以后,他对在人民大会堂外的群众发表讲话,希望大家要关心“国家大事”。8月18日,他与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在天安门广场参加了红卫兵大型集会,类似的集会共八次,这是第一次。
  这次集会拉开了两年混乱的序幕:在以后的两年里,几乎所有的高级干部或有声望的人都难以逃脱红卫兵或革命造反派的攻击。关于被杀或受伤的人数,并没有官方的统计,也没有关于遭到破坏的公共纪念物和为公众拥有的艺术品、文学作品的清单,更不用说私人财产了。仅在街头暴力中死亡的人数就达几万人。许多人在相互敌对的红卫兵团体之间的械斗中丧生,更多的人死在军队手中。这些军队先是奉命支持红卫兵,最终则奉命解除红卫兵的武装以维护社会秩序。大多数的暴力事件发生于1967-1968年,其时红卫兵已夺取武器或发了武器。但是有组织地利用武器是在1966年8-9月份,其时,红卫兵被煽动起来开展破四旧运动。他们经常随意闯入私宅,粗暴地对待一些作家、艺术家和音乐家,并且撕毁或焚烧他们的图书、图片和器材。就在此时发生了第一批死亡案件。中国最著名的剧作家之一老舍在遭到毒打之后自杀身亡。傅雷也自杀了,他是一位法国文学翻译家,是著名的钢琴家傅聪的父亲。
  8月18日,邓小平陪着毛、林、周以及其他人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他仍握有权力,他接着采取的行动表明,他当时的当务之急是防止红卫兵分裂瓦解党。他当时的处境不是无望的。他在外地有同盟者,至少有两个地方党委书记明确反对自下而上革中央的命。他还可以争辩说,中央委员会的决定丝毫未涉及红卫兵(该决定只谈到文化革命委员会),并且允许那些政治上处于被审查之中的人为自己辩护。书记处已经改组,但只有一名新成员陶铸,坚定地支持毛主义(但他很快脱离了这个阵营)。而他的政敌们只是忙于向在夏末从各省涌入北京的上百万红卫兵发指示。
  但到9月底,毛意识到大多数省委党员干部对红卫兵行动均不欢迎,而且拒绝与红卫兵发生任何来往。一些地方官员甚至征集武装与红卫兵对抗。毛愤怒异常,在北京召集了一次省委书记会议。那时,他已惯于采取这种方法,并似乎认为他能很快镇住与会者。但他发现他遇到了顽强的抵抗。这次会议持续了近一个月,最后他才打破这种僵局。
  邓小平处于这场风暴的中心。10月16日,他作了一个关于文革发展进度的报告,这招来了陈伯达和其他几个人更严厉的批评。陈抱怨说想与邓进行平等的讨论比“登天”还难,并认为他是“修正主义路线错误”的“急先锋”⑥。他声称,刘和邓的“思想作风”恰恰是反对毛的,而且刘和邓不会承认错误,仍然“试图反扑”,说在这两个人中邓更为顽固。林彪再次提出彭真阴谋发动政变的说法,还暗示邓可能是一名同谋。但代表们对刘和邓的同情远胜于对陈和林的同情。似乎有一两天毛失去了对会议的控制。他的反应是要求刘、邓作“自我检讨”。毫无疑问,他的估计是,一旦地方干部们看到这两个掌管中央书记处的人屈服了,他们就会放弃抵抗。不知是谁通过什么途径对这两个人施加了压力,但这种做法很见效。毛度过了危机。
  邓在作报告一周后,作了一次自我检查。他神情忧郁地念他的检讨。
  邓(和刘)进行了自我检查之后,毛作出了宽宏大量的姿态,他对代表们说,不能因为刘、邓过去所犯的错误而把他们说得一无是处,但他清楚地表明,他对他们,尤其是邓,对待他个人的态度是何等的不满:
我故意下放(最高权力)。他们就建立独立王国……从1959年到现在,邓小平什么事也不请示我……(1958年)我对武昌会议不满意……所以我回北京开(另一个)会。虽然你们开了六天会,但你们仍不让我开一天会。不让我完成工作没什么了不起。但我反对你们像对待死去的祖宗那样对待我。⑦
  他还说应该给刘和邓一个机会,以便察看他们是否真正改过。即使他真有这个意思,现在已经掌权的刘、邓的死对头也永远不会为他们提供这个机会。
  在11月和12月,刘和邓在公开场合露了几次面。但此后,他们便不再露面了。对刘来说是永远地消失了。对邓来说则是事隔六年多后才在公开场合露面。此时,外界实际上根本不知道他们究竟发生了什么事。直到80年代后,才有可能重新了解他们当时的遭遇。
  1967年的1-8月,从理论上讲刘和邓仍是自由的人。但是一旦出了中南海的围墙,他们便不再安全了。即使在中南海,他们也受到了骚扰。早在1966年12月初,刘和其夫人王光美身边的工作人员在他们家里开“批斗会”,批判他们二人。在大街上,红卫兵举行反对他们的游行示威。官方和红卫兵的出版物还经常刊登诽谤性的文章。刘是主要的目标,被打成“中国的赫鲁晓夫”和“中国最大的走资派”。在红卫兵的宣传品中,邓被称为“第二号走资派”,但官方报纸没有这样说。
  反对刘、邓的运动是由江青、康生、陈伯达和张春桥操纵的。张春桥是江青在上海的老朋友。他们都一祥的阴险毒辣。张组织了第一次大规模的、公开的反对刘、邓的示威游行,并号召游行者“痛打落水狗”,“让他们遗臭万年”⑧。4月,江青在一次红卫兵集会的演讲中,罗列了邓的“十大罪状”。随着权力斗争进程的变化,对刘、邓的这场斗争时起时落,这场权力斗争在1967年初便爆发,使党和军队在这一年里经历了重大磨难。每当激进派感觉到受威胁——正如他们在3月的处境那样,在那之前,在由周恩来和其他一批副总理和老帅们唱主角的会议上,激进派受到了面对面的抨击;或者能对他们的敌人随心所欲地攻击——正如他们7月份所做的,当时毛离京南下巡视——那么这场斗争就更为激烈了。毛扮演的角色仍不很确定。从春天开始,他当然赞成把刘的威信彻底搞垮,他认为刘是赢得党和国家忠诚的另一个潜在的危险的中心。但他对邓的态度则不那么极端,因为邓永远不可能成为他的接班人,同时也因为他喜欢邓的好斗性格,哪怕是反对他本人的。数年之后,邓本人也承认:假如没有毛的保护,林彪和江青会加害于他的⑨。
  事实上,江青所罗列的邓小平的“罪状”,归结起来是四条:邓对毛不尊敬;反对高教和文艺改革;试图取消农业集体化;1966年夏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和“白色恐怖”。她引用邓的讲话和言论,以支持其莫须有的指控。但这些引语挑选得并不高明。当江青的讲话发表在红卫兵的宣传品上时,有些读者肯定会感到,这些话用来形容江青本人恐怕最合适不过了。
有些人老爱批评别人来使自己出风头,或踩在其他人的肩膀上爬上去。他们不注意别人的本质,而只是要找别人的缺点(亦即小辫子),而使自己达到成功的目的。⑩
  到1967年夏,有组织地批斗刘、邓的运动达倒了高潮。7月,成千上万的红卫兵首次被允许围攻中南海,并且在刘、邓和陶铸的家里召开“批斗会”,批斗他们和他们的夫人,还强迫他们的孩子旁观。在一次批斗会上,邓被迫跪下,两只胳膊被反扭到背后。红卫兵们称这种姿式为“喷气式”。此时,他担心的最糟糕的事是:被赶出中南海,在集会上受凌辱,可能还会被毒打一顿,然后被关进监狱,遭受像彭真和其他被罢黜的领导人在1966年一样的命运。
  但邓躲过了厄运。他被迫搬出了中南海,被软禁在一座小房子里,一直与他一起生活的三个孩子也被遣送走。但卓琳以及邓的继母夏伯根被允许与他呆在一起。渐渐地,报刊上对他的攻击消失了。
  刘少奇的命运则要惨得多。早在1967年5月,在毛的默许下,成立了一个调查刘的“专案组”。很快,“专案组”便处在江青和康生的控制之下。专案组在报告中把刘说成是“叛徒、内奸、工贼”。1968年10月,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通过了这份报告,刘被撤销一切职务,并被开除出党。仅一年之后,由于得不到药品和医治,他因肺炎死在一家地方监狱的地板上。他的夫人王光美于1968年被关进监狱,在狱中呆了八年。
  就在这次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上,邓被撤销了党内和政府部门的一切职务,但允许他保留普通党员的身份。毛肯定进行了干预,使他免遭更大的迫害。打击已经是够大的了,但接着又遭受了另一个更大的打击。9月,他的大儿子邓朴方从北京大学的一幢房顶上摔下来,伤得很重,其时邓朴方是北大物理系的一名学生。关于此事的真相有若干种说法,但有两点是一致的:邓朴方正遭受一群红卫兵的折磨;当救护人员最终把他从摔下来的水泥地上送到北大医院时,他被拒绝接收入院。最后,当矫正门诊部提供给他一张床位时,一切都太晚了,已来不及使他的腰部以下免于瘫痪。出院后,他被送到首都郊区一家残疾人福利院继续生活。当他病倒在床上时,他还得用金属丝编制篮子为生,这种生活一直持续到1971年夏。
  1969年10月20日,经过整整两个年头的软禁,邓小平、卓琳、夏伯根突然被赶出中南海,并在军队的监护下,被发配到江西的省城南昌。这是林彪策划的行动中的一部分,目的是把文革中许多被斗倒的老干部和几位老帅,一个个遣送到远离北京的地方去。
  林的行动与他的总参谋长黄永胜在1O月18日发出的一则命令密切相关。该命令宣布国家已处于紧急状态,并命令武装部队进入最高戒备状态。黄当然依林的指示办事,但林没有征询毛的意见。当林于1O月19日打电话告诉毛这条命令时,毛认为这或许是“发昏”了。毛反对林擅自发号施令。无论如何,毛不希望在即将于北京举行周恩来与前苏联总理柯西金关于中苏边境紧张局势谈判之际有任何军事事件发生(自从3月份中苏在珍宝岛发生激烈冲突以来,双方一直有小的磨擦)。毛的反应使林大吃一惊,但这并没有使林中止将邓和其他一些老将军以及政治家赶出首都的计划⑾。
  假如边境事件真的发生的话,那么周恩来首当其冲是第一位受害者。幸好,中苏边界冲突并未发生,周恩来才有可能留下来照顾被流放的邓小平。否则,如果全由林彪手下的人处理,那么邓将会很惨。在党内,由于周的地位低于林,因此他无权取消林的遣送命令。但他打电话给江西党的领导,要求他们为邓及两名女眷在南昌附近找个流放地,而不是去原计划中的山区。通过让他们与那些不是林的亲信的地方军人一起相处,周能为邓安排一个宽松的环境。邓在飞赴南方时能带去一小部分图书,这当然要归功于周⑿。
  在江西,邓、卓琳和夏伯根住在一幢楼的四个房间里。这房子原是一位步兵学校校长的居所。他们能得到食物和燃料供应,但在其他方面他们必须自己照顾自己。大多数饭是夏做的。邓劈木柴,敲碎煤块,以供火炉生火,这是唯一的供暖资源。邓还做大量家务。卓琳刚来时身体不适,不能帮邓做许多事,直到天气转暖,其健康状况有所改善后,才接替邓和夏做一些事情,并和邓一起,开始在房前庭院的空地上种些蔬菜。与此同时,邓和她都在距住处约一英里的一个拖拉机修理厂里劳动半天。
  对三个流放者而言,生活可想而知是艰苦的,但警卫人员并没有干扰他们。对邓而言,能够看到书是极大的快慰,按他的官方传记称,在江西的三年里,他阅读了“大量马列著作和其他许多古今中外的著作”⒀。从他重返北京后所发表的讲话内容中可以看出,他从这段经历中获益匪浅,因为这些讲话充满了对中外历史的精辟见解。这与他在文革前的讲话有些不同。
  负责看管他们的警卫人员与他们同住一楼,这些警卫当然知道他们是谁,拖拉机修理厂的厂长当然也知道。但那里的工人开始时似乎是一无所知。但不久,他们肯定意识到那位老人(此时邓是六十五岁)和中年妇女(卓琳为五十三岁)一定是党的前任总书记及其妻子。他们每天早晨八点左右在警卫监护下前来上班,中午在警卫监护下离厂。
  1971年夏天,邓朴方被允许离京与其父母团骤。自从他伤残之后,他们从来未见过他,他们肯定对他的状况大为吃惊。从此之后,他们和夏伯根共同承担起照看他的重担。他若去洗漱、上厕所或上床睡觉,必须将他从轮椅上搬下来。在邓朴方到他们身边后不久,他们最小的女儿邓榕(在家里称她为毛毛)和最小的儿子邓质方(他一直在西北的一个公社里插队)也来探望他们。邓质方不久就离开了,而毛毛获准与他们呆在一起。
  与此同时,文革开始发生了变化。
  1969年夏,即在党的九大上林彪成为毛的指定接班人几个月后,毛开始失去对林的耐心,因为他缺乏改造党和政府的热情,而这恰恰是毛现在非常重视的。林的野心是继刘少奇之后出任国家主席(而毛想取消该职位),他还想插手外交事务(此时毛和周正计划打开与美国交往的通道,促进尼克松总统1972年2月的北京之行)。毛决定削弱林的势力。首先他发动了一个打倒陈伯达的运动,因为陈很轻率地使自己成为林获得国家主席职务行动的干将。毛采取名为“搬石头”、“渗沙子”和“挖墙角”的措施,迫使林彪在政治局的军队党羽们作自我检查,因他们与陈关系密切。毛还在几个重要的政治和军事委员会上削弱林的支持力量,并改组了北京军区的领导班子。
  林对这些行动的反应是:要求他在空军任参谋的儿子制订一项暗杀毛的计划。该行动计划代号为“571工程”(因这个数字听似“武装起义”之谐音),由一批军衔不是最高的高级军官来实施,且他们大多数来自空军。这项计划并未付诸实施,但即使只是原则上决定实施这项计划,经过毛、周与林彪及其家人的斗争,最终死的不是毛,而是林彪和他的妻子、儿子及上飞机的七个人。
  在江西,当邓小平听说1971年10月1日国庆节北京不举行游行、毛和林均未公开露面时,他意识到国家正处于危机之中。11月5日,在一个政治情况通报会上,他和卓琳才知道林彪死了。刹那间,他大概清楚地认识到此事对他本人的意义。他的主要政敌被除掉了,而他的主要朋友周恩来的地位只会加强。毛仍是所有高层政治权力的中心,他现在不得不为将来制订新的计划。不久,邓通过毛以前的警卫员、现任政治局委员和8341部队(该部队负有保卫党的领导人的特殊任务)领导的汪东兴,写信给毛和中央委员会,要求准许他重返北京,并在北京安排工作。
  邓和他家庭的生活条件很快便得到了显著的改善。1972年4月,又允许邓朴方住进北京的有良好设备的军队医院;陪同哥哥来京的毛毛,在返回江西的时候,被允许在南昌的一所医学院注册上学。但邓仍未收到有关他的信件的任何回音。因此,1972年8月,他再次写信给毛和中央委员会,重申了工作的请求。他说文革揭露了林彪、陈伯达之流的真面目,他还讲了在过去若干年里自己与林、陈的关系,讲了自己现在的心情。当然,这封信到了毛的手里,他开始考虑“让他继续工作”之事⒁。从毛的角度看,这一着有几个好处:能给那些严重缺乏管理经验的人增加该方面的知识,毛正努力重新建设党的事业,这在党内是受欢迎的,这将给更加热心重建党的事业的周恩来提供一个有能力、忠诚的助手。周本人当然为邓疏通关系,但邓小平一再表示,是毛泽东让他复出的。邓之所以坚持这种说法也是可以理解的。
  最后,1973年2月,邓离开了江西。在北京,他、卓琳、夏伯根和毛毛搬进了朋友替他们找到的一栋房子。这栋房子在中南海外面,但离中南海很近。他很快就恢复了工作。这一次他被任命为副总理,同他二十一年前从四川调进北京所担任的职务一样,他的顶头上司也是同一个人——周恩来。
  注释:
  ①《剑桥史》第14卷,第462页。
  ②施拉姆:《毛泽东秘闻》第26O页。
  ③《剑桥史》第15卷,第14O页。
  ④赖斯:《毛之路》第252页。
  ⑤同上书,第264页。
  ⑥齐欣(音译):《邓小平》,第56-64页。
  ⑦施拉姆:《毛泽东秘闻》,第266-267页。
  ⑧《中国历史上的伟大尝试》,第35页。
  ⑨《华盛顿邮报》,198O年8月31日。
  ⑩科克:《邓小平》,第23页。
  ⑾聂荣臻:《红星之下》第747页。
  ⑿同上书。
  ⒀《邓小平传略》第5O页。
  ⒁同上书。

  1931——1935年
  邓小平1930年春天到上海的时候,李立三实际上在负责党中央的工作,且手段相当专横。现在时隔一年,李立三应莫斯科之召,离开了上海,前去解释他的路线失败的原因。共产国际远东局和共产国际常务委员会相继对他作了审查,追使他作了两次丢脸的检查,低头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但在这之前,他却对几位参加审查的官员说,远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不了解中国革命实际,没有资格领导中国共产党。从而大大激怒了这些人(李立三还在前一年夏天在中国说过忠诚于共产国际是一码事,忠诚于中国共产党完全是另一码事,也曾得罪过这些人)。他受到的恶罚是被扣留在苏联,不让他过问任何事。将近十五年的时间里,他一直无所事事。
  在李立三受审期间,当时很受斯大林器重的米夫来到了上海。他的任务是敦促中国共产党批判立三路线,重新组建新的领导机构,这两项任务他都完成了。1931年1月初,他主持召开了为期一天的中央委员会会议,彻底地批判了立三路线,然后更换了中央委员会委员以及政治局委员。会议听取了总书记向忠发及周恩来和翟秋白检讨工作中的软弱和失误。在新当选的十六名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中,至少有三名年轻人曾在中山大学读过书,是米夫的亲信,其中包括王明,翟秋白被开除出了政治局。
  这些做法导致了新的领导集体和一群老资格的劳工领导人之间的分裂。这些劳工领导人曾抵制过李了三和立三路线,同时也反对党中央自己改组党中央的做法(他们要求召开扩大范围的紧急会议),反对米夫拟定的候选人名单。这些人于1月中旬遭到租界巡埔房的逮捕,后被转交到国民党手中,2月初被枪杀,党内十分怀疑是新领导层中的某个人出卖了他们集会的时间和地点。
  紧接着又发生了一起灾变。4月,在周恩来手下负责党中央情报和反情报日常工作的顾顺章在武汉被国民党逮捕。他显然没有作任何抵抗便供出了中共最高领导人的住址。幸亏共产党在南京的反谍报人员及时向中央通报了顾泄露的机密,否则共产党在上海的大多数高层要员,包括邓小平,都将在劫难逃。后来总书记向忠发5月份被埔,6月被处决。顾的叛变并未挽救他自己的性命,一旦国民党认为他已供出了所有情报,便把他杀掉了。据说,作为报复,在周恩来的命令下,共产党开枪打死了顾的好几名家人。这个说法共产党从未正式否认过。
  向忠发遗留的总书记一职并未补选,但王明和博古先后成为党的实际领导人,即所谓“负责全面工作的同志”。(此处有误。——译注)
  1931年夏未,邓小平从上海来到当时的中央根据地。他的官方传记称他是“经中共中央批准”①去那儿的,这意味着是他先提出了请求,从他本人及共产党的处境来看,他的这一做法是不难理解的。
  邓小平先到达广东省的汕头港,从那乘轮船或汽艇沿涵江进入闽西,后来成为人民解放军元帅的聂荣臻也曾于1931年底走过这条路线,聂荣臻在他的回忆录里说,这条路线是1928年开通的,“许多中央委员会的领导同志”都走过这条路线,而且所有从香港和上海购买的医疗药品和无线电设备也是经由这条路线运往根据地的。②聂荣臻说,那次他们一行人都身穿长衫,打扮成读书人的模祥,在路上尽可能少地与人说话,以免他们的口音引起怀疑。从汕头海边到福建省界大约需要五天时间。
  到1931年年中的时候,中央根据地已颇具规模。其中心地区包括跨江西、福建两省一万平方英里的山区农村。红军在区内拥有绝对的军事统治,地方政府也通过各区、县苏维埃的形式掌握在共产党手中。粮食自给有余,但基本上不存在工业,因此像棉布、药品等工业用品必须通过交易购买。盐也一样。那里的气候夏季干旱炎热,冬春季非常潮湿,经常大雾弥漫,这对红军的军事行动反而很有帮助。
  红军向根据地周围地区发动了多次进攻与反攻,但始终没有完全控制这些地区。共产党往往在农村地区占有优势,很多村里都建有党支部,而国民党在城镇占更大的优势。一旦交手,红军通常可以击败地主的民团。到了1931年红军的实力已经相当于几个独立旅、师或甚至军,但由于装备太差,因此无力去攻占一些防守坚固的城镇。在邓小平到达根据地数月之后,红军尽管动用了上万兵力发动数次进攻,但未能攻占江西南部重镇赣州、而守城的敌军只有几千人。红军在江西一直没有解决弹药及其他重型武器匮乏的问题。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后来蒋介石的中央军在1934年向根据地进攻时采用了巩固新占阵地的堡垒主义策略,致使缺乏重武器的红军失利。
  尽管有些时候在程度上有所变化,但总的来说,毛泽东1931年在根据地已经是主要的政治领袖和军事领袖了。在军队中,他是第一方面军的政委和前委书记。当时的第一方面军有三万人,是在同李立三的军事路线进行反复斗争后建立起来的。在党内,他是政治局候补委员和苏区中央局委员。苏区中央局是党中央为协调所有苏区的前敌委员会和党支部而于1931年设立的(当时仍在上海的周恩来是该局书记)。毛泽东的声望来自于他所取得的成就。赣南和闽西的每一个农民都知道他1929年带领着一支二千人的队伍来到了这个地区。那支队伍缺衣少枪,装备极差。但经过两年半的时间,他已经使这支队伍扩大了二十倍,并在这个地区创立了一个小政权,不再让国民党的县长和地主管事。他让农民参加地方政府,把土地分给很多劳工和佃农。对许多人来说,他就像中国历史上那些反抗地方官僚甚至皇帝的农民领袖一样,是一名英雄。
  邓小平到达根据地后担任了中共瑞金县委书记,属中上级职务。以中央委员会的前任秘书长资历来说,他应该可以要求担任更高的职务。但从另一方面看,上级要他担任这一职务也许是为了应付当时瑞金的危机状况。当时该县有很多干部有问题,民众情绪普遍不满。
  这一危机愈演愈烈,最终导致了一场武装冲突。1930年底至1931年初的冬天,毛泽东在红军总司令朱德的支持下,与当地的一批军事领导人和政府领导人在江西中部打了起来。这就是“富田事件”。富田是江西(原文如此。——译注)中部的一个小城镇,当地的红军把这些领导人从监狱里放了出来。这些协助被关押的干部越狱的红军随即被开除党籍,后来也全部被逮捕。接着又对他们的支持者进行请洗,可能有几百人被处死,其罪名是加入了AB团,而实际上他们可能是李立三的支持者(毛对埃德加·斯诺这祥形容他们③)。毛泽东在得知李立三失宠后便开始(1930年12月上旬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根据赣西南肃反中提供的线索,派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李韶九到富田指导江西省行委省苏维埃和红二十军的肃反工作。7日,李韶九到富田后立即抓了省行委和红二十军的八个主要领导人。9日,他又到东固帮助红二十军肃反,同一个团政委刘敌谈话时透露要该军肃AB团。刘敌鼓动独立营包围军部逮捕李韶九以及该军军长等,释放以AB团嫌疑被捕的红二十军政治部主任谢汉昌。12日,刘敌、谢汉昌率该军直属队四百余人,乘夜冲向富田,包围江西各行委和省苏维埃政府,放出被怀疑为AB团而关押审查的二十余人,这就是由肃反扩大化引起的有严重错误的“富田事变”。富田事变发生后,谢汉昌等把红二十军主力带到赣江以西地区,提出了分裂革命队伍的口号,井制造假信以反对毛泽东,犯了进行挑拨离间和分裂活动的严重错误。——译注)对其大加批判。
  邓小平的官方传记说,邓立即着手“为前一时期蒙受过免屈的干部和群众平反”④,但并未说明这些人以前是如何被冤屈的。如果说他们的罪名是“AB团”的成员。那么在远离富田一巨英里、清洗运动已开始九个月之后依然受到这祥的指控就令人费解了。更令人不解的是邓小平作为党内一个较为低级的干部(他当时仍未进中央委员会),而且刚刚到达根据地,竟然敢为被毛泽东本人亲自整肃的人平反。然而没有记录说明当时还发生过(此处与史实不符。——译注)任何其他的政治斗争。最有可能的解释是,他所帮助的这些人的确受到指控是“AB团成员”,而插手帮助他们是因为党中央在邓小平离开上海前指示他这祥做的。这种解释与当时江西的各种情况都吻合,现在也有材料表明当时在上海对清洗运动的过份严厉发生了争执。
  在瑞金工作了几个月之后,邓小平被任命为会昌县委书记,之后又在会、寻、安三个县负责“指导工作”。1932年下半年,他出任江西省委宣传部部长。他的职位在一步步上升。
  1932年夏天,邓小平第二次结婚。他的新婚妻子金维映也是共产党员。朋友们都叫她阿金。看来她是一个活泼的年轻女子。一年后,她离开了他并和李维汉结了婚,她是三十名参加长征的妇女中的一位,但长征使她健康严重损坏。一、两年后,她被送往莫斯科治病,在那里去世了。
  1933年1月,博古(在王明1931年秋天回莫斯科之后接替他担任了党的实际领导)和洛甫(当时是政论局委员)从上海来到中央根据地,马上开始排挤和惩罚反对他们路线的所有地方领导人,因为他们批评政治局的“前进和进攻路线”。
  《邓小平传略》这祥形容博古、洛甫反对者的观点:
他们反对“城市中心论”,主张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广大农村发展;反对军事冒险主义,主张诱敌深入;反对用削弱地方武装的办法来扩大主力红军,主张两种武装力量都要发展;反对“左”的土地方配政策。⑤
  这些都是毛泽东的观点,并且自从他成为共产党的无可争议领袖之后,这些观点一直被奉为是正确的。但博古和洛甫没有指名批判毛泽东,因为他在当地很有威望,也许还因为共产国际要求博古和洛甫要避免公开与他作对。而毛本人也很谨慎。他没有去保护受到点名批判的人,其中包括他的同胞兄弟,还公开支持博古和洛甫的某些政策。1933年7月,他在报纸上发表文章称,春季反蒋介石第四次军事围剿的胜利应归功于党的正确的进攻路线,号召全体共产党员必须坚决地“反对低估革命形势,反对那些要在敌人的(下一次)……围剿之前惊慌逃跑的机会主义分子”。⑥
  邓小平则成为这一运动斗争的目标。4月15日,洛甫在报纸上发表署名文章点名批判了他,曾在上海与邓有密切工作关系的李维汉,5月6日在另一篇文章中号召对他进行“残酷的斗争”。李维汉指责他反对党的“前进和进攻路线”,公然反对进攻大城市和把红军发展到百万之众的决策,对党的新领导集体缺乏信心,不相信共产国际。最后的这一项指控最耐人寻味。这表示,无论邓小平对李立三路线的观点如何,至少他们都是一样的爱国主义者。李维汉的文章中并没有提到邓小平是在何时及如何表达他的观点的。但可以明显看出的是,即使在他政治生涯这一关口,邓小平也不屑于掩饰他对重大政策问题的看法。
  邓小平也许曾被拘禁。他当然被迫写了自我批评的声明。他的枪支被解除,省委宣传部部长的职务被撤销,还受到“严重警告”处分,被派到根据地北边的一个县担任一名“区巡视员”⑦。
  据一位中国史专家的说法,当时党的领导可能是害怕邓小平在那个偏远的县城“会出事”⑧。不管是不是这个原因,只过了几个星期,他就被凋到红军总政治部担任秘书长。这意味着他得到了完全平反。这要感谢王稼洋和罗荣桓。王稼祥是回国留学生,罗荣桓是职业军人。王稼祥担任政治部主任,是很有影响的人物,但他的职位在党内毕竟低于博古和洛甫,因此这一举措显示了相当大的勇气。
  1933年夏天,邓小平被凋到政治部宣传处担任新创建的周刊《红星》报的主编。在这项工作岗位上,他平静地度过了一年。他远离前线(但从1934年春天以后离前线就越来越近);而且也处于决策圈之外。当时蒋介石1933年10月发动的第五次军事围剿正威胁着根据地的存亡。
  蒋介石为了发动第五次围剿,调动了将近百万大兵。其中近半数属于由南京国防部直镜统率的中央军。在进攻前,蒋对七千多名军官进行了特别的训练,包括政治教导,并且制定了全面的战略方针和详细的作战计划。他的战略方针是从北面进攻根据地,并封锁其它三个方向的任何出口。作战计划的要点是步步为营,堡垒推进。在1933年10月到1934年10月之间,国民党军队在根据地周围和内部共修建了一万四千多个堡垒,有一些规模很大,可以容纳几百人。
  红军对此束手无策。毛泽东后来声称如果继续运用他在1927年到1932年之间总结出来的战略战术,特别是采用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的战术,就可以保住根据地。事实上蒋介石正是针对共产党的机动灵活的战术制定他的作战策略的,他在前线的指挥官都非常谨慎避免被诱莽撞前进,同时在前进时注意相互照应。毛泽东并不比当时负责指挥作战的人更有可能阻止住蒋的进攻。当时负责指挥的是周恩来(第一方面政治委员)、博古(党的领导)和1933年10月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周恩来于1932年10月接替毛泽东担任该职——原文注)但这三个人的失败在政治上给毛泽东提供了最终赢得党的领导权的机会。
  夏天,周恩来、博古和李德认为无法守住根据地,为了生存。必须撤离,并制定了周密的撤退汁划。队伍带着大批辎重物资作战略转移,行军了两个星期以后,国民党才察觉,而等到再调兵攻打时,队伍已经走出五百英里远了。当时他们尚未决定大队人马应该向何处去,而只有一个临时的目标:前往湖南南部的偏远农村。从那里有几条路线可以选择,一是向北到湖南西北部的一个小根据地;一是向西进入由军阀控制的地区。当然,他们之中谁也没有想到,他们所策划和执行的这项行动,当时称之为“转移”,结果却变成了“长征”,足足走了一年,长达二万五千里。
  在长征开始时,邓小平仍是《红星》报的编辑。军(应为主编。——译注)队出发时携带了大量装备,肯定也包括编印报纸所需的设备。但11月底,在他们横渡广西东北部的湘江时受到三面夹击,大部分装备被迫丢掉了。尽管如此,六个星期后,当军队在贵州省遵义进行第一次休整时,还是出版了一期综合性的特刊。邓小平一定参与了特刊的编纂。另外,他又一次担任了中央委员会秘书长,代替正在生病的周恩来的妻子邓颖超,这是他第二次担任中央秘书长,(此处有误。邓颖超只担任过管理档案的秘书——译注)手上有很多工作要处理。
  1月15日到17日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使遵义闻名遐迩。正统的毛主义者认为,这次会议胜利地结束了“左”倾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新的中央的领导。实际上,会议的结果并没有这样明确。现有的资料表明毛泽东只是成功地促使参加长征的六名政治局委员中的大多数同意开会讨论江西的失败;并抓住这个机会作了精心准备的发言,抨击周恩来、博古和李德的军事战略,得到了与会大多数人的支持。在会上,或会议一结束,他就成为政治局常委,进入了核心机构,并在党内成为周恩来的军事助手。三周之后,他才获得了彻底的胜利。在离遵义很远地方召开的又一次更大范围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包含毛遵义发言主要观点的各项决议获得通过,党的高层人事进一步发生变动。曾在遵义支持毛泽东的洛甫接替博古成为“负责全面工作的同志”。曾在1933年解救邓小平并同样支持了毛的王嫁祥,成为正式的政治局委员。在军队中,毛泽东在3月份担任了新成立的前敌司令部政委,并和周恩来、王稼祥组成了新的三人军事小组,一直担任总司令的朱德曾经平静地接受二位文官和一位外国人的领导,现在同样平静地接受了新的变动。已经不受欢迎的李德被派到一个基层指挥部视察前线指挥情况。
  邓小平参加了遵义会议。作为中央委员会秘书长,他一定在准备和发布各项决议中做了大量工作。在那以后,他却有很长一段时间无事可做。直到5月中旬在他(遵义会议以后,邓小平以中央秘书长的身份参加了多次重要的政治局会议——译注)的家乡四川的会理召开了另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为止。在这次会上,发生了对毛的反击。尽管部队在月初成功地渡过了金沙江,但付出的代价是沿贵州和云南的西南部绕了一个大圈,路上大批士兵疲惫而死。一些高层指挥官抱怨部队指挥不力。但毛泽东击败了他们,在捍卫自己方面,他同在遵义会议上一样,所向无敌。
  紧接着的整个夏天,是在毛泽东和张国焘间的谈判中度过的。毛泽东或多或少地得到江西出来的政治领导人的支持。张国焘是第四方面军政委。第四方面军从1932年起就在四川一带活动,当时的兵力比第一方面军强五六倍。经过八个月的征战,红一方面军已经从七万人减少到不到一万人。由于这个原因,再加上张国焘很长时间一直是政治局委员,因此毛泽东一点也不敢小看他。
  当时有一些重大的政治问题和军事问题处于抉择关头,最重要的就是这支汇合在一起的七万多人的队伍该向何方去?是北上向更靠近苏联的地区推进?还是留在四川?因为四川远离南京,政治上对它鞭长莫及。经过四次会次的讨论,最后制定了一项新的行动计划,确立了新的指挥系统,以及把部队分成左右两军共同北上的计划。毛泽东坚持北上的意见占了上风;但张国焘替代周恩来成为红军总政委,同时使整个红一方面军成为他自己指挥部的下属,由第四方面军的人分别担任司令和政委。
  8月底最终达成的这些方案只维持了两个星期。9月初,张决定并下令整个部队转向南行。左路军的全体和右路军中他的部下听从了他的命令。但右路军的毛泽东和其他党的颈导人拒绝服从。他们行使党的权力命令张国焘继续北进(“不得反对;不得拖延;不得违抗”)⑨,他们自己带领约五千人开始向北走。大约是在夏天,邓小平离开党中央来到红一军团宣传部。该部队在长征中一直由林彪领导。邓小平的任务是向林彪剩下的二三千名战士(原有一万八千人)解释毛泽东的军队的奋斗目标和理由。标志毛泽东与张国焘彻底决裂的政治局会议于9月12日召开,传达和解释会议决议的任务自然落到了邓小平的身上。这次会议决定。毛泽东的部队要继续北上(毛提出目标是,在临近苏联的边界地区开辟一块根据地,然后再向东发展)⑩;红军队伍要进行整编,由彭德怀任司令,毛任政委(朱德和张国焘留在指挥部);最后,红军改名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
  毛的队伍在出发几乎整整一年之后,于10月18日抵达长城脚下小城吴起镇,结束了长征。他们来到了由一小支红军1931年就在西北开辟的小根据地,最终可以休整一下了。
  在现存(大量)有关长征的出版物中没有资料提到邓小平曾遇到任何生命危险。他一直是政治工作者,因此没有参加战斗和任何志愿性质的攻击任务。这些由小队志愿者参加的行动是为长征的军事重点(有三次行动是夺取江河对岸的登陆点:最著名的行动发生在四川西部,有二十二名战士冒着炮火爬过拆掉木板的铁索桥,后来有十八名勇士活下来)。
  然而,正像四年以前红七军从广西到江西的远征一样,长征对邓小平也是一次严酷的考验。同样长期的体力消耗,同样恶劣的气候,同样为部队的粮食来源担忧。同样随时有受到敌人的袭击的危险。在长征后期,队伍两次穿越条件尤为险恶的地区。一是四川西部荒无人烟、冰雪覆盖的雪山,另一个是川西北部的大草地,很多红军战士牺牲在这里。
  毛泽东和彭德怀的这支小队伍最终到达的是一个贫穷、偏远、人烟稀少的地区。偏远是一个有利条件。国民党的将领都不愿意把军队派到通讯条件不良、还离大城镇的地方。但贫穷和人口稀少可不是有利条件,军队招不到强壮的新兵,也动员不到群众支持红军。
  这一地区属于华北和西北的黄土高原,面积比法国和德国的总面积还要大,这里的土壤都是强风带来的淤泥,肥沃但容易冲蚀。这个没有植被的地方气候恶劣。雨水稀少,但一下起雨来黄土就变成泥浆,洪水泛滥。春天,戈壁沙漠的劲风会带来昏天黑地的沙暴。
  一开始,共产党把总部设在保安(现称志丹,以纪念1936年被杀害的一位当地领袖),这是一个全是黄土小屋的小镇。1936年,总部移至延安。延安四周有城墙,人口大概有二万人。今天,城墙已不复存在。但一座九层尖顶塔依然矗立。留下来的还有黄土坡上挖出的窑洞。毛泽东和他的亲密战友在窑洞里生活了十三个年头。宝塔和窑洞已经成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象征——宝塔象征着在艰难岁月中的骄傲和不屈,窑洞则显示了毛泽东、周恩来和其他人过着极具革命美德的艰苦生活,他们在延安的日子里,身体力行,勤奋、简朴和节俭。
  注释:
  ①《邓小平传略》第9页。
  ②聂荣臻:《红星之路》第110页。
  ③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第153页。
  ④《邓小平传略》第9页。
  ⑤同上书,第10页。
  ⑥肖祚良:《权力关系》,第242页。
  ⑦《邓小平传略》,第10页。
  ⑧索尔兹伯里:《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第166页。
  ⑨本杰明·扬著:《从革命到政治》第159页。
  ⑩同上书,第165页。

   1984-1989年
  1984年10月1日,伴随着隆隆的鼓乐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五周年庆典在北京举行。50年代,每年5月1日和10月1日,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从东到西经过天安门广场的游行队伍。沿用这一惯例,邓小平和他的亲密同事们,这天也在天安门检阅了游行群众。游行共进行了三个小时。游行队伍前面是各个不同兵种组成的男女方阵,最后是载有弹道导弹的卡车,中间是工人、农民、学生和知识分子代表组成的队伍。队伍有大有小,人们大多都围绕在造型生动的彩车周围,徐徐地经过广场。由二百多人组成的军乐队奏响了国歌,紧接着是革命进行曲。广场上,一个由青年人组成的方阵里反复展示各种图案,由图案构造显示出当时的一些口号。游行结束时,成千上万只气球腾空而起。整个游行进程十分规范,有条不紊,远远超过50年代的情景。那天的北京,天空晴朗。整个队伍的秩序、色彩,与摄人心魄的声音相汇合的场面,深深地打动了国外观光者们的心,给人以邓小平时代的中国正在蒸蒸日上的印象。
  像毛泽东当年一样,邓小平在游行开始前作了简短的讲话。随后,他打破了惯例,乘敞篷汽车驶出天安门,检阅正在广场上等待的受阅部队。邓小平身着便装,向每一个小方阵举手致意,部队中不断响起“首长好”的声音。刚度过八十岁生日才六个星期的邓小平,站在缓行的设有扶手的汽车上约十五分钟。他的精力和气魄,与后来发生在这里的许多事一样,令观光者终身难忘。
  在讲话中,邓小平的语调充满了信心,或者说是必胜的信心。关于中国的情况,他讲道:
三十五年前,我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在这里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他宣告:我们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三十五年来,我国不但完全结束了旧时代的黑暗历史,建立了社会主义社会,也改变了人类历史的进程。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由于彻底纠正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倒行逆施,恢复和发展了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陆续实行下一系列适合新情况的重大政策,全国的面貌更是焕然一新。在全国实现安定团结、民主法制的基础上,我们把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我国的经济获得了空前的蓬勃发展,其他工作也都得到了公认的成就。今天,全国人民无不感到兴奋和自豪。
  谈到未来,邓小平坚定他说:
党的十二大提出,到2000年,我国的工农业年总产值,要比1980年翻两番。最近几年的情况,表明这个宏伟目标是能够达到的。当前的主要任务,是要对妨碍我们前进的现行经济体制,进行有系统的改革。同时,要对全国现有的企业,进行有计划的技术改造。要大大加强科学技术研究工作,大大加强各级教育工作,以及全体职工和干部的教育工作。全党和全社会都要真正尊重知识,真正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这样,我们就一定会逐步实现现代化。①邓小平高兴他讲到了同英国就香港问题谈判中所取得的成绩。他说:“我们主张对我国神圣领土台湾实行和平统一”,他认为这是大势所趋,“祖国迟早总是要和平统一的”。不过。他还提醒:“现在国际局势严重恶化”,并号召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务必时刻保持警惕,不断提高自己的军事政治素质,努力掌握应付现代战争的知识和能力”。他还说,和平统一的政策是众所周知和不会改变的,“并且正在深入全体炎黄子孙的心坎”②。这最后一句,充分表现出了邓小平对国家和民族的感情,这比以前在任何场合中所讲的还要突出。
  邓小平这种自信的心理是有道理的。1984年,粮食大面积地获得丰收,总产量超过四亿吨,创历史的最高纪录。国内工业产值,超过1978年以来的任何一年,零售价格在缓慢上升,只是速度比70年代小一些。社会上无明显的政治麻烦,也没有任何不满情绪。尽管邓小平也提出严峻的国际形势,但人们也并不担心中国会受到苏联或其他国家的袭击。两年来,众多的海外评论和文章都指出,在世界人口中占有很大比例的中国,已经是充满希望的国家。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联合声明的发表和中英协议的签订,深受海内外的普遍赞扬。邓小平重申,中国主张用谈判的方式来解决国际争端,中国说话是算数的。这也是为了排除居住在香港领土上五百多万居民对未来的疑虑而必须做的。
  邓小平本人似乎也更受到广大人民的爱戴。在游行过程中,当一队大学生经过天安门时,他们突然打开了一条自制的标语,上面写着:“小平您好”四个大字。大学生们以这种朴素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他们的感情和对邓的认可。这种事在毛泽东时代从来没有过。许多人通过这件事会想到,如果学生们满意的话,那么,从社会总体来看,不可能会存在不满情绪。
  国庆三十五周年庆典盛况,对中国和中国领导人来讲,都是一个顶点。在这之后不到一年的时间,社会上便出现了明显的麻烦的预兆。一些老干部开始对经济改革所造成的一些后果,对作家、艺术家和出版社失去控制不满,再一次出现了学生游行。一系列的丑闻被公诸于世,说高级干部中有大量的腐败行为。经济改革的新阶段也导致了国民经济的过热现象。
  对改革成果持否定态度的人批评说,不应该在农村废除国家统购制度,说由于统购制度的废除,使许多农户从粮食生产转向经济作物的生产,他们坚决反对缩小计划经济的范围,并大胆地断言,社会主义需要把计划经济放在第一位。另外一些人对在自由的知识界中所表现出来的对待社会主义的方式及其价值持否定态度的现象表示不安。然而,对于众多的批评,邓小平没有作直接的答复。但是,他在讲话中明确地表示,改革不会停止,更不可能倒退。这说明,邓小平有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和坚强的意志。他说:“当然,在改革过程中,难免同时带来某些消极的东西。只要我们正视这些东西,采取针对性的坚决步骤,问题是不难解决的。”③
  在党的代表会议召开的同一个月,北京发生了学生游行事件。虽然规模不大,未扩散到校园之外,但是,所发生的事情可以说明,学生们仍旧对政治感兴趣。自“文化大革命”以来,一向平静的校园又开始不安了。学生们抱怨他们生活的环境和前途,说他们被迫在狭窄不舒适的条件下学习和生活。并且说,按传统的分配方式,他们之中许多人毕业后要到收入低,而且又不能发挥他们才能的地方去工作。他们还抱怨外国人,特别是日本人的经济入侵,也抱怨高级干部及其家属所享受的特殊待遇以及他们大量的腐败行为。
  腐败行为确实是普遍存在的弊病。1985年上半年,官方曾发表一篇社论,表示对这一弊病的担忧。此文或许受到一些领导人的支持。社论详细地披露了几个重大的典型案件。这些典型案件大多发生在海南一带。海南属于广东的一个海岛,在那里,许多官员都参与了一种倒卖外国进口产品的活动。他们将国家计划内的进口产品转卖给内地官员,然后由内地官员再转卖给用户,从中牟取暴利。他们利用官方的外汇配给,获取大量的外汇收入。所涉及的货币总量以及产品的数目十分巨大。1984年1月和1985年5月之间进口汽车的总数为九万辆,摩托车十二万辆,电视机近三百万台,立体收音机二十五万台,总价值约六亿美元。最后,这些进口物品的绝大多数都流入了内地。在党的上层机构中发现了这类丑闻,对特区经济的概念产生了极其不利的影响。然而,最令老百姓不满的是政府对涉及这类案件的领导人的惩罚并不那么严厉,最多只不过是降级而已。
  1985年底,通货膨胀冲击着城市居民的心。以致时刻谈论着这个问题,甚至超过了腐败问题。由于1984年农产品收购制度的重大调整,使1985年城市商品零售价格迅速上涨。官方最终公布的零售价格的通货膨胀率为9%。但是实际的商品价格,包括肉类和蔬菜的上涨比率比官方公布的高得多。如何抑制通货膨胀当时是一个政治问题。有些国内外学者建议,宜采用固定价格制来扭(按原文译出。——译注)转和节制国内经济运作。
  1986年的政治麻烦就更多了。胡耀邦及其党内领导层中的支持者发起了加速经济改革和全面开放的运动,引起了党内和社会上一些人的不满。要了解是什么原因促使胡耀邦加速经济改革。以及在党内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争论是不容易的。因为加速改革以胡的失宠而告终,他在这一年来的讲话也未被编人官方的文献内。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事逐渐清楚了。在一段时间内,胡主张在政治生活中一定程度的自由主义。对于这一点,在邓小平所提拔的人选中,从来没有一个人持有这种特殊的见解。
  1986年年初起,中央就开始讨论起草一份对思想与文化领域的决议,胡就力争要使这一决议在语调上呈现出自由的味道。然而,9月份通过的文件却是一个放开和限制条文都有的混合物。它使读者不明白,究竟要放多大的程度。是否可以宣传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后来又就中国发展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在学术讨论会、座谈会和报刊杂志上,党内有人讨论西方经济学的原理是否可以很好地应用到分析中国的经济问题上来,并认为,那些认为西方科技的引入会影响国家完整的思想体系是没有意义的。他们还提出,应该清楚地划分艺术与政治宣传之间的界限,让艺术走自己独立的道路。1957年被打成右派的两位作家刘宾雁和王若望(他们曾经揭露了“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所遭受的心灵创伤)这时主张,文学和艺术对真实生活的描绘与从苏联引进的所谓社会现实主义原则无关。
  当时。在安徽合肥的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天文学家方励之,在政治上作出了大胆的反应。他开始给大学生们灌输人权思想。他的讲话被制作成录音带,在各大学轮回播放。他认为,人生来就有不可剥夺的权利,包括享受民主的权利。政治权是人民赋予政府的,而不是相反。这是具有爆炸性的思想。
  邓小平对这类言论采取了两种反应。一方面,他反复强调1985年以来所实行的路线,反复强调对中国政始统一和社会安定的最大威胁来自右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其次才是左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9月,在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上,谈到文化和意识形态的问题时,他尖锐地批评了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他说: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讲得最多,而且我最坚持。为什么?第一,现在在群众中,在年轻人中,有一种思潮,这种思潮就是自由化。第二,还有在那里敲边鼓的,如一些香港的议论,台湾的议论,都是反对我们的四项基本原则,主张我们把资本主义一套制度都拿过来,似乎这样才算真正搞现代化了。自由化是一种什么东西?实际上就是要把我们中国现行的政策引导到走资本主义道路。这股思潮的代表人物是要把我们引导到资本主义方向去。所以,我多次解释,我们搞的四个现代化有个名字,就是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我们实行开放政策,吸收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有益的东西,是作为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一个补充。④另一方面邓小平就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发表了谈话,他集中谈了政治体制改革,而很少涉及民主与法律问题。1986年6月,在一次正式的政治局常委会上的讲话中他谈到党和政府的关系这个老问题。他说,属于法律范围的问题,要用法制来解决,由党直接管不合适。法律范国的问题应该由国家和政府管。党要善于领导,不能干预太多,应该从中央开始。这样提不会削弱党的领导。干预太多,搞不好倒会削弱党的领导。11月,他设计出了一个政治体制改革的方案。11月初,他在会见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时说,政治体制改革要向着三个目标进行:第一个目标是始终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这里说的活力,主要是指领导层干部的年轻化;第二个目标是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第三个目标是调动基层和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在经过整个夏秋之间的思考之后,他强调,改革的目的是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而不是削弱党的领导。9月,他在与一些党的领导干部谈话时,明确表示不考虑西方的模式。他说:“在改革中,不能照搬西方的,不能搞自由化。”
  有关邓小平对坚持改革和反对自由化问题的观点、论述,官方始终未作更多的公开报道。这一点使人十分不解。其后果,至少有一部分人会产生这祥的印象:不管党中央对思想和文化的决议怎么说,在政策的贯彻执行中,是要放松党对政治和文化生活的控制。不少人认为或希望,党已不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了。1983年-1984年冬,反“精神污染”的迅速搁浅说明那些老革命宣传家已是一股失去效能的政治力量。
  在这样的政治气氛下,大学生们再一次活动起来。先是合肥方励之的那个大学爆发了示威游行,很快,上海、北京和其他地方有二十所大学响应。他们大多数的要求与他们自身的利益有关。但也有很多的要求与政治有关。他们表示强烈不满的是,他们用民主选举的方式产生的学生代表,在进入地方人民代表大会时,受到上级的歧视,并遭拒绝。很快,许多学生开始用大字报的方式(现在是不合法的),表达他们的不满情绪。并在大字报和小字报中揭露了官方对国民所采用的民主选举生活的敌意,认为这一做法是有违真正民主的。
  一开始邓小平对这次学生游行没有发表任何讲话。三个星期以后,12月30日,邓小平才作出了明确的表示,他不赞成学生游行。在一次中央领导人参加的会议上,他提出,要严格执行关于游行示威的新规定,并主张将方励之、刘宾雁和王若望开除出党(“他们狂妄到极点,想改变共产党,他们有什么资格当共产党员?”)。邓小平再次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提出了批判。他说: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至少还要搞二十年。民主只能逐步地发展,不能搬用西方的那一套,要搬那一套,非乱不可。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在安定团结的条件下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我特别强调有理想、有纪律,就是这个道理。如果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再来一次折腾。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否定党的领导,十亿人民没有凝聚的中心,党也就丧失了战斗力,那样的党连个群众团体也不如了,怎么领导人民搞建设?”⑤
  在公共场合中,游行被禁止了。游行者走到哪里就被警察围住,只要他们一发表演讲,就会将他们送回校园。1987年1月初,学生们放弃了他们煽动性的活动,没有达到任何目的。到头来他们的一些头头被逮辅审问或处罚。凡是上街参与游行的学生都留下了心灵的痛苦。方、刘、王被按正常方式开除了党籍。方励之离开了合肥,调到北京天文台一个技术部门工作。
  从政治角度来讲,这次游行的结果导致了胡耀邦的下台。邓小平及其他老一辈领导人批评他对这次事件没有采取得力的措施。胡被迫作了自我检查,在1月中旬的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主动要求辞去党的总书记职务。胡的讲话原文未泄露,但其他文件上透露,他承认自己犯了一系列的,而且是自我主张的错误。会议同意他继续留任政治局常委的职务。此后,胡在公众场合中消失了,停止了与外国人的接触。根据1989年的传闻,他从中南海的办公住地搬到外面的一座四合院去了。在那里,他的大部分时间用来研究中国晚清史。或许是邓小平的示意,也可能是邓的支持,赵紫阳被选为党的总书记,代替了胡耀邦的职位。
  胡耀邦的下台,打乱了邓小平在他之后的有关人事安排。自从1982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后,国内外人士普遍认为胡耀邦将一直担任总书记职务,而邓小平和其他一些元老派将逐渐减少政治活动。现在邓小平必须再物色一个新的接班人,然而,完全合适的人选并不多,老的太老,年轻的,像赵紫阳,作为党中央领导人经验尚嫌不足,况且他曾经与胡耀邦一起工作过,很可能得不到老一辈领导人的信任。李鹏,作为副总理,不到六十岁,政绩虽然优秀,但缺少在党内工作的资历。
  邓小平经常从各种角度对外国访问者谈中国的经济改革、政治改革,以及每一个改革目标和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他谈话的语调是坚定的,充满信心的,他没有任何智力减退的迹象,相反,在思想理论方面,他又实现了新的突破,这是过去几年当中少有的。八十二岁高龄的邓小平,在来访者面前怡然自得,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邓小平主要的思想是改革不能退缩,不能滑坡。他认为,政治改革之所以必要,是为了给经济改革扫清道路;经济改革之所以必要,是为了加速中国生产力的发展;发展生产力之所以必要,是为了根除贫困,这是社会主义的目标。在阐述这一思想时,邓小平没有忘记抨击资本主义。1987年4月,他在接见西班牙工人社会党人格拉时讲道:一旦中国全盘西化,搞资本主义,四个现代化肯定实现不了。中国要解决十亿人的贫困问题,十亿人的发展问题。如果在中国搞资本主义,可能有少数人富裕起来,但大量的人会长期处于贫困状态,到时中国就会发生闹革命的问题。中国搞现代化,只能靠社会主义,不能靠资本主义⑥。
  邓小平阐述了他的关于西方民主的观点,他的主要论点是,如果中国采用了西方式的民主,那么,中国将产生许多不必要的过激的政治运动,他不是用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来分析,说什么如果采用西方式的民在,就意味着“资产阶级的专政”。他在与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主席团委员科罗舍茨的谈话中就充分表明了他的观点。他说:
  资本主义社会讲的民主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实际上是垄断资本的民主,无非是多党竞选、三权鼎立、两院制。我们的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制度,不能搞西方那一套。社会主义国家有个最大的优越性,就在于一件事情,一下决心,一作出决议,就立即执行,不受牵扯。⑦
  1987年10月底党的十三大的召开是党内的一件大事,此前,邓小平就决定不再担任中央委员会的工作。因此,候选人名单上没有邓小乎,也没有许多老革命,包括陈云、彭真在内。由于不再是中央委员,所以邓小平也就失去了政治局委员和常委候选人的资格,但是,他再次被选为中央军委主席。许多传闻说,邓小平自己是要离开一切工作岗位,但受到许多人的挽留(按党章规定,军委主席至少是中央副主席,因此,中央委员会特别修改了这一规定,使得邓小平有可能担任这一职务)。在这些事情的背后的原因是,军委中的老一辈军人不欢迎没有军事背景的人作为他们的主席,而邓本人又不愿意让军方人士担任这个职务。
  陈云、薄一波、杨尚昆三个老干部同样获得了重要的职务。陈云担任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薄一波为副主任,杨尚昆担任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杨所担任的这一职务是新设的,从而使赵紫阳担任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成为可能,这是邓小平坚持这祥做的。
  根据政治局常委的建议,新选出的中央委员会在第一次会议上决定,虽然邓小平已离开了中央委员会,但作为一个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地位没有改变。早在1987年,中国官方一再向外国人表示,邓小平仍旧是中国的“最高领导人”。这一点在会后官方发表的邓小平简历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
  1988年,资产阶级自由化,或者精神污染再也不是人们所谈论的话题了。在党和政府秘密会议上以及一般社会大众所经常谈到的话题是通货膨胀。原料和消费品的价格仍在继续上涨。3月,国务院代总理李鹏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提出的报告中承认这个问题十分严重。他说,当前我国经济和社会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是物价上涨过多,使人民生活的改善受到一定影响,部分城市居民的实际生活水平有所下降。他指出,要继续坚持有计划有步骤地改革不合理的价格体系,同时也提到增加供给,抑制需求。他宣布对重要生产资料实行最高限价。但他没有宣布当时通胀率是多少,不过,大家都很清楚,一些主要商品的通胀率已经超过了20%。
  物价改革的结果,使得物价猛涨,人们纷纷抢购物品,以免价格上涨得太快,供应商则囤积商品,等放开价格后再卖高价。老百姓要买,供应商不卖,越是如此,情况越紧张。到1988年夏未,恐慌的采购成了上海和许多大城市生活的一个内容,银行开始出现挤兑存款的现象。
  党和政府采取了两个步骤来解决出现的问题。8月,政治局决定,虽然价格继续实行放开,但政府财政和金融必须紧缩。9月,中央委员会将价格改革暂时冷却下来,而把治理经济环境和整顿经济秩序作为1989年至1990年的主要工作。邓小平在这些进程中起什么样的作用,至今还不十分清楚。
  1989年,发生在中国大城市的一场运动震撼着国内外。4月15日,一件预想不到的事发生了。胡耀邦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突发心脏病,一周后去世。他的去世,给人们制造了发泄自我情绪的机会,于是一场运动突然发生了。
  4月15日晚,北京大学内学生们开始扎花园,校园的墙上或树上贴上了大字报。第二天晚上其他大学也被发动起来。4月17日,星期一,几百名学生离开校园走向天安门广场,将花圈放在人民英雄纪念碑脚下。
  胡耀邦的葬礼在去世一周后举行。4月22日,大多数领导人,包括邓小平在内,在人民大会堂参加了葬礼,赵紫阳致悼词,悼词中高度地赞扬了胡耀邦的功绩,未提及他的任何缺点、错误以及导致他下台的原因。在大会堂外,聚集了近十万名学生,坐着或站着,每当参加葬礼的官员出现或离开的时候,他们就呼口号,不过其余时间则很安静。这些学生都是在前一天晚上排着整齐的队伍抵达广场的。他们从治丧办公室得到一份保证:只要他们在追悼大会进行期间留在广场内,就不会对他们采取任何行动,他们未获准进入人民大会堂瞻仰胡的遗容。
  邓小平可能花了好几天时间思考这次学生运动。4月25日,他表明了自己的观点,这些观点便成了官方对学生运动态度的基础。当天晚上,李鹏、杨尚昆拜访了邓小平,并报告了前一天晚上政治局会议的精神。这次会议是在秘密的气氛下召开的,赵紫阳当时不在北京,正在对朝鲜进行访问,因此会议由李鹏主持。听了李鹏的汇报后,邓小平说他同意会议的决定,并继续说出自己的看法:“这次运动不是一般的学生闹事,这是企图制造混乱,以此否定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
  4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在社论中引用了一些邓小平的原话,并反复强调,如果允许一小撮人继续利用广大群众对胡耀邦逝世借题发挥,中国将陷入混乱,那么人民的利益将遭受损失。
  但是政府没有料到,5月15日-18日戈尔巴乔夫访问北京时情况恐怕会更糟。计划中的正常程序,包括在天安门举行欢迎仪式也被迫取消。戈尔巴乔夫不是在挂满彩旗繁华而和平的大街上驱车前进,而是在重兵的保护之下,穿过友好,但明显是官方失控的人群。广场上,戈尔巴乔夫的像代替了胡耀邦的肖像,一大群学生挥舞着旗帜,欢迎这一位改革的发起人,并且质问中国的戈尔巴乔夫在哪里。后来邓小平两次与戈尔巴乔夫见面,一次在人民大会堂,另一次在欢迎宴会上。对话进行得十分顺利。但双方一定对当时的混乱情况表示遗憾。邓一定为无法给戈尔巴乔夫提供更好的条件表示抱歉。但令邓小平特别难堪的应该是世界的新闻媒介的代表,包括数百名新闻记者和几十名摄影记者,他们最感兴趣的是大会堂外的对政治表达不满的那支队伍,他们先是把镜头对准人民大会堂石梯,然后才是大会堂内,吸引记者们的是游行队伍的标语,而不是他与戈尔巴乔夫极具重大意义的握手。
  5月上旬,运动在扩大,火药味更浓。学生们成立了一个正式的协会,开始印刷小报。5月13日在天安门开始进行绝食。5月19日晨4点,赵紫阳到天安门广场会见游行绝食的学生。赵告诉学生,他来晚了,希望原谅。他离开天安门广场之后,再也没有他的消息了。按官方文件的报道,他拒绝参加党政军干部大会,就在这次会议上,李鹏宣布了戒严令。文件说赵紫阳把他与党的分歧公开化。
  由李鹏签字的国务院命令颁发了,全城实施戒严。5月20日,宣布了三条禁令:禁止游行或聚众罢课;命令部队和其他安全部门在需要的时候可以采用“任何有力的手段”;禁止所有中外记者在没有官方许可条件下在军事管制地方进行拍照或采访。很清楚,党和政府准备采取行动。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学生在家长的劝说下离开了广场,另外还有许多知识分子,他们害怕这样下去会导致党内改革派遭受挫败,请求学生们离开,于是学生中出现了分歧。
  6月3日-4日晚,大规模部队最后进入北京。
  6月9日,邓小平出现在电视屏幕上,这是自戈尔巴乔夫来京后第一次公开露面。电视新闻报道说,他在戒严部队指挥部向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讲话,戒严部队已经占领了首都的重要建筑和主要路口。
  邓小平首先对那些在冲突中死去的解放军指战员、武警指战员和公安干警,对受伤的官兵们表示慰问,他提议在场的每个人起立为死难烈士默哀表示沉痛的哀悼。
  在这次接见中,邓小平还说,这场风波迟早要来,这是国际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了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只不过是迟早的问题、大小的问题。这是邓小平的新语调。他实际的思想是,好的领导总是能够预测政治困难,并能事先加以处理。
  邓小平特别强调年轻士兵完成了他们之职责这一点。他说,他们没有忘记人民、党的教导和国家的利益,他们面对死亡毫不含糊。表现了军队是“党和国家的钢铁长城”。他同时又表示他敌视那些蔑视党的年轻人。他说:“我们永远也不要忘记,我们的敌人是多么凶残,对他们连百分之一的原谅都不应有。”
  以后邓小平讲的全是有关政治和经济的战略问题。他好像在工作会议上给一群老百姓讲话,而不是面对一群严阵以待的军人。他回顾了1978年以来的中国政治史,他提出和回答了一系列的问题,然后把问题引向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战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否正确的问题上来。他以极具预见性的口气肯定他说,这一战略一定要,而且也应该要坚持。
  邓小平谈话的第二部分没有吸引外国人的注意,但这一部分谈话却表明他仍在使用敏锐的政治头脑思考问题,并且时刻提防可能会出现的两种危机,一是他的同事中有人可能会把学生运动归罪于改革政策;另一个是赵紫阳的失势,使这一战略容易受到他人的攻击。然而,邓小平的政治方法并没有改变,他仍采取了先发制人的办法。但当时全世界人都不知道他的这一谈话竟暗含着这么多的玄机。
  注释:
  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69-70页。
  ②同上书,第70页。
  ③同上书,第142页。
  ④同上书,第181页。
  ⑤同上书,第196页。
  ⑥同上书,第229页。
  ⑦同上书,第2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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