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三年,毛泽东的病情稳定了一些,批阅的文件、参加的活动、会见的外宾都比一九七二年明显增多。成立了一年多的第一个医疗组也结束了,有关专家陆续回到原单位去。

从一九四二年春天开始,毛泽东在领导抗日根据地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的同时,在全党范围内发动了一场长达三年的整风运动。
  为什么在抗日战争十分紧张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要以这样大的力量和这样长的时间来进行这场整风运动呢?毛泽东对这个问题是有着深远的考虑的。
  中国共产党在它成立以来的二十多年历史中,经历过巨大的胜利和严重的失败,出现过“左”的和右的机会主义错误,其中给党带来危害最大的是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错误。遵义会议和六届六中全会,分别纠正了王明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的“左”倾错误和抗日战争初期的右倾错误,但由于没有来得及对党的历史经验进行系统的总结,特别是没有从思想路线的高度对党内历次错误的根源进行深刻的总结,所以,党内在指导思想上仍存在一些分歧。这些分歧,从根本上说,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按具体情况办事,还是主观主义地凭“想当然”或照着某些“本本”办事。这个问题如果不能得到很好的解决,就谈不上党内思想上政治上的统一和行动上的一致,去同心同德地夺取胜利。还有一个原因是,中国共产党这时已发展成拥有八十万党员的大党,其中百分之九十以上是抗战以后入党的新党员。毛泽东认为,这些干部,“如不提高一步,就不能掌握将来的新局面”。①

毛泽东决定重新回到学校读书。
  这时,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发出的一则不收学费、膳宿费也很低、毕业后即可担任教师的招生广告,引起了他的兴趣。一年前,他考入全省高等中学的试题就是《民国肇造,百废待兴,教育、实业何者更为重要》,他以梁启超的“以教育为主脑”之说立意下笔。现在,再三权衡,觉得自己将来还是最适合当教师。
  一九一三年春,毛泽东考入五年制的第四师范。第二年春,第四师范合并到第一师范,毛泽东被编入第八班。四师是春季开学,一师是秋季开学,因此他重读了半年预科,到一九一八年暑期在一师毕业,前后共做了五年半师范生。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在长沙南门外妙高峰下,面对着滔滔北流的湘江:东侧靠着粤汉铁路。隔江望去,西岸是郁郁葱葱的岳麓山。周围的大自然环境是那么优美。经常驰过的火车发出隆隆的轰鸣声,又不时传来时代的气息。
  第一师范创建于一九○三年,最初称湖南师范馆,前身是南宋著名理学家张棫讲学的城南书院。同朱熹讲学的岳麓书院只有一江之隔。一九一二年改称现名。它的规模、教师力量和设备,都是毛泽东以往读过的几所学校所不能比拟的。校章规定的教育方针“除照部定教育宗旨外,特采最新民本主义”,即“道德实践”、“身体活动”、“社会生活”,“各种教授应提倡自动主义”,很强调人格和学识的全面培养。学校还先后聘请了一批学识渊博、思想进步、品德高尚的教师,如杨昌济、徐特立、方维夏、王季范、黎锦熙等。与毛泽东差不多同时,一批追求进步的热血青年也纷纷考入第一师范,其中有蔡和森、张昆弟、陈章甫、罗学瓒、周世钊、李维汉、萧子升、萧子棫等。本来已是秀才,比毛泽东大十七岁的何叔衡,也一起考了进来。在当时的湖南,一师堪称培养新青年的摇篮。
  第一师范对毛泽东的成长无疑产生了十分巨大的影响。他在这里打下了深厚的学问基础,他的思想随着新旧交替的时代前进,开始形成自己的思想方法和政治见解,获得社会活动的初步经验,结交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
  当毛泽东进入一师时,中国正处于令人难熬和困惑的沉闷岁月。皇朝变成了共和,中国却并未由此获得新生。人们在革命前所预期的民族独立、民主和社会进步不仅没有到来,相反,在很短的时间里,日本强迫中国接受“二十一条”,袁世凯恢复帝制,张勋又演出复辟闹剧,各路军阀的割据混战愈演愈烈,思想界也掀起一股尊孔读经的逆流。沉重的失望代替了原先的希望。严峻的现实不允许人们长期沉浸在迷惘之中。新的一代在探索着新的出路。
  毛泽东当时还是个正在求学的学生。在这样的时代气氛中,他为自己规定的读书目的是什么呢?
  青年人求学,大多喜欢谈立志,诸如将来要当军事家、政治家、教育家等。毛泽东认为,离开真理来谈立志,只是对前人中有成就者的简单模仿。真正的立志,首先是寻找真理,然后按它去做,若“十年未得真理,即十年无志;终身未得,即终身无志”①。一九一五年九月,在给好朋友萧子升的信中,他提出有“为人之学”、“为国人之学”、“为世界人之学”。这以前不久,他在另一封信中说:“齑其躬(意思是:即便自己粉身碎骨)而有益于国与群,仁人君子所欲为也。”
  看来,心系社会,苦学砺志,是这位师范生当时最基本的自我设计。
  在一师,对他影响最大的老师,是教伦理学的杨昌济。杨昌济,字华生,长沙板仓人。自幼饱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尤喜程朱之学。一九○三年留学日本,改名怀中,意思是身在异邦,心系中土。六年学成后又赴英国修学三年,然后游历德国、瑞士。归国后,数次辞谢做官而从学,以教书育人看作自己的天职。他的博学和高尚人格,吸引了一批进步青年在自己的周围。
  他在一师讲修身课时,要求学生“高尚其理想(立一理想,此后一言一动皆期合此理想)”。鼓励他们要“奋斗”,“有朝气”,“有独立心”,能“立定脚跟”,而办事又要“精细”,“小不谨,大事败矣”。对学问,他认为要“贯通今古,融合中西”,而自己要有分析的批判的精神。他总是努力鼓励学生立志做有益于社会的正大光明的人。
  毛泽东很喜欢杨昌济的课,还时常去他的家里讨论问题,假期里有时也放弃回家的机会,到板仓杨宅请教。他自称:“近年来有所寸进,于书本得者少,于质疑问难得者多。”一九一四年,毛泽东和同学们曾组织一个哲学小组,还请杨先生担任指导。师生之间,相交甚深。毛泽东在一九一五年七月给友人的信中说:“弟观杨先生之涵宏盛大,以为不可及。”这对青年毛泽东所起的潜移默化的作用是难以磨灭的。
  杨昌济在长沙的学生先后以千百计,他最欣赏的是毛泽东和蔡和森两人。一九一五年四月五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毛生泽东,言其所居之地为湘潭与湘乡连界之地,……渠之父先亦务农,现业转贩,其弟亦务农,其外家为湘乡人,亦农家也,而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余因以农家多出异材,引曾涤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毛生曾务农二年,民国反正对又曾当兵半年,亦有趣味之履历也。”看来,杨昌济一开始便把这个学生看作“异材”的。
  除杨昌济外,毛泽东还常到徐特立、黎锦熙、方维夏等老师那里去求学解疑。这在黎锦熙一九一五年的日记中有多处记载,所谈内容有“读书方法”,“在校研究科学之术”,也有“改造社会事”。
  从四月到八月,毛泽东共去拜访了黎锦熙近二十次。九月,黎离湘赴京,在教育部做教科书特约编辑员。两人仍书信不断,相交介乎师友之间。黎很看重他,在这年七月三十一日的日记中写道:“在润之处观其日记,甚切实,文理优于章甫,笃行两人略同,皆可大造”。
  在学校的课程中,毛泽东把重点放在修身、哲学、国文、历史和地理等几门上,对数学、图画不花很多精力。他给朋友的信中说:“从前拿错主意,为学无头序,而于学堂科学,尤厌其繁碎。今闻于师友,且齿已长,而识稍进。于是决定为学之道,先博而后约,先中而后西,先普通而后专门。”②他每天总是在天色微明时就起身,晚上熄灯后还借外面一点微弱的灯光苦读,从不肯浪费半点时间,而且持之以恒。从先秦诸子到明清时代思想家的著作,从二十四史到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从《昭明文选》到《韩昌黎全集》,从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到本省的县志,他都认真地研读。他在给好友萧子升的信中开列了七十七种古代经、史、子、集的著作,说“苟有志于学问,此实为必读而不可缺”③。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部分,包括人格修养和智慧,对青年毛泽东都留下深刻的影响。
  毛泽东很推崇徐特立老师“不动笔墨不读书”的学习方法。所谓“动笔墨”,就是不只是读前人的书,而且要经过认真思考和消化,把自己的心得和看法写下来,其中包括对书中同意或不同意的地方。他当时有许多种笔记本,包括听课的,自学的,摘抄的,随感的和日记等,积了有好几网篮。后来送回韶山存放。一九二九年国民党军阀何键派人到韶山抄他的家,族人听到风声,就把它们连同毛泽东存放的书籍报刊一起烧掉了。一位塾师先生从火堆里抢出两册教科书和一个笔记本。
  幸存的这个笔记本,是一个九行直格本。前面有他手抄的屈原《离骚》、《九歌》,后头毛泽东把它题为《讲堂录》,是一九一三年十月至十二月的听课笔记,也间有读书札记。主要是修身和国文两门课的内容。
  作为湖南人,毛泽东这个时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吸收和选择,深受湘学士风的影响。
  湖南历来注重兴办书院,许多著名学者曾在岳麓和城南等书院讲过学。重内圣之道的理学,和重外王之术的实学,在湖南交织扎根。学子们历代相传,不断阐发,到了晚清,形成以推崇性理哲学、强调经世致用、主张躬行实践为基本特征的湘学士风。在这种风气熏陶下,湖南学人大多关心世事,热衷于投身政治活动,涌现了一大批有影响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和革命家,从而使湖南在近代以来成为最有朝气的省份之一。鸦片战争前后,湖南有贺长龄、陶澍、魏源一批人,在学术上和政治上都倡导变革。在维新运动中,出现了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等变法志士。辛亥革命时期,黄兴、蔡锷、陈天华、宋教仁、禹之谟等更走在前列。这一批又一批的人物,绝大多数曾就读于岳麓书院。
  明清之际的著名学者王夫之对湖南学风有着巨大影响。他是湖南衡阳人,早年就学于岳麓书院,晚年因隐居在石船山,世称船山先生。他著述宏富,在学术上能独树一帜,富于批判精神。他崇尚实学,主张“理依于气”,强调“行”在认识过程的作用,颇能开一代风气之先。
  近代湖南,还出了一个曾国藩,和以他为代表的“中兴将相”集团,包括胡林翼、左宗棠、罗泽南、曾国荃等。他们也都曾受教于岳麓或城南书院。一方面执守理学,同时又师承王船山的实学。曾国藩便着力传刻《船山遗书》,糅和理学与实学,贯通内圣和外王。他镇压太平天国时打着“保卫名教”的旗号,同时又严格地整军治政。他还是早期洋务活动的代表人物,影响很大。
  一心修学储能的毛泽东,自然受到这一浓厚的文化土壤的强烈感染。他一跨进一师大门,就体会到这种特殊的气氛。每逢集会,学生们就高唱校歌:“衡山西,岳麓东,城南讲学峙其中。人可铸,金可熔,丽泽绍高风。多材自昔夸熊封。男儿努力,蔚为万夫雄。”
  杨昌济也是岳麓书院的毕业生。在他的倡导下,研究船山学问在一师成为风气。毛泽东尤其用功,还经常到杨的好友刘人熙创办的船山学社听课。同时,还细读了《曾文正公家书》、《曾文正公日记》。《讲堂录》里抄写了好些曾国藩的话,如:“涤生(“涤生”是曾国藩的号——引注)日记,言士要转移世风,当重两义:曰厚曰实。厚者勿忌人;实则不说大话,不好虚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看来,他很赞成扎实、厚重的人生风格。在毛泽东的心目中,曾国藩还是个既“传教”又很能“办事”的人物。稍后,他在一封信中同时提到曾国藩、康有为、孙中山、袁世凯几个近代风云人物,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④。
  重视经世致用的湘学士风,表现在思想方法上,就是实事求是。
  这个命题出自班固的《汉书·河间献王传》,本意是做学问要注重事实根据,才能得出准确的结论。一九一六年,在岳麓书院办学的一位校长,把这四个字写成硕大的横匾挂在讲堂正门。经杨昌济介绍,毛泽东利用假期两次入岳麓书院寄读,这块“实事求是”的匾额自然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二十多年后,毛泽东对“实事求是”做出新的解释,并把这四个字写下来嵌在延安中央党校的大门口。

毛泽东第一次访苏的成功,为新中国创造了一个十分有利的国际环境。中国人民可以放手地进行国内建设了。这是中国人民多少年来所一直企盼的日子。

  其实,他的健康状况已远不能同过去相比。这一点,毛泽东自己也意识到了,并在会见外宾时多次谈起。二月一日,他会见越南客人黎德寿,黎说:“看到毛主席身体很健壮。”毛泽东说:“没有那回事。我是虚有其表,害了一年多的病,主要是肺有病,还有腿病。快了,要消灭了。①”二月十七日,他会见基辛格。周恩来陪同基辛格进入会客室时,毛泽东迎上前走了几步,说:“走几步吧!走几步,对我很困难。”基辛格说:“我看主席这次比上次好得多了。”毛泽东回答:“看起来是这样,实际上上帝给我下了请帖。②”三月二十六日,他会见喀麦隆总统阿希乔时说:“我们的报纸和我们总理都讲我身体怎么好,其实我经常害病啊!③”六月五日,他会见越南党政领导人黎笋、范文同。黎笋说:“看到主席身体很好。”毛泽东回答:“马马虎虎,不算很好。看样子,看现象,解决不了问题啊。④”九月十二日,他会见法国总统蓬皮杜时说:“我不行,一身病呢!⑤”十二月九日,他会见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和王后时,比兰德拉说他的父亲是因心脏病去世的,毛泽东接着说:“我也有啊!你去宣传一下。我们总理总是不宣传,中国人民都不知道我害病啊!”周恩来插话:“我的心脏病可能更重一些。”毛泽东说:“你们政治局讨论一下,要宣传,造舆论嘛。突然有个死亡就不好了。外国人也不替我宣传。我一身都是病。两年之前,我几乎见上帝去了。上帝请我喝烧酒,他那里也有茅台酒呢,请我去喝呢。”⑥

  全党范围的整风是从一九四二年春天开始的,而它的最初酝酿在六届六中全会后就开始了。为什么要经过这样长时间的酝酿和准备呢?因为整风的重要目的是要树立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克服形形色色的主观主义的东西。这种思想问题的解决,决不能靠强制的手段,必须使人真正从思想上想通,并且从实际生活中大量成功和失败的事实中得到证明,才能切实奏效。何况王明有着共产国际作为后台,而共产国际当时在中国共产党内有着很高的威信,要消除教条主义的影响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些都需要时间。所以,毛泽东后来解释说:“非经过各种步骤,使大家觉悟成熟不可。”②
  在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曾明确提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他还指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队伍中存在着的一些严重的错误,是应该认真地克服的。”③他所说的“一些严重的错误”,其实就是指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错误。
  六中全会后,王明口头上也说:“党要团结在毛泽东领导之下”,实际上依然坚持过去的错误。一九四○年三月,王明把他在一九三一年所写、集中反映他的“左”倾错误观点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一书,在延安印了第三版,并且在三版序言中写道:“我们党近几年来有很大的发展,成千累万的新干部新党员,对我们党的历史发展中的许多事实,还不十分明了。本书所记载着的事实,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史中的一个相当重要的阶段,因此,许多人要求了解这些历史事实,尤其在延安各学校学习党的建设和中共历史时,尤其需要这种材料的帮助。”④这是一个挑战性的行动。应该怎样看待党的历史上的路线是非这个问题,便更迫切地摆到中共中央面前。
  本来,六中全会前,中共中央已曾考虑在准备召开的七大上讨论中国党的历史问题,但共产国际没有同意。王稼祥在六中全会上传达国际的意见时说:国际认为,中共七大要着重于实际问题,主要着重于抗战中的许多实际问题,不应花很久时间在争论过去十年内战中的问题。关于总结十年经验,国际认为要特别慎重。⑤以后,由于战争形势的发展和党的高级干部难以集中,七大一直未能如期召开,有关党的历史问题的讨论也一直拖了下来。
  王明的小册子在延安印了第三版后,毛泽东就从一九四○年下半年开始,亲自主持收集、编辑和研究中国共产党在六大以来的主要历史文献。他对编辑这部历史文献集十分认真,花了不少工夫。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读到许多他过去在中央苏区时没有看到过的材料,使他对问题有了一个系统的了解和认识,更深刻地感受到教条主义对中国革命的严重危害。十二月四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这次会上第一次比较集中地谈到党的历史上的右倾和“左”倾错误,特别是十年内战后期打倒一切的“左”倾错误及其给中国革命造成的严重损失。
  毛泽东指出:在大革命末期,陈独秀主张联合一切,下令制止工农运动;在苏维埃时期,最初实行打倒一切,到六大时纠正了。但到后期,又是打倒一切。“左”的政策使军队损失十分之九,苏区损失不止十分之九,所剩的只有陕北苏区。所以苏维埃后期的损失,实际上比立三路线时的损失还大。他说:而遵义会议提到这个时期只说是军事上的错误,没有说是路线上的错误,实际上是路线上的错误。所以遵义会议决议须有些修改。关于抗日战争以来的错误倾向,毛泽东认为在统一战线初期是“左”倾;国共合作建立后有一个时期是右倾,反磨擦后又是“左”倾。他总结说:关于过去的经验教训,同意以后专门研究,但研究的大纲要谈一下。他指出:过去总的错误是不了解中国革命的长期性、不平衡性。不了解中国革命的长期性,便产生了对革命的急躁性。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的党,党员比较幼稚,过去犯错误是由于经验不足。他强调指出,大革命末期的右的错误和苏维埃后期的许多“左”的错误,是由于马列主义没有和实际联系起来。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对于犯了错误和没有犯错误的人都是一种教育。⑥
  会上,王明、博古、朱德、康生、张闻天、陈云等相继发言,有人不同意说苏维埃后期的错误是路线错误。这样,毛泽东在一九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时局与政策的指示中,说到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的许多过左的政策时,没有用路线错误的提法。
  不久,皖南事变发生。毛泽东痛心地指出: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是,“有同志没有把普遍真理的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联系起来”,“没有了解中国革命的实际,没有了解经过十年反共的蒋介石”。⑦为了引起全党重视,毛泽东要求把反对教条主义的问题提到党性的高度来认识。
  为了改变党内理论脱离实际的状况,经过慎重考虑,毛泽东做了两件事。
  第一件事是:一九四一年三月,毛泽东决定出版主要由他在一九三○年至一九三三年期间所作农村调查汇集成的《农村调查》一书。毛泽东为这本书写了序和跋。他申明:“出版这个参考材料的主要目的,在于指出一个如何了解下层情况的方法,而不是要同志们去记那些具体材料及其结论。”他指出:“现在我们很多同志,还保存着一种粗枝大叶、不求甚解的作风,甚至全然不了解下情,却在那里担负指导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现象。对于中国各个社会阶级的实际情况,没有真正具体的了解,真正好的领导是不会有的。”他又指出:“实际工作者须随时去了解变化着的情况,这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也不能依靠别人预备的。所以,一切实际工作者必须向下作调查。对于只懂得理论不懂得实际情况的人,这种调查工作尤为必要,否则他们就不能将理论和实际相联系。‘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句后,虽然曾经被人讥为‘狭隘经验论’的,我却至今不悔;不但不悔,我仍然坚持没有调查是不可能有发言权的”⑧。这些话的针对性是再明显也没有了。
  第二件更重要的事是:五月十九日,他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他在报告中说,研究理论有两种互相对立的态度:一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就是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另一种态度是主观主义的态度,就是抽象地无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许多做研究工作的人对于研究今天的中国和昨天的中国一概没有兴趣,许多做实际工作的人往往单凭热情,把感想当政策。他们都凭主观,忽视客观实际事物的存在,夸夸其谈,自以为是。毛泽东说:“这种作风,拿了律己,则害了自己;拿了教人,则害了别人;拿了指导革命,则害了革命。”这种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
  毛泽东在报告中突出地强调了“实事求是”的重要性,说明只有这种态度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实事求是的态度,要求对周围环境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研究;要求不单懂得外国还要懂得中国,不单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要求有目的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他对实事求是作了精辟的阐述:
  “‘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而要这样做,就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这种结论,不是甲乙丙丁的现象罗列,也不是夸夸其谈的滥调文章,而是科学的结论。这种态度,有实事求是之意,无哗众取宠之心。这种态度,就是党性的表现,就是理论和实际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这是一个共产党员起码应该具备的态度。”
  然而,毛泽东这篇观点鲜明措词尖锐的重要讲话在党的高级干部中竟没有引起多少反响,宣传部门也没有在报上报道,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这使毛泽东进一步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决定先从统一高级干部的思想入手。
  一九四一年九月十日至十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又称九月会议)。这是党在准备整风时期的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会前,中共中央作了充分准备,成立了调查研究局,毛泽东为主任,任弼时为副主任,调查研究局下设情报部、政治研究室、党务研究室,毛泽东兼政治研究室主任。中共中央还成立了思想方法学习小组,也由毛泽东任组长。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先后发出王稼祥起草的《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和毛泽东起草的《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中央还把毛泽东主持编辑的历史文献集《六大以来》发给大家,要大家认真阅读,结合实际进行比较和分析,看看哪些是对的,哪些是不对的。
  这一系列措施,特别是对《六大以来》的阅读和研究,对开好九月会议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胡乔木回忆说:“当时没有人提出过四中全会后的中央存在着一条‘左’倾路线。现在把这些文件编出来,说那时中央一些领导人存在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就有了可靠的根据。有的人就哑口无言了。毛主席怎么同‘左’倾路线斗争,两种领导前后一对比,就清楚看到毛主席确实代表了正确路线,从而更加确定了他在党内的领导地位。”“编辑《六大以来》就是为了解决政治路线问题”,“《六大以来》成了党整风的基本武器”。⑨毛泽东在一九四三年把采取这些措施后引起的变化说得很明白:“一九四一年五月,我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毫无影响。六月后编了党书(指《六大以来》。——引者)。党书一出许多同志解除武装,故可能开九月会议。”⑩
  九月会议时断时续开了一个多月,集中讨论了五次。会议重点是检讨党在十年内战后期的领导路线问题。毛泽东在第一天的会上,作了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报告。他一开始就说:党内有这样的历史传统:不切实际,按心里想的去办,这就是主观主义。他指出:“过去我们的党很长时期为主观主义所统治,立三路线和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倾机会主义都是主观主义。苏维埃运动后期的主观主义表现更严重,它的形态更完备,统治时间更长久,结果更悲惨。”这是因为他们自称为“国际路线”,穿上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其实是假马克思主义。他说:“遵义会议,实际上变更了一条政治路线。过去的路线在遵义会议后,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都不能起作用了,但在思想上主观主义的遗毒仍然存在”。他又说:六中全会打击了主观主义,但仍没有引起一般的注意。主观主义已不占统治的地位,但还相当地存在着。毛泽东分析主观主义的来源主要是党内“左”的传统,苏联的德波林等的影响,以及中国广大小资产阶级的影响。他提出:克服主观主义要从政治局同志做起,研究马恩列斯的思想方法论,“以思想、政治、政策、军事、组织五项为政治局的根本业务”,强调“掌握思想教育是我们第一等的业务”⑾。
  会上,有二十八人次发了言,谈了在中央内部开展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斗争有着极大的意义。许多人以自我批评精神认真检讨了自己历史上所犯的错误。
  张闻天在发言中指出:“毛主席的报告,对党的路线的彻底转变有极大的意义。过去我们对苏维埃后期的错误没有清算,这是欠的老帐,现在必须偿还。”他还说:“对中央苏区的工作,同意毛主席的估计,当时路线是错误的。政治方面是‘左’倾机会主义,策略是盲动的。军事方面是冒险主义(打大的中心城市、单纯防御等)。组织上是宗派主义,不相信老干部,否定过去一切经验,推翻旧的领导,以意气相投者结合,这必然会发展到乱打击干部。思想上是主观主义与教条主义,不研究历史与具体现实情况。”⑿
  博古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他说:“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五年的错误,我是主要负责的一人。当时我们完全没有实际经验,在苏联学的是德波林主义的哲学教条,又搬运了一些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教条和西欧党的经验到中国来。过去许多党的决议是照抄国际的。”⒀他表示:现在我有勇气公开研究自己过去的错误,希望在大家帮助下逐渐克服。
  王稼祥总结了主观主义产生的根源,他说:除中国的社会原因外,“就是经验不够,学了一些理论而没有实际工作经验的人,易做教条主义者,从莫斯科共产国际回来没有实际工作经验的人,更易做教条主义者;实际工作经验多的人,不易做教条主义者,而容易成为狭隘经验主义者”。⒁
  这次九月会议,特别是毛泽东在第一天所作的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报告,为以后全面开展的延安整风运动确定了基调,并且在党的领导层内取得了大体一致的认识。
  只有王明在会上丝毫不作自我批评。他发了两次言,虽然表示同意毛泽东的发言,承认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五年的错误是路线错误,但却完全推卸责任,说自己对博古、张闻天在中央苏区的政策和作法是不同意的,强调博古是苏维埃运动后期错误最主要的负责者。
  鉴于这种状况,毛泽东、王稼祥、任弼时一起多次找王明交谈,希望他能够转变态度认识错误。在十月七日的谈话中,王明不但避而不谈自己的问题,反而攻击中共中央自抗战以来的方针是太“左”了。他指责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和《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是只要民族资产阶级,不要大资产阶级,这是不好的。认为目前应当以国民党为主,我党跟从之。建议中共中央发表声明不实行新民主主义,同蒋介石设法妥协。最后表示决心同中央争论到底,到共产国际去打官司。第二天,王明在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更系统地阐述他的观点。王明的观点受到会上许多人的批评。毛泽东严肃地指出:王明在武汉时期有许多错误,我们等待他许久,最近我和他谈过几次,但还没有谈通。他认为我们过去的方针是错误的,太“左”了。恰好相反,我们认为他的观点太右了,对大资产阶级让步太多了,只是让步是弄不好的。
  因为王明在争论中提出了对目前时局的严重的原则性问题,毛泽东提议停止讨论苏维埃后期的错误问题,集中讨论抗战以来中央的政治路线。他希望王明把他的意见在政治局会议上加以说明。但王明却突然称病不肯出席政治局会议,使会议未能举行。以后,他就长期称病,拒绝参加中央的整风会议。
  十月十三日,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宣布,因为王明生病,政治局会议停止讨论。关于王明在武汉时期工作中的错误,依照十月八日书记处工作会议提出的“在武汉时期政治上组织上都有原则的错误,但不是路线的错误”作为定论。⒂
  关于苏维埃运动后期的错误,毛泽东起草了一份书面结论草案,题目是《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结论草案》。草案概括地说明:“这条路线的性质是‘左’倾机会主义的,而在形态的完备上,在时间的长久上,在结果的严重上,则超过了陈独秀、李立三两次的错误路线。”草案分析:这条路线在思想方面犯了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的错误;在政治方面,对形势的估计,对策略任务的提出与实施,对中国革命许多根本问题都犯了过“左”的错误;在军事方面,犯了从攻打大城市中的军事冒险主义转到第五次反“围剿”中的军事保守主义(同时也包含着拼命主义),最后在长征中转到完全的逃跑主义的错误;组织方面犯了宗派主义错误。草案还指出,一九三五年一月召开的遵义会议“实际上克服了当作路线的‘左’倾机会主义,解决了当时最主要的问题——错误的军事路线、错误的领导方式和错误的干部政策,实际上完成了由一个路线到另一个路线的转变,即是说克服了错误路线,恢复了正确路线。”⒃这个结论草案的许多重要内容后来被吸收到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为了进一步弄清党的历史上的路线是非,十月十三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决定组织一个研究党的历史的委员会,由毛泽东、王稼祥、任弼时、康生、彭真组成,以毛泽东为首。
  大概就在起草这份结论草案以前,毛泽东还写了题为《关于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的长篇文章,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以及策略方面逐篇地系统地批判了王明“左”倾路线统治时期的九篇有代表性的重要文献,指出它们的主观主义、冒险主义、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的特征。毛泽东当时只把这篇文章给刘少奇、任弼时看过,一直没有发表。关于没有发表的原因,一九六五年五月毛泽东曾这样写道:“这篇文章是在延安写的,曾经送给刘少奇、任弼时两同志看过,没有发表。送出去后也就忘记了。一九六四年有人从档案馆里找出这篇文章的原稿,送给我看,方才记起确有这回事。在延安之所以没有发表,甚至没有在中央委员内部传阅,只给两位政治局委员看了一下,就再不提起了,大概是因为这篇文章写得太尖锐了,不利于团结犯错误的同志们吧。”⒄因此,当时这篇文章不但在社会上,并且在党内也没有直接发生影响。但通过写作这篇长文,使毛泽东对那个时期中央的路线错误的认识大大深化了。
  同一九四○年底政治局讨论党的历史的那次会议相比,一九四一年的九月会议大大跨进了一步,因为它使党的领导层对必须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这个根本问题大体上取得了共识。毛泽东曾这样评价:“九月会议是关键,否则我是不敢到党校去报告整风的,我的《农村调查》等书也不能出版”,“整风也整不成”。⒅
  九月会议后,毛泽东集中力量领导高级干部的整风学习,他认为“犯思想病最顽固”的是高级干部,“将多数高级及中级干部的思想打通,又能保存党与军的骨干,那我们就算是胜利了。”⒆根据九月会议的决定,成立了中央研究组(又称中央学习组),毛泽东任组长,王稼祥任副组长。延安及各地方也成立高级学习组,归中央学习组管理指导。毛泽东规定中央学习组的任务是:“一方面研究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论,一方面研究六大以来的决议。”他还提出,“延安开一个动员大会,中央政治局同志全体出马,大家都出台讲话,集中力量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但要注意“把犯了错误的干部健全地保留下来”。⒇
  对如何研究党的历史,第二年三月,毛泽东在中央学习组上作了讲话。他说:“我们要研究哪些是过去的成功和胜利,哪些是失败,前车之覆,后车之鉴。”“现在来考虑我们过去所走的路和经验,要有系统地去考虑。路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虽然在走每一步的时候也曾考虑过昨天是怎样走的,明天应该怎样走,但是整个党的历史却没有哪个人去考虑过。”他提倡在研究中要用“古今中外法”,把问题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他说:“所谓‘古今’就是历史的发展,所谓‘中外’就是中国和外国,就是己方和彼方。”毛泽东强调:“研究中国党史,应该以中国做中心”,“不研究中国的特点,而去搬外国的东西,就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我们要把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国来,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他还指出:“研究党史上的错误,不应该只是恨几个人,如果只恨几个人,那就是把历史看成是少数人创造的”。(21)
  在毛泽东精心部署下,从一九四一年冬季开始,全国各地高级干部的整风学习普遍开展起来,为全党范围开展整风运动准备了条件。

  湖南一师规定的《教养学生之要旨》里,专列一条:国民教育趋重实际,宜使学生明现今之大事,察社会之情状。毛泽东沿着注重实际的路子吸吮传统思想中的优秀遗产。清代唯物主义思想家顾炎武以“实学”代替“理学”的主张,王夫之“行先知后”的学说,颜元的“心中思想,口中讨论,尽有千万义,不如身行一理之事”的观点,都影响着毛泽东。他在《讲堂录》里记下不少这方面的言语,如:“实意做事,真心求学”;“古者为学,重在行事”;“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还特别说到顾炎武,推崇他“经世要务,一一讲求。……事关民生国命者,必穷源溯本,讨论其所以然。足迹半天下,所至交其贤豪长者,考其山川风俗,疾苦利病,如指诸掌”。
  耳濡目染,手写心记,强化了毛泽东对社会实际的重要性的认识。他常对同学们讲,不仅要读“有字之书”,还要读“无字之书”。这无字之书,就是实际的社会。
  一九一七年暑期,他邀了当时已从一师毕业、在楚怡小学教书的萧子升,各带一把雨伞、一个挎包,装着简单的换洗衣服和文房四宝,外出“游学”。湖南俗话,称“游学”为“打秋风”。指穷知识分子靠作点诗,写几个字,送给乡里的土财东,换几个钱餬口,形同乞丐。毛泽东他们没带分文,历时一个多月,走了九百多里路,游历了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五个县的不少乡镇。途中,结交了农民、船工、财主、县长、老翰林、劝学所所长、寺庙方丈各色人等,写了许多笔记。回到一师,读过毛泽东游学笔记的同学,说他是“身无分文,心忧天下”。为了纪念这次旅行,他和萧子升还换上游学时的草鞋短褂,到照相馆里拍了一张照片。这样的“游学”,毛泽东在校期间还进行过几次。第二年春天,他和蔡和森沿洞庭湖南岸和东岸,经湘阴、岳阳、平江、浏阳几县,游历了半个多月。他日后养成的调查研究作风,从这里已可看出些端倪。
  中国社会这时正处在剧烈的动荡中。毛泽东自然强烈地感受到这种动荡风云。在一师期间,他总共花了一百六十块钱左右,大约有三分之一用在订阅报刊和买书上面。他每天读报的时间很长,还常带着地图、字典和笔记本。和同学们谈起时事,他总是有条有理,了如指掌,并且往往充满着激情。于是就有了“时事通”的外号。这更加深了他那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学校的课堂并不平静。
  一九一五年一月,日本以赞助袁世凯称帝为诱饵,提出了吞噬中国主权的“二十一条”,并于五月七日发出最后通牒。五月九日,袁世凯政府复文表示基本接受。消息传出,举国愤慨。一师学生将几篇反对卖国条约的言论编印成册,题名《明耻篇》。毛泽东读罢,在封面上写下四句誓言:“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
  这时,与毛泽东过从甚密的易永畦同学因病去世了。五月二十三日,学友会为他举行追悼会,毛泽东在挽诗中写道:“我怀郁如焚,放歌倚列嶂。列嶂青且蒨,愿言试长剑;东海有岛夷,北山尽仇怨。荡涤谁氏子,安得辞浮贱!”这是首长达四十行的五言古风,也是迄今发现的毛泽东留下手迹的最早诗作。它同《明耻篇》封面题词一起,表达了青年毛泽东对民族危艰的沉重忧虑,和以雪耻救亡为己任的学子抱负。
  外患常同内政相联系。袁世凯紧锣密鼓地开始复辟帝制。杨度等出面网罗名士,组织筹安会。湘中一度风传在京谋职的黎锦熙也被拉了进去。毛泽东在一九一五年十一月九日写去一信:“方今恶声日高,正义蒙塞,士人丁此大厄,正当龙潜不见,以待有为,不可急图进取”,还劝黎离开北京这块“腐臭之地”,“急归无恋”。后来弄清了这是误传,他才如释重负,又驰函致歉。
  反袁声浪日益高涨,就连昔日主张君主立宪的康有为、梁启超、汤化龙也起而响应。毛泽东当时担任校学友会文牍,主持把三人有关时局的言论编印成《汤康梁三先生之时局痛言》,在校内外广为散发。已从一师毕业的陈昌在一九一六年四月二十八日的日记中写道:“上午八时接润之兄书,并承赐《汤康梁先生之时局痛言》一本。”
  一九一六年六月六日,做了八十三天皇帝的袁世凯死了。黎元洪继任大总统,宣布恢复民国元年的临时约法。段祺瑞出任内阁总理,控制着北京政权。曾参与策划护国战争的梁启超,转而致力于南北和解,以防事久引发革命危机。毛泽东对袁世凯称帝深恶痛绝,但对袁氏所培植和依赖的北洋军阀并没有清楚的认识,因而很赞成梁氏的主张。六月下旬,他赶回韶山看望病卧在床的母亲,因南方军队在银田寺一带骚扰,被阻隔途中,越发认为政局应该稳定。
  七月十八日和二十五日,他两次写信给萧子升,陈述对时局的看法。他说:“国局自上月三十日约法、国会、内阁三大问题解决后,南方相继取消独立,撤除军务院,渐趋统一。此由于南部诸英之深明大义,和段氏之中枢斡运,黎公之至诚感人,其力尤多。……中央举措,究可佩服。”这里,他把段祺瑞、黎元洪反袁的“南部诸英”列在一起来称赞。
  湖南人这时驱逐了袁世凯任命的都督汤芗铭。他列举驱汤后的一些消极现象,诸如“暴徒乘机报复”,“自推长官”,无视中央而不得统一等,忧心忡忡地觉得“湘省之祸,比之辛亥为烈”,“杀机一起,报复未已。法兰西之祸,最为可惧,不意此次竟演此恶剧”。看来,在反袁前后,毛泽东对国家和政府的看法还处于彷徨时期,露出了后来一度信奉过的“无血革命”的端倪。
  当时,国内报刊传出日本大隈重信内阁将要改组的消息。大隈重信是制造《二十一条》的罪魁,许多人希望他下台后日本的对华政策会有所改善。毛泽东却在七月二十五日给萧子升的信中说:“无论何人执政,其对我政策不易。思之思之,日人诚我国劲敌!”而且断言:中日之间,“二十年内,非一战不足以图存,而国人犹沉酣未觉,注意东事少。愚意吾侪无他事可做,欲完自身以保子孙,止有磨砺以待日本”。
  一九三七年,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爆发。这位二十四岁的师范生果然言中。

  毛泽东回国以后,立即把主要精力投入到领导国民经济的恢复,土地改革的准备,以及各方面关系的调整等方面。一九五0年六月六日至九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国共产党七届三中全会,确定当前全党的主要任务,就是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全会还决定,要在一九五0年复员一部分军队。接着,六月十四日至二十三日,又召开了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按照七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方针作了部署。

  毛泽东的眼睛也越来越看不清楚,老年性白内障发展得很快。八月二日,他会见青年时代的老朋友、美籍医生李振翩和夫人汤汉志,说:“我这个人不行了,一身病。你是医生,给我治一治吧。腿也不行了,气管也不行,眼睛也不行了。”汤汉志说:“主席为什么不戴眼镜啊?”毛泽东说:“什么眼镜对我都没有用。”“两个月前我还能看书。两个月以来就困难了。⑦”毛泽东大部分时间本来是读书和看文件,眼睛越来越看不清楚,使他十分苦恼。

  经过几个月的学习,高级干部的思想发生了深刻变化,达到了基本一致的认识。这样,在全党普遍整风的条件就成熟了。一九四二年一月二十六日,毛泽东为中央宣传部起草的《宣传要点》在叙述了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在党内的种种表现后写道:“凡此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的思想与行动,如不来一个彻底的认真的深刻的斗争,便不能加以克服,便不能争取革命的胜利。而要进行斗争,加以克服,非有一个全党的动员是不会有多大效力的”。(22)
  整风学习在党的各级干部和党员中普遍进行,是从一九四二年二月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和在中央宣传部干部会议上作《反对党八股》的报告后开始的。在报告中,毛泽东全面论述了整风的任务、内容、办法和意义。
  他明确地指出:“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这就是我们的任务。”他说:党内的主观主义有两种,一种是教条主义,一种是经验主义,“现在在我们党内还是教条主义更为危险”。这两种主观主义,都是理论与实际相脱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际,怎样互相联系呢?拿一句通俗的话来讲,就是‘有的放矢’。”“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箭,必须用了去射中国革命之的。这个问题不讲明白,我们党的理论水平永远不会提高,中国革命也永远不会胜利。”关于宗派主义,毛泽东认为是主观主义在组织关系上的一种表现。他要求正确处理党内的各种相互关系,以达到队伍整齐、步调一致的目的;同时也要消灭党外关系上的宗派主义,“其理由就是:单是团结全党同志还不能战胜敌人,必须团结全国人民才能战胜敌人”。他着重地说:“对于一切愿意同我们合作以及可能同我们合作的人,我们只有同他们合作的义务,绝无排斥他们的权利。”关于党八股,毛泽东认为它是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宣传工具或表现形式。如果不把党八股除去,那末,生动活泼的革命精神就不能启发,拿不正确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恶习就不能肃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就不能得到广泛的传播和发展。他说:“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这三种东西,都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都不是无产阶级所需要的”。“这些东西在我们党内,是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
  关于整风的意义,毛泽东强调:“只要我们党的作风完全正派了,全国人民就会跟我们学。党外有这种不良风气的人,只要他们是善良的,就会跟我们学,改正他们的错误,这样就会影响全民族。只要我们共产党的队伍是整齐的,步调是一致的,兵是精兵,武器是好武器,那末,任何强大的敌人都是能被我们打倒的。”
  关于整风的方针和方法,毛泽东提出八个大字“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作为整风的宗旨。具体讲就是:“对以前的错误一定要揭发,不讲情面,要以科学的态度来分析批判过去的坏东西,以便使后来的工作慎重些,做得好些。”“但是我们揭发错误、批判缺点的目的,好像医生治病一样,完全是为了救人,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23)。“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八个字成为党内对待犯错误的同志采取的正确方针。它的方法是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作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毛泽东说:“这个工作决不是痛快一时,乱打一顿,所能奏效的。对待思想上的毛病和政治上的毛病,决不能采用鲁莽的态度”。他强调要好好地说理,说这个工作“做起来必须得当,就是说,要好好地说理。如果说理说得好,说得恰当,那是会有效力的”。
  党内的普遍整风从延安开始,有一万多名干部参加。
  当时,毛泽东的两篇报告发表后,在延安“好像巨石击水,引起强烈反响”,许多人开始从新的角度,新的高度来审视问题。但是,也有一些人,主要是抗战爆发后来到延安的知识分子和新党员还没有能够理解毛泽东发动这场运动的深刻意图和真正意义。“不少人受到自己经验的局限,误以为整风就是整领导。整什么领导呢?就是整那些直接面对他们的领导。那些高层领导中有什么东西要整,他们当时是看不清楚的。”(24)这样,就把人们的注意力从当时最迫切需要解决的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这个根本问题转移到一大堆枝枝节节的具体问题上去。这种倾向不扭转,就会改变整风运动的方向。那个时候,许多单位办起墙报。在墙报上一些人以讥讽谩骂的方式批评延安存在的某些具体现象,吸引了许多读者。一天晚上,毛泽东到中央研究院用马灯和火把照明看墙报,认为这样发展下去,整风学习是不能达到预定目的的。他说:“思想斗争有了目标了。”(25)
  五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中央学习组上谈到:整顿三风“就是一个无产阶级的思想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26)。他说:这样大批的新党员没有这次思想的改造,将来党是搞不好的。毛泽东提出,全党干部和党员普遍整风的内容,一是学习中央规定的二十二个文件,一是结合学习检查自己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在他的推动下,普遍整风在延安很快开展起来。
  在整风过程中,延安文艺界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很多,很突出。这些文艺界人士大多是在抗战爆发后从上海等大城市来到延安的,他们满怀救国热情,但对同工农兵结合的思想准备却很不足。正如周扬所回忆的那样:“他们没感觉到是进入了一个新时代,没感觉到有一个要熟悉面前这些新对象的问题。他们还是上海时代的思想,觉得工农兵头脑简单,所以老是想着要发表东西,要在重庆在全国发表,要和文艺界来往,还是要过那种生活。身在延安,心在上海,心在大城市,这怎么成呢?你以为这个问题简单吗?可不简单啊。结合,你怎么结合的了啊,这些人都三四十岁了,有自己的一套,而且有些作家的架子还蛮大的。”(27)在文艺界内部,相互之间也存在一些长期积累下来的争论、分歧、对立和不团结的现象,包括还存在宗派主义的问题。因此,在普遍整风的初期,毛泽东特别重视解决文艺界的问题。
  为了深入了解实际情况,毛泽东接触了许多文艺界的朋友。他花很多时间同萧军、欧阳山、草明、艾青、舒群、刘白羽、何其芳、丁玲、罗烽等交换意见,并请他们帮助收集文艺界提出的各种意见。毛泽东深入细致的作风和真诚坦率的态度,得到了许多文艺界人士的尊重与信赖。当时,性情孤傲的萧军因为工作中的矛盾想离开延安。临行前,他到毛泽东那里辞行,毛泽东问他究竟是什么原因要离开?萧军回忆说:“我看他那么诚恳,那么热情,就把我遇到的一些不愉快的事毫无保留地同他谈了。他听了一方面安慰我,承认延安是有某些缺点的,另方面也希望我及时反映,帮助改正。”(28)毛泽东还写信给萧军,坦率地说“延安有无数的坏现象,你对我说的,都值得注意,都应改正”,又关切地提醒他:“同时注意自己方面的某些毛病,不要绝对地看问题,要有耐心,要注意调理人我关系,要故意地强制地省察自己的弱点,方有出路,方能‘安心立命’。否则天天不安心,痛苦甚大。”(29)女作家丁玲发表《三八节有感》后,毛泽东诚恳地对她说:“内部批评,一定要估计人家的长处,肯定优点,再谈缺点,人家就比较容易接受了。”丁玲深受启发,她后来说:“这话给我印象很深,我一直记在心上。”(30)
  经过几个月的调查研究,毛泽东弄清了情况,决定召开一次文艺座谈会来解决存在的种种问题。
  一九四二年五月二日至二十三日,延安文艺座谈会在中央大礼堂召开。参加会议的有在延安的文艺工作者、中央及各部门负责人共一百多人。这次会议,对后来党的文艺政策的制定和文艺工作的健康发展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在五月二日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首先发表讲话,被称为座谈会的“引言”。他开宗明义地说:这次会议的“目的是要和大家交换意见,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协助,借以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他强调: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可以说有文武两个战线。我们首先要依靠拿枪的军队,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他说:为了实现文艺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这个目的,有些什么问题应该解决呢?那就是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
  他说:文艺工作者应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对于共产党员来说,也就是要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文艺作品在根据地的接受者,是工农兵以及革命的干部。这就发生一个了解他们、熟悉他们的问题。“许多同志爱说‘大众化’,但是什么叫大众化呢?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毛泽东以自己作例子,详细讲述了像他这样一个学生出身的人参加革命后在思想感情上逐步发生变化的经验。然后说:“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他强调文艺工作者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学习社会,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的文艺有丰富的内容和正确的方向。毛泽东最后表示,今天我就只提出这几个问题,当作引子,希望大家在这些问题及其他有关的问题上发表意见。
  毛泽东这个“引言”给人一种全新的感受,并且觉得十分亲切和容易接受。何其芳后来说:“我那时当然不能说已经理解《引言》提出的那些问题的深刻意义。但听了以后,也感到那是一些很新鲜、很重要、平时自己没有想到,一听就终身难忘的问题。”(31)
  座谈会在二十多天里开了三次大会,讨论得十分热烈。在充满民主的气氛中,有几十位党内外的文艺工作者讲了话。每次开会,毛泽东都坐在主席台的桌子旁,一面仔细听大家发言,一面认真做笔记。参加这次会议的欧阳山说:“大家都各抒己见,畅所欲言,不管对的、错的都可以无拘无束地讲出来。讲完之后,也没有向任何人追究责任,真正做到文艺方面的事情由文艺界来讨论解决,不带一点强迫的性质,发扬了艺术民主,使大家非常心情舒畅。”(32)
  在二十三日的闭幕会上,毛泽东做结论。面对着文艺界存在的错综复杂的种种问题,他不是就事论事地纠缠在这些具体问题上,而是高屋建瓴地从问题的根本下手。他一开始就说:“什么是我们的问题的中心呢?我以为,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我的结论,就以这两个问题为中心,同时也讲到一些与此有关的其他问题。”这就从千头万绪中一下子抓住了要领。萧军评论道:“毛泽东看问题深刻,文艺界那么多问题,他一抓就抓住了。”(33)

  如果把毛泽东在一师的学习生活分为前后两个阶段,那么,一九一六年正好是一个不大不小的转折。前期,他更多地关注传统典籍。后期,他把重点放在哲学、伦理学上,社会实践也更加广阔和丰富了。不管在前期还是后期,他学习的目的都是为了寻求救济时危的真理,可是它的内容发生了变化。
  这个变化,和当时的思想界状况是息息相通的。
  辛亥革命后几年的痛苦经历,对中国的先进分子来说,是件好事。旧的路子走不通了,就会寻找新的道路。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惊醒了世人。许多人认识到,共和制之所以不能真正实现和巩固,关键是缺少一场对封建主义旧思想、旧文化、旧礼教的彻底批判;先觉者们进行的救国斗争所以屡遭失败,中国国民对之“若观对岸之火,熟视而无所容心”也是一个根本原因。这样,先进分子便把注意力转向了思想文化领域,主张着重从根本上改造国民性。一九一五年九月,辛亥革命时当过安徽省都督府秘书长的陈独秀,创办了《青年杂志》(一年后改名为《新青年》)。他撰文强调,“伦理的觉悟是吾人最后之觉悟”⑤。
  这就是初期新文化运动的由来。
  很快,在《新青年》周围聚集起一大批先进青年。这个杂志及其撰稿人的文章,铸造了一代人的信仰和品格。这是一代真正有别于传统文化熏陶出来的旧式士大夫的新人。
  在《新青年》众多的读者和追随者中,就有毛泽东。当时,杨昌济为这个杂志写文章,还向学生们推荐这个杂志。毛泽东的同窗好友周世钊发现,毛泽东读了《新青年》后,“读韩文杜诗的兴趣降低了”⑥。毛泽东自己后来也回忆说:“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
  一时成了我的楷模。”⑦
  毛泽东开始循着初期新文化运动的思路探索。觉得“国人积弊甚深,思想太旧,道德太坏”,要改变这种状态,须“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因为哲学便于研讨思想,伦理学便于阐发道德,“思想主人之心,道德范人之行”⑧。这样,改造哲学、伦理学,就同变化民质、改造国家和社会联系在一起了。这种想法,在当时的思想界是相当普遍的。
  一九一七年前后,毛泽东读了不少哲学、伦理学书籍。在哲学和伦理学之间,他更有兴趣的是伦理学。在他看来:“伦理学是规定人生目的及达到人生目的的方法之科学。”⑨罗学瓒在一九一七年九月二十六日的日记里记载,“余借毛君泽东手录西洋伦理学七本,自旧历六月底阅起,于今日阅毕。”这里说的是杨昌济翻译的《西洋伦理学史》,毛泽东把它十分工整地抄录下来。从一九一七年下半年到次年第一学期,杨昌济给学生们讲授伦理学,采用的课本是十九世纪德国康德派哲学家泡尔生写的《伦理学原理》。该书由蔡元培从日文转译过来,商务印书馆一九一三年出版,约十万字。毛泽东除认真听讲外,细读了这本书,用红黑两色画了大量的圈点、单杠、双杠、三角、叉叉等符号。还在书中写了一万二千多字的批语,绝大多数是抒发自己的哲学观、历史观和人生观,以及对原著的引申或批判,小部分是对原著的赞同语和章节提要。他批阅的这本书后来被一位同学借去,直到一九五○年,托周世钊还给了毛泽东。
  他当时为什么这样下工夫去读这本书?毛泽东从周世钊手里接过它时,有过解释。他说:这本书的道理也不那么正确,它不是纯粹的唯物论,而是心物二元论。只因那时,我们学的都是唯心论一派的学说,一旦接触一点唯物论的东西,就觉得很新颖,很有道理,越读越觉得有趣味。它使我对于批判读过的书,分析所接触的问题,得到了新的启发和帮助。
  毛泽东贯穿《伦理学原理》的批语的基本观点,是哲学上的二元论。他说得很明白:“一人生死之言,本精神不灭、物质不灭为基础(精神物质非绝对相离之二物,其实即一物也,二者乃共存者也)。”⑩他认为,事情有的是发生于自然的,有的是得之于人为的。后来他说自己早年信奉过康德的心物二元论,大概就是指这样的观点。
  二元论的特征是调和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青年毛泽东的唯物主义倾向主要表现在自然观方面,他说:“凡自然法则者,有必然性”,“人类者,自然物之一也,受自然法则之支配”。“吾人之心灵本之自然,其范围有限,安能有一毫之创作”。这是他从原来接受的唯心主义观念中逐渐解脱出来、走向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桥梁。二元论的通病,是一进入社会历史领域,便作出唯心的解释。毛泽东也是这样。他说:“实则全世界文明历史之生活,乃皆观念之所管辖也”;“观念造成文明,诚然,诚然。”
  如此强调主观观念的决定作用,对青年毛泽东来说,有它的必然性。知识界中推崇思想革命的社会时尚,本身就容易夸大精神的作用,过分强调主观对改造社会的能力;再加上毛泽东本人长期以来耳濡目染的,主要是孔、孟、程、朱、陆、王以及新康德派、新黑格尔派的思想。杨昌济说自己以《伦理学原理》为教本,“所讲不限于西洋之伦理学说,中国之先儒如孔、孟、周、程、张、朱、陆、王及王船山之学说,亦间取之”⑾。强调主观能动性的陆(九渊)、王(守仁)学派更为杨昌济推重,毛泽东当然也受到熏陶。他常和蔡和森、张昆弟等讨论宋明理学,研读过朱熹编的《近思录》、《四书集注》和《朱子语类》等,对朱熹、王守仁都很佩服。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的批语中,毛泽东便常用这些观点来作比较,发挥原著的一些论述。诸如“孟轲之义内,王守仁之心即理,似均为直觉论”;“吾国宋儒之说与康德同”等等。
  中国近代社会正处在空前剧烈的变动中,旧的传统秩序渐趋崩溃,外患内乱迭起相承,政治舞台风云变幻,这就使“尚动”“主变”成为人们寻找出路的重要倾向。这个时代特点同样体现在毛泽东的探索中,并蕴含着浓厚的辩证法色彩。
  一九一七年,他曾提出“天地盖唯有动而已”⑿的观点。在《伦理学原理》的批语中,他写道:“此世界中变化万殊。”还把它运用到人类社会的考察当中,说历史从来就是一个治乱交替的过程,声称特别喜欢战国七雄、楚汉相争、三国鼎立那些“事态百变,人才辈出”的时代。认为:“非好乱也,安逸宁静之境,不能长处,非人生之所堪,而变化倏忽,乃人性之所喜也。”用这个观点看当今中国,他说:“国家有变化,乃国家日新之机,社会进化所必要也。”对于中国社会,他的意思是“必须再造”,再造的办法,是“由毁而成,如孩儿之从母腹胎生也。”因此,“吾人甚盼望其毁,盖毁旧宇宙而得新宇宙”!字里行间,洋溢着改造社会的乐观激情。他后来从大乱求大治的想法,看来是早有伏笔的。
  在“动”中求变、求新,其内在依据是什么呢?毛泽东当时特别重视两个概念。一个是“差别”。他说:“人世一切事,皆由差别比较而现”,如阴阳、上下、大小、彼此、好恶、美丑、是非、正反、明暗、胜负等等。“无此差别相,即不能构成历史生活。进化者,差别陈迭之状况也。”另一个概念是“抵抗”,即各种差别引起的压力和反抗。毛泽东特别赞同泡尔生提出的世界一切事业和文明“无不起于抵抗决胜”的观点,称其“无抵抗则无动力”的论述,是“至真之理,至彻之言”。他热情洋溢地写道:“河出潼关,因有太华抵抗,而水力益增其奔猛。风回三峡,因有巫山为隔,而风力益增其怒号。”“圣人者,抵抗极大之恶而成者也。”他过去那种向往社会“大同”境界的想法也发生了变化,觉得即使人们真的进入了“大同”社会,“亦必生出许多竞争抵抗之波澜来,而不能安处于大同之境”。把“差别”、“抵抗”这两个概念,和“动”、“变”及“成毁”联系起来,表明毛泽东当时的认识已接近矛盾构成事物并实现转化的辩证法观点,还多少同社会历史发展有所联系。他后来关于矛盾普遍性的理论,大体也滥觞于此。
  五四前期,毛泽东的思想中有一个最突出的根本点,就是首先要把握住事物的“本原”或“大本大原”。它的意思,是在面对万千事物时,要从大处着眼,首先抓住它的根本。把根本抓住了,其他枝节问题才能迎刃而解。以后,他也常强调要善于抓住要领,抓住主要矛盾,强调纲举才能目张,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而在当时,他心目中的“本原”或“大本大原”,很有些像客观唯心主义哲学家心目中的“道”(老子)、“理式”(柏拉图)、“绝对精神”(黑格尔),总之是宇宙生成和发展的根本原则。朱熹就曾说万事万物皆源于“一本”,“大本不立,小规不正”。杨昌济讲课时,也特别强调,“宇宙间所有一切之现象,皆由此大原则而生,吾人当神思默会,洞晓此大原则,此所谓贯通大原也。”⒀
  一九一七年八月二十三日,毛泽东给北京的黎锦熙写了一封长信,集中表述了对“本原”的看法。
  他把“本原”通俗地说成是“宇宙之真理”,认为它是支配着社会历史发展的。拯救中国,也必须从寻求本原开始。他表示,目前和将来一段时间里,自己“只将全副工夫,向大本大原处探讨。探讨既得,自然足以解释一切”。
  这样,毛泽东开出了自己的救国药方:“今日变法,俱从枝节入手,如议会、宪法、总统、内阁、军事、实业、教育,一切皆枝节也。枝节亦不可少,惟此等枝节,必有本原。本原未得,则此等枝节为赘疣,为不贯气,为支离灭裂。”他大声疾呼:“今吾以大本大原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天下之事可为,国家有不富强幸福者乎?”
  这封信是了解早年毛泽东的思想的珍贵资料。八月三十一日,黎锦熙收到信后,在日记里写道:“得润之书,大有见地,非庸碌者。”
  把“本原”落实到“人心”上面,就是应有的人生观、价值观,也就是伦理道德的建设。在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的批语中,毛泽东把自己这时的主张概括为两个,一个是“精神上之个人主义”,一个是“现实主义”。
  针对封建专制和束缚个性的三纲五常的旧道德,主张个人主义,这在当时是很普遍的,也是有积极意义的。毛泽东写道:“吾从前固主无我论,以为只有宇宙而无我。今始知其不然。盖我即宇宙也。”他认为,人类的目的在实现自我。但他在个人主义前面加上“精神”两个字,却有他自己的特色。这种个人主义强调“充分发达自己身体及精神之能力”,力求达到最高境界,使“内而思维、外而行事皆达正鹄”。“正鹄”不能只是“纯然利己”,而是应该实现的理想和价值。例如,看到自己所爱的人有难,关键的时候,“宁可使自己死,不可使亲爱之人死。如此,吾情始浃,吾意始畅”。否则,自己的生活就不完满,就“未达正鹄”。依此类推,“古今之孝子、烈妇、忠臣、侠友、殉情者、爱国者、爱世界者、爱主义者,皆所以利自己之精神也”。他甚至极端地说:“予谓人类只有精神之生活,无肉体之生活。”这种理解,已经超出了西方近代以来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原义,包含着新道德观的萌芽。
  关于“现实主义”。毛泽东认为,人的一生是短暂的,不能脱离现实去追求虚幻的理想和价值,要争取在有限的时间里“实现自我”。他说:“吾人务须致力于现实者。如一种行为,此客观妥当之实事,所当尽力遂行;一种思想,此主观妥当之实事,所当尽力实现。”一方面,他反对空谈,“凡吾思想之所及,吾皆有实行之义务”;另一方面,他又强调道德行为必须有正确的思想作指导,反对盲目动作。
  毛泽东写道:“我是极高之人,又是极卑之人。”“极高”是指追求独立不羁。“极卑”是指我终究又“一毫跳不出此自我以外之世界”。这个矛盾,他已觉察到了,但一时还不能完整地加以说明。
  毛泽东在哲学、伦理学的王国里寻觅着、遨游着。他从中外文化里汲取营养,又闪烁着他自己独立思考和判断的智慧之光。他这个时候并没有也不可能找到“宇宙之真理”。夸大精神力量的唯心主义,在他的思想中无疑占有很大比重。这期间,他还写了一篇题为《心之力》的作文,深受杨昌济的赞赏,得了一百分。
  但他这时的思想并没有定型,还在探索过程中。当他写下《伦理学原理》批注时,他在给黎锦熙的信中说道:“自揣固未尝立志,对于宇宙,对于人生,对于国家,对于教育,作何主张,均茫然未定。”既然还“茫然未定”,就得继续向前探索。在青年知识分子的思想历程中,这类状况是常见的。由于他坚持把改造社会、匡济民族危亡作为出发点来进行理论探索,决定了他思想中的积极方面将随着时代的前进而逐步占据主导地位。由于他坚持一种从我做起、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从而使他在进行理论探索的时候,一直特别注重自我思想修养的磨练。
  毛泽东从来把读“无字之书”看得比读“有字之书”更重要。或许,他当时的实际活动比保存下来的几篇文字表现得更富有个性和朝气,对他以后思想发展产生的作用也许也更大。
  说来很有趣,毛泽东这样一位后来举世注目的革命家、政治家、思想家,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却是体育论文。一九一七年四月一日,《新青年》上刊载了一篇《体育之研究》,全文约七千字,署名二十八画生。这个“二十八画生”,就是毛泽东。是杨昌济把他的文章推荐给陈独秀的。
  他在文章里开宗明义,把体育和国力联系起来,说:“国力恭(苶)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轻细,此甚可忧之现象也。”他认为:身体是知识和道德的载体。在中学和中学以上,应该实行德、智、体“三育并重”。针对重文轻武的颓风,他提出一个口号:“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魄。”因为体育锻炼有强筋骨、增知识、调感情、强意志等许多好处,而“意志也者,固人生事业之先驱也”。可以说,《体育之研究》主要不是对体育这个运动形式的研究,毛泽东是想借此提倡武勇世风和充满朝气的奋斗向上的人生观。
  这期间,他在日记里写下了后来十分著名的话:“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
  在《体育之研究》中,毛泽东还向读者详细介绍了自己编的一套体操。他当时采用的锻炼项目很多,如日光浴、风浴、雨浴、冷水浴、游泳、登山、露宿、长途跋涉以及体操和拳术等。
  所谓风浴,张昆弟在一九一七年九月二十三日的日记里记载:“今日早起,同蔡、毛二君由蔡君居侧上岳麓,沿山脊而行,至书院后下山,凉风大发,空气清爽。空气浴,大风浴,胸襟洞澈,旷然有远俗之概。”所谓雨浴,有一个夏天的夜晚,狂风暴雨,雷鸣电闪,毛泽东一个人爬上岳麓山顶,再返回来。他说:这是为了体会《书经》中所说“纳于大麓,烈风雷雨不迷”的情趣。
  毛泽东青年时代最喜欢的锻炼项目,是游泳。正像人们所熟知的那样,这个爱好,他一直保持到晚年。江宽水深的湘江,是天然的游泳场。他时常约二三好友到这里挥臂击水。还在学校组织了一个有近百人参加的游泳队,晚饭后到湘江里畅游一番。同班好友罗学瓒在一九一七年九月二十日的日记里写道:“今日往水陆洲头泅渡,人多言北风过大,天气太凉。余等竟行不顾,下水也不觉冷,上岸也不见病。坚固皮肤,增进血液,扩充肺腑,增加气力,不得谓非运动中之最有益者。人言固足信哉?”毛泽东自己后来回忆说:“那时初学,盛夏水涨,几死者数。一群人终于坚持,直到隆冬,犹在江中。当时有一篇诗,都忘记了,只记得两句: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⒁游泳,不单是强健了体魄,更激发了他的自信和意志。
  毛泽东强调一个人要有坚强的意志。他在《讲堂录》的笔记中就写下:“拿得定,见得透,事无不成。”“不为浮誉所惑,则所以养其力者厚;不与流俗相竞,则所以制其气者重。”“陆象山曰:激励奋进,冲决罗网,焚烧荆棘,荡夷污泽(无非使心地光明)。”以后,在他的一生中确实一直表现出那种坚忍不拔、冲破重重阻力、一往无前的惊人毅力,而这种惊人的毅力又是建立在对事情能“见得透”的基础上的。这是他能够取得巨大成功的原因之一。
  毛泽东常对人说,丈夫要为天下奇,即读奇书,交奇友,创奇事,做个奇男子。同学们用谐音给他起了个外号,叫“毛奇”。毛奇(molkt)是普鲁士一个很有学问的将领。一九一七年六月,一师开展了一次人物互选活动,包括德、智、体三个方面近二十个项目。全校有四百多名学生参加,当选者三十四人,毛泽东得票最高。在德、智、体三个方面都有项目得票者,只有他一人。而“胆识”一项,则为他所独有,评语是“冒险进取,警备非常”。
  毛泽东的胆识,半年后有过一次受到众口称赞的显露。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护法战争期间,北洋军队从湖南衡宝一线沿铁路线向北溃退。长沙市民很是惊慌。一师位于南郊,靠近粤汉铁路,是溃军必经之地,随时可能遭受劫掠。学校当局准备将师生疏散到城东暂避。担任学友会总务的毛泽东提出,可以让正在受军事训练的学生自愿军负责守卫。校方同意了他的建议。于是,一些零散溃兵途经校门口,都不敢轻易闯入。十八日,有一支三千多人的溃军因为不知长沙的虚实,在一师以南的猴子石一带徘徊。毛泽东把几百个学生自愿军分成三队,拿着木枪,分布到猴子石附近几个山头上。同时,和附近的警察分所联络,由他们鸣枪呐喊,学生自愿军大放鞭炮。在这种突然袭击下,本来就张皇失措的溃兵不敢抵抗。毛泽东便派人去交涉,他们全部缴了枪。长沙免去了一场兵灾。
  对毛泽东来说,这件小事是他平生搞的第一次军事行动。事后,人们称毛泽东“浑身是胆”。他的大胆却不是盲目蛮干,而是基于对情况的明了和事先的深思熟虑,谋定而后动。同班同学邹蕴真问他:“万一当时败军开枪还击,岂不甚危?”毛泽东回答说:“败军若有意劫城,当夜必将发动,否则,必是疲惫胆虚,不敢通过长沙城关北旧,只得闭守于此,故知一呼必从,情势然也。”⒂
  第一师范十分重视学生的课外生活。毛泽东的社会活动日益扩大了。一九一七年十月学友会改选时,他担任总务,还兼教育研究部部长,从前这两个职务都是由教员担任的。学友会会长由学监方维夏代理,毛泽东实际上主持工作。学友会开展了许多课余活动,如成绩展览会、讲演会、辩论会、运动会等。这年上半年,学校曾办了一期工人夜校,由教员上课,办得不成功,中途停下了。这学期还办不办?由谁来办?大家看法不一。毛泽东认为这是学校同社会联系的重要途径,应该办下去,而且要办好。方维夏同意他的意见,并决定由三、四年级的学生来办,由学友会教育研究部具体负责。
  十月三十日,毛泽东写了一则《夜学招学广告》,用语是一般工人能懂得的大白话,倾吐出为失学工人分忧解难的拳拳之心:
  列位大家来听我说句白话。列位最不便益的是什么?大家晓得吗?就是俗语说的,讲了写不得,写了认不得,有数算不得。都是个人,照这样看起来,岂不是同木石一样!所以,大家要求点知识,写得几个字,认得几个字,算得几笔数,方才是便益的。虽然如此,列位做工的人,又要劳动,又无人教授,如何能到这样,真是不易得的事。现今有个最好的法子,就是我们第一师范办了一个夜学。……教的是写信、算帐,都是列位自己时刻要用的。讲义归我们发给,并不要钱。夜间上课又于列位工作并无妨碍。……快快来报名,莫再担搁!
  这则广告先托警察贴到街头,并没收到预期效果,只有九个工人来报名。毛泽东遇到难题总是先从弄清情况着手。他召集同学们分析原因。最后弄明:上学不要钱,工人觉得不会有这样的好事;不识字的人本来就不会去看街上的广告;让警察去贴广告,人们有惧怕心理。找到原因后,毛泽东和同学们又带着印好的广告,分头到工人宿舍区和贫民区,边分发边宣传,细细解释。五天后,就有一百多人报名。毛泽东把这次活动的过程写进了《夜学日志》,说工人要求入学的心情,“如嗷嗷待哺也”,他们分发广告时,“大受彼等之欢迎,争相诘问,咸曰‘读夜书去!’”这大概是毛泽东最初体会到:做下层群众的工作,非做得周密细致不可。
  在毛泽东周围,逐渐聚集起一批追求进步、志同道合的青年。其中大多数是一师的学友,包括有些已毕业的。他们大多是杨昌济的学生,都有一种“奋斗的和向上的人生观”。这当中,也有长沙各中等学校的学生。正在长郡中学读书的罗章龙,就是看到毛泽东张贴的《征友启事》后结识的。他们多来自农村,了解民间疾苦,没有少爷公子的浮华,充满着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朴实而充满朝气。节假日,他们经常到岳麓山、橘子洲、平浪宫等风景名胜处聚会,或臧否人物、议论世事,或登高吟咏、斗韵唱和,相约不谈身边琐事。正如毛泽东后来追忆的那样:“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⒃
  从一九一六年开始,他们讨论最多的中心问题,是“如何使个人及人类的生活向上”。“相与讨论这类问题的人,大概有十五人内外。有遇必讨论,有讨论必及这类问题。讨论的情形至款密,讨论的次数大概在百次以上。”他们逐渐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集合同志,创造新环境,为共同的活动”。同时,他们又受到新文化运动思潮的猛烈冲击,思想上发生剧烈的变动,“顿觉静的生活与孤独的生活之非,一个翻转而为动的生活与团体生活之追求”⒄。发生这种“一个翻转”的剧烈思想变动的,自然也包括毛泽东在内。在这个基础上,一九一七年冬天,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等开始商量组织一个团体,立即得到大家的响应。
  要成立团体,首先得有章程。一九一八年三月,毛泽东和邹鼎丞开始起草会章。萧三的日记说道:“三月三十一日,二兄(即萧子升——引注)来坐已久,交阅润之所草新学会简章。二兄意名为新民学会云。”“四月八日,接二兄手书,力主子出洋。附来润之所重草新民学会简章。”“四月十三日,夜,润之来,明日新民学会开成立会。”
  一九一八年四月十四日,是个星期天。新民学会在岳麓山脚下的刘家台子蔡和森家里正式成立。到会的有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何叔衡、
  萧三、张昆弟、陈书农、邹鼎丞、罗章龙等十三人,再加上没有到会的李和笙(维汉)、周世钊等人。这样,最初的会员就有二十余人。经过讨论,通过了会章,以“新民”为会名,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会章还规定了几条纪律:“一、不虚伪;二、不懒惰;三、不浪费;四、不赌博;五、不狎妓。”看来,这是一个比较严格的团体。成立会上选举萧子升为总干事,毛泽东、陈书农为干事。不久,萧子升去法国,会务便由毛泽东主持。
  新民学会是五四时期最早的新型社团之一。它的会章重点强调个人修养,政治性还比较含糊,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毛泽东和他的朋友们当时达到的思想水平,受杨昌济的影响也是很明显的。但它和毛泽东当时的实际想法也有距离。对此,毛泽东稍后曾有一个说明,他说:“会章系鼎丞、润之起草,条文颇详;子升不赞成将现在不见诸行事的条文加入,颇加删削;讨论结果,多数赞成子升。于是表决会章的条文如次……”。⒅联系到萧子升后来一直不赞成激烈变革、主张温和改良的思想,被他认为是“不见诸行事”而“颇加删削”的条文内容,大致属于毛泽东当时更高远的理想追求。
  三个月后,他和蔡和森就突破了最初的会章宗旨。七月二十六日,他就新民学会的组织活动问题,写了一封长信给蔡和森。蔡在回信中说:“杨师东奔西走,走了十年,仍不过是能读其书而已,其他究何所得!”又说:“兄对于会务,本有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的意趣,弟实极其同情,且尤不讳忌嫌疑于政党社会党及诸清流所不敢为者之间。以为清流既无望,心地不纯洁者又不可,吾辈不努力为之,尚让何人去做?此区区之意,相与共照也。”蔡和森还表示,“三年之内,必使我辈团体,成为中国之重心点。”⒆看来,他们已经不满足于杨昌济老师那种潜心学术和教育的道路,也不以清流自许而去回避政治了。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毛泽东正是和新民学会的会员们一道探求中国的出路的。
  这时,会员多数已经从学校里毕业或即将毕业。选择什么样的职业才能更好的施展抱负呢?学会成立之初,讨论得最多的就是这个问题。许多人不愿“堆积”在湖南一地,想散到中国乃至世界各处去学习和考察。毛泽东也认为,这样做每个人都可以去开辟一个方面,对将来大有好处。“向外发展”,成了会员的共识。
  两个月后,毛泽东也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了。他结束了五年半修学储能的师范生时代。这年他满二十五岁。此时的中国,一场急风暴雨就要来临。

  全党和全国人民正在按照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部署,有条不紊地、卓有成效地工作着。然而,一件毛泽东不希望发生的事情发生了——一九五0年六月二十五日朝鲜战争爆发。顷刻间,全世界人们的目光都集中到东北亚的这个半岛上来。

  随着毛泽东意识到自己来日无多,随着很多人在林彪事件后对这场“文化大革命”从根本上产生怀疑,毛泽东极其关心人们将来会怎样看待“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在讲话中尖锐地指出:
  “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过去有些同志间的争论、分歧、对立和不团结,并不是在这个根本的原则的问题上,而是在一些比较次要的甚至是无原则的问题上。而对于这个原则问题,争论的双方倒是没有什么分歧,倒是几乎一致的,都有某种程度的轻视工农兵、脱离群众的倾向。”“这个根本问题不解决,其他许多问题也就不易解决。”
  “同志们很多是从上海亭子间来的;从亭子间到革命根据地,不但是经历了两种地区,而且是经历了两个历史时代。一个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统治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一个是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到了革命根据地,就是到了中国历史几千年来空前未有的人民大众当权的时代。我们周围的人物,我们宣传的对象,完全不同了。过去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因此,我们必须和新的群众相结合,不能有任何迟疑。”
  在如何为工农兵服务的问题上,毛泽东着重谈了普及和提高的关系,他认为:我们提高,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我们的普及,是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在目前条件下,普及工作的任务更为迫切。“所谓普及,也就是向工农兵普及,所谓提高,也就是从工农兵提高。”这就需要解决向工农兵学习的问题,和新的时代相结合的问题,毛泽东深刻地指出:“鲁迅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他号召:“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关于文艺批评,毛泽东说:我们要求的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毛泽东对讨论中暴露出的许多思想问题,就其中比较重要的进行了分析。他最后说,延安文艺界还严重地存在着作风不正的东西,还有很多的唯心论、教条主义、空想、空谈、轻视实践、脱离群众等缺点,“需要有一个切实的严肃的整风运动”,“展开一个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他相信经过整风,大家“一定能够创造出许多为人民大众所热烈欢迎的优秀的作品,一定能够把革命根据地的文艺运动和全中国的文艺运动推进到一个光辉的新阶段”。(34)
  为了更好地帮助广大文艺工作者真正能转变立场,毛泽东强调对党内干部要进行关于知识分子政策的教育。他说:“我们的政策是要小心地好好引导他们自觉地而不是勉强地和工农打成一片。少数人不能打成一片,要容忍他,这是思想问题,不能勉强,不能用粗暴的态度。”他还说:要使在军事、政府、党务、经济、教育等各方面工作的同志,“对文化人、对知识分子采取欢迎的态度,要懂得他们的重要性,没有这一部分人就不能成事”。(35)
  毛泽东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使许多人感到思想上豁然开朗,在眼前展现出一个新的天地。会后,延安广大文艺工作者一扫过去那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不良风气,深入群众、深入基层、深入敌后抗日根据地,在斗争实践中创造出一大批深受工农兵欢迎的文艺作品,比如,戏剧方面有鲁艺的新歌剧《白毛女》、王大化和李波合演的《兄妹开荒》、马可的《夫妻识字》,中央党校京剧队的《逼上梁山》,延安平剧院的《三打祝家庄》;小说、诗歌方面有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季的《王贵和李香香》等。在那样短的时间内就能涌现出这样一大批优秀作品,是很不容易的。
  看到文艺界的进步,毛泽东十分高兴。对八路军一二○师政治部战斗剧社演出的反映敌后斗争生活的一组短剧《晋察冀的乡村》等,和丁玲、欧阳山写的介绍陕甘宁边区合作社工作中模范人物的《田保霖》、《活在新社会里》两文,毛泽东都专门写信给予肯定和鼓励。他在看了平剧《逼上梁山》的当晚,写了一封信给该剧的编导杨绍萱和齐燕铭。信中写道:
  “看了你们的戏,你们做了很好的工作,我向你们致谢,并请代向演员同志们致谢!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所以值得庆贺。郭沫若在历史话剧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你们则在旧剧方面做了此种工作。你们这个开端将是旧剧革命的划时期的开端,我想到这一点就十分高兴,希望你们多编多演,蔚成风气,推向全国去!”(36)
  在延安革命文艺工作者的带动下,革命根据地及中国的文艺运动走向一个崭新的阶段。
  在这个时期,毛泽东也很关注中央研究院反对王实味的斗争。
  王实味是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的研究员。整风开始后,他在《解放日报》和《矢与的》墙报上发表《野百合花》等文章,对他不满的现象提出批评。延安不是没有缺点,对缺点是可以而且应当批评的。但是,王实味从极端民主化、绝对平均主义的观点出发,使用了夸大事实、冷嘲热讽的语言,还说艺术家的任务是“揭露一切肮脏和黑暗”。当时,“《矢与的》墙报本来贴在中央研究院大院门口的一间大平房里,外单位有不少人跑来看。后来贴在布上,挂到延安南门外热闹的新市场,看的人更多,像赶庙会一样。”(37)毛泽东到中央研究院去看过墙报,认为王实味是“不讲成绩,抹煞成绩,只暴露黑暗”(38)。他说:“我们的工作中确实有许多缺点应加以改正,但如果要求绝对平均,不但现在,将来也是办不到的”。“小资产阶级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我们应该拒绝。”“批评应该是严正的、尖锐的,但又应该是诚恳的、坦白的、与人为善的。只有这种态度,才对团结有利。冷嘲暗箭,则是一种销蚀剂,是对团结不利的。”(39)
  随后,中央研究院召开了多次大会,开展对王实味的批判。开始时,还是把王实味作为思想问题来批评的。但在当时担任中央社会部部长的康生插手下,很快就把思想问题升级为政治问题,以后更把他说成“托派”,成为敌我矛盾,还牵连到别人,定为“反党五人集团”。这样,对王实味的斗争出现严重的偏差,并且对不久后开始的审干运动和抢救运动产生了不良的影响。一九四三年四月,康生下令逮捕王实味。在关押期间,用“逼供信”的办法继续审讯。以后,作出王实味是“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的错误结论。一九四七年,胡宗南军队进攻延安,中央机关撤离,在从延安转移到山西兴县时,经康生负责的中央社会部批准,王实味被错误地处决。这是一起冤案。以后,毛泽东曾多次对王实味的被处决提出了批评。(40)

  ① 毛泽东致黎锦熙信,1917年8月23日。
  ② 毛泽东致湘生信,1915年6月25日。
  ③ 毛泽东致萧子升信,1916年2月29日。
  ④ 毛泽东致黎锦熙信,1917年8月23日。
  ⑤ 陈独秀:《吾人之最后觉悟》,《青年杂志》第1卷第6号。
  ⑥ 摘自长沙中共湘区委员会旧址纪念馆馆藏资料。
  ⑦
埃德加·斯诺著,董乐山译:《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25页。
  ⑧ 毛泽东致黎锦熙信,1917年8月23日。
  ⑨ 毛泽东:《非自杀》,湖南《大公报》,1919年11月23日。
  ⑩
毛泽东1917年下半年至1918年上半年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的批语,以下引文未注明出处者,同此。
  ⑾杨昌济:《达化斋日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97页。
  ⑿毛泽东:《体育之研究》,《新青年》第3卷第2号,1917年4月。
  ⒀杨昌济:《论语类抄》,《杨昌济文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5页。
  ⒁毛泽东1958年在文物出版社刻印的《毛主席诗词十九首》书眉的批语。所引这段话,是对《沁园春·长沙》中“到中流击水”一句的解释。
  ⒂邹蕴真1977年4月回忆记录,引自高菊村等《青年毛泽东》,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67页。
  ⒃毛泽东:《沁园春》(1925年秋)。
  ⒄毛泽东:《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1号(1920年冬)。
  ⒅毛泽东:《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1号(1920年冬)。
  ⒆蔡和森1918年8月27日致毛泽东信,《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1—52页。

  美国对朝鲜半岛的事态迅速作出反应。它的反应,不仅针对朝鲜,也针对中国。

  这时,他已不再像前些年那样来谈发动群众“造反”,也不再说“乱是好事”,对过去几年里泛滥全国的“打倒一切”和“全面内战”一再表示不满,采取了一系列纠正措施。但他始终坚持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和正确的,是反修防修、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所必需,关系着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因此,把它看作自己一生中所做的两件大事之一。

  尽管普遍整风中也出现一些问题,但总的说来,经过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党内思想面貌发生很大变化。一九四二年六月十三日,毛泽东致周恩来的电报中讲到:“二十二个文件的学习在延安大见功效,大批青年干部(老干部亦然)及文化人如无此种学习,极庞杂的思想不能统一。”(41)
  为了把整风学习进一步引向深入,中共中央成立总学委,以毛泽东负总责,具体工作由康生管。六月八日,中宣部发出《关于在全党进行整顿三风学习运动的指示》。此后,以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为主要内容的整风运动从延安推向各地,在全党范围内陆续普遍开展起来。
  在全党普遍的整风学习运动中,毛泽东在给聂荣臻的电报中强调指出:“此次整风是全党的,包括各部门各级干部在内”,而“主要与首先的对象是高中两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只要把他们教育好了,下级干部的进步就快了”。“我说这点,是想引起你注意抓紧党、政、军、民、学各方面高级干部的学习领导,克服在他们中存在着的三风不正的残余。我们在延安亦是特别抓紧高级组的学习,着重阅读与自我反省”。(42)
  八月三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同意毛泽东的提议,决定将在延安的四十三名高级干部(八月八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又增为四十八人)编成九个小组,由中央同志直接领导,联系本部门的工作,学习和研究《联共党史》结束语六条和斯大林《论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毛泽东编在第一组。毛泽东还提出:“要从讨论那些细小微末的具体问题,转入到集中火力检讨党内存在着的根本思想倾向,主要是自由主义和对党闹独立性问题。”(43)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各地也先后召开高级干部座谈会,联系本地区的实际进行学习和检查。
  一九四二年十月至一九四三年一月召开的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干会是在毛泽东直接指导下进行的。在这次会上,毛泽东用两天时间,结合中国共产党的情况逐条讲解斯大林的《论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毛泽东的讲话对边区党清算历史上的路线是非,纠正一些干部闹独立性的倾向,增强党的团结有重要意义。在闭幕会上,毛泽东总结道:“我们虽然是从历史中走过来的,但要从观念形态上恰当的反映历史是不容易的。经过这样多的磨折,这样多年,这次高干会才把历史搞清楚。”(44)
  接着,中共中央为了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对组织机构进行了调整。
  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六届六中全会前的政治局会议上,已经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意见:“在领导机关中要在以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陈云等提议由毛泽东担任总书记,后来根据毛泽东本人的意见,没有把这个问题拿到六中全会上去讨论,但张闻天已主动地把工作逐渐向毛泽东转移。王明留在延安工作后,张闻天把政治局会议的地点移到杨家岭毛泽东住处开,他虽然仍主持会议,一切重大问题实际上都已由毛泽东作出决断。一九三九年七、八月的政治局会议后,张闻天主要是做宣传教育方面的工作。他这样说:“我自己及中央秘书处在一九四○年五月间也搬了过来,实际上把我的全部工作交出来了。”(45)中共中央的工作其实已在毛泽东主持下进行。
  一九四三年三月二十日,中央政治局通过《中共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减的决定》。决定规定:在两次中央全会之间,中央政治局担负领导整个党的工作的责任,有权决定一切重大问题。政治局推定毛泽东为主席,凡重大的思想、政治、军事、政策和组织问题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通过。书记处是根据政治局所决定的方针处理日常工作的办事机关,它在组织上服从政治局,但在政治局方针下有权处理和决定一切日常性质的问题。书记处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组成,毛泽东为主席。书记处会议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权。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毛泽东作为主席而具有“最后决定权”的是“书记处会议所讨论的问题”,而书记处是根据政治局所决定的方针处理日常工作的办事机关,一切重大问题必须由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有的研究工作者以为,这个《决定》给予了毛泽东在整个党的工作中一切重大问题上的“最后决定权”,这是由于过分粗心或以讹传讹而产生的误解。
  在中央政治局及书记处之下,设立宣传委员会和组织委员会,这两个委员会是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助理机关,毛泽东任宣传委员会书记,刘少奇任组织委员会书记。为了统一各地区的领导工作,在延安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进行了分工:华北党政军民工作统归王稼祥负责;华中党政军民工作统归刘少奇负责;陕甘宁、晋西北党政军民工作统归任弼时负责;大后方工作统归陈云负责;敌占区工作统归杨尚昆负责。中央党校校长由毛泽东兼任。四月五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又决定,为指导工作便利,驻重庆办事处工作由毛泽东直接管理;驻西安办事处工作由任弼时管理。
  这是一次重要的人事调整,经过一年多的整风学习,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不仅在思想上而且在组织上也进一步得到巩固。

  六月二十七日,美国决定派出海军和空军入侵朝鲜领海、领空,进攻朝鲜人民军,对朝鲜城市狂轰滥炸。同时命令第七舰队向台湾海峡出动,侵占中国领土台湾,阻挠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既定部署。三十日,又命令美国陆军在朝鲜参战。从此,美国侵略军的坦克在朝鲜大地上横冲直闯。

  这个看法,他说过多次。他的护士长吴旭君回忆道:

  ① 毛泽东致彭德怀的电报,1942年。
  ②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3年10月6日。
  ③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534页。
  ④ 陈绍禹:《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1940年3月第3版,第3页。
  ⑤ 王稼祥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的发言记录,1938年9月14日。
  ⑥ 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0年12月4日。
  ⑦ 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1年1月15日。
  ⑧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791页。
  ⑨
胡乔木谈话记录,1991年3月20日,《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版,第48页。
  ⑩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3年10月6日。
  ⑾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报告记录,1941年9月10日。
  ⑿张闻天:《缺乏实际工作经验要补课》,《张闻天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8月版,第314页。
  ⒀《党的文献》,1994年第1期。
  ⒁王稼祥:《政治局要以思想领导为中心》,《王稼祥选集》,人民出版社1989年9月版,第326页。
  ⒂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记录,1941年10月13日。
  ⒃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历史问题的结论草案,1941年10月。
  ⒄毛泽东:《驳第三次“左”倾路线》的批语,1965年5月。
  ⒅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3年10月6日。
  ⒆毛泽东致彭德怀的电报,1943年1月25日。
  ⒇《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375、400—408页。
  (21)《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375、400—408页。
  (22)《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390—391页。
  (23)《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830—845页。
  (24)邓力群:《回忆延安整风》,《党的文献》,1992年第2期。
  (25)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4月版,第483页。
  (26)毛泽东在中央学习组发言记录,1942年5月28日。
  (27)周扬:《与赵浩生谈历史功过》,《延安文艺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5月版,第36页。
  (28)萧军:《难忘的延安》,《延安文艺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5月版,第113页。
  (29)毛泽东致萧军的信,《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版,第174页。
  (30)丁玲:《延安文艺座谈会前前后后》,《延安文艺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5月版,第62页。
  (31)何其芳:《记延安文艺座谈会》,《延安文艺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5月版,第77页。
  (32)欧阳山:《我的文学生活》,《延安文艺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5月版,第68页。
  (33)萧军:《难忘的延安岁月》,《延安文艺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5月版,第114页。
  (34)《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859—877页。
  (35)《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430、432页。
  (36)《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版,第222页。
  (37)温济泽:《征鸿片羽集》,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4月版,第760页。
  (38)毛泽东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干会上的发言记录,1942年10月19日。
  (39)毛泽东在延安各部门负责人和作家座谈会上的谈话记录,1942年3月31日。
  (40)中组部有关部门提供的材料,1980年7月9日。
  (41)毛泽东致周恩来的电报,1942年6月13日。
  (42)毛泽东致聂荣臻的电报,1942年7月4日。
  (43)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2年8月3日。
  (44)毛泽东在西北局高干会上的发言记录,1943年1月。
  (45)张闻天:《反省笔记》,1943年12月16日。

  美国把台湾和朝鲜半岛这两个并不相干的地区联系起来,同时采取严重的军事步骤,公然干涉中朝两国的内政,有其战略上的考虑。从冷战开始以来,它一直把这两个地区看作它在远东遏制“共产主义扩张”的桥头堡,把中国领土台湾当作自己“不沉的航空母舰”。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六月二十七日发表的声明中宣称:“对朝鲜的攻击已无可怀疑地说明,共产主义已不限于使用颠覆手段来征服独立国家,现在要使用武装的侵犯与战争。……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部队的占领台湾,将直接威胁太平洋地区的安全,及在该地区执行合法与必要职务的美国部队。”①这样,美国就趁朝鲜战争之机,直接插手台湾问题,阻止中国人民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致使台湾海峡两岸的中国人至今仍处于分裂状态。

  “见过尼克松后,有一天他对我说:我这一辈子就做了两件事,一件是把蒋介石赶到那个小岛上,另一件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我说:你做了那么多的事,怎么只有两件?他说:值得提的就是这两件。”⑧

  毛泽东迅速作出反应,表明中国政府的立场。他在一九五0年六月二十八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庄严宣告:“全国和全世界的人民团结起来,进行充分的准备,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他还说:“杜鲁门在今年一月五日还声明说美国不干涉台湾,现在他自己证明了那是假的,并且同时撕毁了美国关于不干涉中国内政的一切国际协议。”②

  他的机要秘书张玉凤也回忆道: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就在七月七日联合国安理会在苏联缺席的情况下通过成立“联合国军司令部”(八日任命麦克阿瑟为“联合国军”总司令)那一天前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作出一个决策,调几个军到东北,摆在鸭绿江边,加强东北边防。七月七日和十日,中央军委根据毛泽东的提议,由周恩来主持召开两次会议,研究保卫国防、组建东北边防军问题。十三日,中央军委作出《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毛泽东当天批示:“同意,照此执行。”随后,立即将驻河南等地的战略预备队第十三兵团(下辖第三十八军、第三十九军、第四十军),加上第四十二军(原在东北)和炮兵第一师、第二师、第八师等,共二十五万五千人,组成东北边防军,调往安东(今丹东)、辑安(今集安)、本溪。八月上旬,东北边防军完成集结,并开始整训。九月六日,第五十军又编入东北边防军。

  “七三年,在游泳池(指毛泽东当时在中南海的住处。——引者注)开政治局会议。他说他一生做了两件事。我在场。”⑨

  这是一个具有远见卓识的战略决策。

  出于这种心情,毛泽东对人们从总体上怎样看待这场“文化大革命”异常敏感。

  隔了六年以后,毛泽东讲起这件事的时候说:“战争开始后,我们先调去三个军,后来又增加了两个军,总共有五个军,摆在鸭绿江边。所以,到后来当帝国主义过三八线后,我们才有可能出兵。否则,毫无准备,敌人很快就要过来了。”③后来,毛泽东还不无惋惜地表示过:“可惜那时候只有五个军,那五个军火力也不强,应该有七个军就好了。”④

  林彪事件发生后,在毛泽东支持下,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在一九七二年着力调整干部政策、经济政策以及其他方面的政策,努力恢复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正常运转,取得初步成效,并且明确提出批判极左思潮的意见。这是近些年来他一直坚持反对群众运动中各种无政府主义倾向的继续。他说:极左思潮是有世界性的,中国也有极左思潮,在我们鼻子底下就有;各单位的极左思潮都是林彪放纵起来的,就是空洞、极端、形式主义,空喊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很抽象,这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的;关于这个问题,如果我们不好好做工作,还要犯错误。又说:运动就是要落实在政策和业务上。无产阶级的政治挂帅“挂”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要挂在业务上。⑩

  朝鲜战争爆发后,毛泽东对事态的发展曾经作过各种可能的设想,估计到出现最坏的局面——美军在朝鲜人民军侧后的海岸登陆。一九五0年八月,朝鲜人民军在朝鲜半岛南端洛东江同美军和南朝鲜军打成胶着状态,这时毛泽东预见到,战争转入持久和美国扩大战争规模的可能性日益增大。

  批判极左思潮的逐步深入,得到党内外干部和群众中绝大多数人的拥护,国内局势明显好转,但也引起江青等人的强烈不满。事实上,“文化大革命”以来江青一伙在政治野心和煽动极左思潮方面,同林彪集团并没有什么两样。

  八月四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指出,如美帝得胜,就会得意,就会威胁我。对朝鲜不能不帮,必须帮助,用志愿军的形式,时机当然还要适当选择,我们不能不有所准备。⑤就在同一天,毛泽东审阅了代总参谋长聂荣臻的一个报告。报告提出,准备派出部分高炮部队进入朝方一侧,以确保鸭绿江大桥的安全。毛泽东当即批示“同意”。这对日后确保中国人民志愿军顺利出兵来说,是一个重要决定。

  这年上半年,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主要结合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和经济政策展开。尽管江青、张春桥等人心怀不满,但许多问题(如一些干部的解放)是得到毛泽东首肯或是由他本人提议的,加上他们对经济工作一向很少过问,只得在表面上加以“认可”。这年下半年,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开始深入到教育、科技以及文化艺术等领域,涉及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等敏感问题,江青等便发难了。

  八月五日,毛泽东致电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岗⑥,要求东北边防军在月内完成一切准备工作,准备九月上旬能作战。八月十八日,又电高岗,要边防军务必在九月三十日以前完成一切准备工作。随后,根据聂荣臻的建议,决定将第九兵团和第十九兵团分别调到津浦、陇海铁路沿线地区,策应东北边防军。

  ①毛泽东会见黎德寿的谈话记录,1973年2月1日。

  九月五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上指出:“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朝鲜战争持久化的可能性正在逐渐增大。”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判断。

  ②毛泽东会见基辛格的谈话记录,1973年2月17日。

  毛泽东还分析了美国在军事上的长处和短处,概括起来是“一长三短”。他说:“它在军事上只有一个长处,就是铁多,另外却有三个弱点,合起来是一长三短。三个弱点是:第一,战线太长,从德国柏林到朝鲜;第二,运输路线太远,隔着两个大洋,大西洋和太平洋;第三,战斗力太弱。”

  ③毛泽东会见喀麦隆总统阿希乔的谈话记录,1973年3月26日。

  尽管如此,毛泽东并没有轻敌和大意。他在讲话中提出要防备美帝国主义乱来,打第三次世界大战。他说:“所谓那样干,无非是打第三次世界大战,而且打原子弹,长期地打,要比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得长。我们中国人民是打惯了仗的,我们的愿望是不要打仗,但你一定要打,就只好让你打。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你打原子弹,我打手榴弹,抓住你的弱点,跟着你打,最后打败你。”⑦这些话,反映了毛泽东毫不畏惧任何敌人和任何困难的革命气势。毛泽东已经作出最坏可能性的准备,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准备同美国这个不可一世的世界头号强国直接较量。

  ④毛泽东会见黎笋、范文同的谈话记录,1973年6月5日。

  但是,中国出不出兵,毛泽东有一个“底”,这个“底”就是美军是不是过三八线。“美帝国主义如果干涉,不过三八线,我们不管,如果过三八线,我们一定过去打。”⑧

  ⑤毛泽东会见法国总统蓬皮杜的谈话记录,1973年9月12日。

  九月十五日,朝鲜战局发生急剧变化。美军七万余人在仁川港登陆,二十八日占领汉城,切断位于朝鲜半岛南部洛东江边的朝鲜人民军主力的退路,使之腹背受敌,朝鲜人民军被迫实行战略退却。

  ⑥毛泽东会见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和王后的谈话记录,1973年12月9日。

  九月十八日,中国驻朝鲜大使倪志亮发回电报,报告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金日成谈最近朝鲜战况并准备长期作战的情况。二十日,周恩来复电倪志亮,要他向金日成转告中共中央对目前朝鲜战局的意见。毛泽东审阅并修改了这个电报。复电说:“我们认为你(指金日成。——引者注)的长期作战思想是正确的。朝鲜军民的英勇是令人感佩的。估计敌人在仁川方面尚有增加可能,其目的在于向东延伸占领,切断朝鲜南北交通,并向三八线进逼。而人民军必须力争保住三八线以北,进行持久战方有可能。因此,请考虑在坚持自力更生长期奋斗的总方针下如何保存主力便于各个歼灭敌人的问题。”复电还提出一些具体建议,并且说明:“以上所陈,系站在朋友和同志的立场提出,供你们参考。”⑨

  ⑦毛泽东会见美籍医生李振翩和夫人的谈话记录,1973年8月2日。

  这时,中国政府已经得到准确情报:美军要越过三八线。九月二十九日夜,毛泽东收到周恩来的报告:“美帝国主义已在公开表示将进军三八线以北。从倪志亮二十七日电看来,三八线北已无防守部队,似此情况甚为严重,敌人有直趋平壤可能。”⑩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处境十分危急的紧要关头,毛泽东决定,由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于九月三十日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是为了保卫和平,从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⑾

  ⑧访问吴旭君谈话记录,2002年1月18日。

  这是对美国当局发出的十分有力的严正警告。

  ⑨访问张玉凤谈话记录,2001年12月12日。

  十月一日,南朝鲜军越过三八线。同日,麦克阿瑟向朝鲜发出“最后通牒”,要朝鲜人民军无条件“放下武器停止战斗”。此刻,“联合国军”在南朝鲜已经集结三十三万兵力。⑿

  ⑩周恩来接见回国述职大使和外事单位负责人谈话纪要,1972年8月1日、2日。

  ①《杜鲁门回忆录》第2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1月版,第395页。

  八月初,周恩来发表关于各部门各单位都要批透极左思潮的讲话,江青当即表示反感,张春桥、姚文元也在几天后强调批林“不要过头”。①九月底,周恩来主持起草“两报一刊”国庆社论稿,其中写到“要批判右的和‘左’的倾向,特别要批判极左思潮”,被主管宣传工作的姚文元删去。十月间,《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根据周恩来的意见,发表有关肃清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影响的报道文章,江青一伙大兴问罪之师,提出要警惕“右倾思潮抬头”,并追查批极左的“背景”,组织文章进行反扑。

  ②1950年6月29日《人民日报》。

  同年十一月,批判极左思潮问题上的分歧终于明朗化。事情是由外事部门一份报告引起的。

  ③泽东会见苏共中央代表团时的谈话记录,1956年9月23日。

  为了总结外事部门几年来的工作,十一月下旬,中联部、外交部在给党中央的请示报告中提出:鉴于林彪一伙煽动的极左思潮在外事部门还有待进一步批判和肃清,准备召开一次全国外事工作会议,彻底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以便更好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十一月三十日,周恩来批示同意这个报告。这件事却遭到江青等竭力反对。十二月一日,张春桥在要求送“总理再阅”的批语中竟质问:“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否仍然是极左思潮?批林是否就是批极左和无政府主义?我正在考虑。”江青也写下批语:“应批林彪卖国贼的极右”,“同时也应着重讲一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②江青一伙如此直接地向周恩来发难,是很不寻常的。

  ④毛泽东会见金日成时的谈话记录,1970年10月10日。

  他们的用意很清楚,就是反对在批林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理由”是:林彪不是“极左”,而是“极右”;批“极左”会妨碍宣传“文化大革命”的“胜利”。

  ⑤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0年8月4日。

  经历了八年“文化大革命”风浪磨炼的周恩来,深知这场斗争的复杂性。对江青一伙的反扑,他采取迂回的方式,避开正面的冲突和争论,在形式上作些让步。十二月初,在周恩来主持下,中央政治局开会研究召开全国外事工作会议问题。根据政治局讨论的意见,外事部门删去了原来报告中有关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等词句。但修改后的报告仍强调:此次外事会议“主要学习毛主席最近一两年来关于对外工作的批示”、“总理今年八月一、二日接见驻外使节的讲话(纪要)”,“以批林整风为纲,联系实际,研究和解决外事工作中的一些迫切问题”。这样,会议的主题其实并没有改变,还是要结合实际批判肃清外事部门的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推动今后外交工作排除干扰、继续健康地向前发展。

  ⑥1950年7月7日和10日中央军委会议曾经决定,由粟裕为东北边防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萧劲光为副司令员,萧华为副政治委员。后因他们不能到职,7月22日,周恩来、聂荣臻在给毛泽东的报告中提出:“请主席考虑边防军目前是否先归东北军区高岗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指挥并统一一切供应,将来粟、萧、萧去后,再成立边防军司令部。”毛泽东23日批示同意。

  这时,发生了一件事,导致毛泽东直接出面,对在批判极左思潮问题上的分歧作出“裁决”。

  ⑦《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92-94页。

  十二月五日,《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王若水写信给毛泽东,表示“很同意”周恩来不久前关于人民日报社等单位要批透极左思潮的意见,并反映了张春桥、姚文元等反对批极左的一些情况。第二天,毛泽东约见江青,要她将这封信转给周恩来、张春桥和姚文元等,主张由他们一起找写信人谈话,解决这个问题。江青向周恩来提出:“建议我们先谈谈,统一一下认识。否则,冒冒失失地找他们来,各说各的不好。”周恩来同意在政治局内部“先谈一下”。③当天,张春桥、姚文元已在散布:“主席说,林彪历史上一贯是右的。”“林彪的理论和实践都是右的。”张春桥还提出:“只讲极左思潮说服不了我。林彪也有个发展过程,只讲极左怎么行?”十二月中旬,中央政治局会议后,毛泽东在住处召集小范围的会议,周恩来和张春桥、姚文元等参加。毛泽东在会上说:那封信我看不对,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吧。关于林彪路线的实质,他认为:“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④

  ⑧毛泽东会见苏共中央代表团时的谈话记录,1956年9月23日。

  毛泽东本来也曾多次谈过反对极左思想。前面说过,他在一九六七年九月曾提出:“形左实右,现在还是以极左面目出现,这是主要的。”“现在要批评极左派思想――怀疑一切。”但他只是把这看作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干扰。如果因为批判极左思潮而涉及“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他就不能容许。

  ⑨周恩来致倪志亮电,手稿,1950年9月20日。

  党中央内部在批判极左思潮问题上的分歧,由于毛泽东的“裁决”而告一段落。它的直接结果是:一九七二年周恩来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明显受挫。事实再次表明: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毛泽东,可以在某些具体问题上纠正已经造成严重后果的错误,包括调整若干重要的政策;但他不会允许批评和纠正“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这样,“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灾难便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消除,而仍继续下去。以后几年里,中国政局许多重大变故,都同毛泽东这种思想状况有密切关系。

  ⑩周恩来关于朝鲜军情给毛泽东的报告,手稿,1950年9月29日。

  一九七三年春天,引人注目的是:中国高层领导人行列中增加了一名“新成员”,他就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被作为“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打倒的邓小平。

  ⑾周恩来在政协全国委员会举行的建国一周年庆祝大会上的报告,1950年9月30日。见1950年10月1日《人民日报》。

  邓小平复出后公开露面,是在一九七三年四月十二日。这一天,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为欢迎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举行隆重晚宴,邓小平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参加宴会。这件事立刻“引起了很大的轰动”。⑤在场的一名外国记者后来这样描述邓小平:

  ⑿[美]詹姆斯·F·施纳贝尔:《朝鲜战争中的美国陆军》第2卷,国防大学出版社1990年12月版,第212、213页。

  “只身孤影,缄默无声”,“他那对大而近似欧洲人的眼睛,正扫视着所有在场的人,似乎这孤独丝毫没有使他感到难堪和不安”。“这天晚上,宴席未散就抢先急匆匆地走下楼梯的不是外交官,而是各国的新闻记者。他们直奔近处的邮电总局,向全世界传播一件重大新闻:‘邓小平复出’!”⑥

  十月三日凌晨一时,周恩来紧急约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再次对美国当局提出强烈警告:“美国军队正企图越过三八线,扩大战争。美国军队果真如此做的话,我们不能坐视不顾,我们要管。”①

  邓小平的复出,经历了相当复杂的过程。

  然而,美国当局过低地估计了中国人民的力量和反侵略的决心,对中国政府的多次警告,竟然听而不闻,不屑一顾。②十月七日,美军在开城地区越过三八线,向北推进。③十二小时以后,美国操纵联合国通过一个“统一”朝鲜的提案。与此同时,美国将战火从鸭绿江边烧到中国东北,派出B—29重型轰炸机和其他作战飞机,对中国东北边境城市安东、辑安等地进行频繁的轰炸和扫射,炸毁建筑物、工厂及车辆,炸死炸伤中国平民,袭击正常行驶的商轮。从十月起,美国还派飞机袭扰山东半岛的青岛、烟台等地,大有将战火从中朝边境进一步扩大之势。美国扩大朝鲜战争的嚣张气焰,迫使中国人民为了捍卫来之不易的民族独立,为了维护自身的安全与和平,必须挺身而出,“保卫中国,支援朝鲜”。④

  一九七二年五月周恩来被确诊患有膀胱癌后,尽管他仍继续主持极为繁重的中央日常工作,但他的健康状况已趋恶化。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有一个能统筹全局、具有治国能力和丰富经验的人来协助他工作,并在必要时可以接替这项繁重任务,而江青一伙根本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八月十四日,毛泽东在邓小平来信上作出长篇批示,再一次强调邓“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周恩来立刻抓紧连续举行政治局会议讨论这个问题,但因江青等的消极态度而难以取得结果。十二月十八日,在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信作出批示已四个月后,周恩来致信中央政治局分管干部审查工作的纪登奎、汪东兴,催促他们:邓小平同志曾要求做点工作,请你们也考虑一下,主席也曾提过几次。同一天,周恩来又约纪、汪两人谈话。⑦二十七日,纪登奎、汪东兴就安排邓小平、谭震林工作问题向周恩来报告,建议邓小平回京后仍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周恩来看后表示:谭震林安排工作的事可先办,邓小平的工作待请示主席后再定。他十分清楚,邓小平复职事关重大,而且一直受到江青等的抵制,这件事非由毛泽东亲自决断不可。很快,毛泽东就同意周恩来关于邓小平恢复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请示。

  形势已经发展到这一步,有如彭德怀在回顾这段历史时所说:“美军一过三八线,我就知道不打不行了。”⑤

  一九七三年二月,在江西居住了三年多的邓小平接到中央要他回京的通知。离别之际,六十八岁的邓小平留下一句话:“我还可以干二十年!”⑧“文化大革命”的磨难,没有把邓小平整垮,更没有使他屈服。邓小平后来回顾这段经历时讲:

  就在十月一日南朝鲜军越过三八线当天的深夜,金日成紧急召见中国大使倪志亮,向中国政府提出出兵支援的请求。同时,金日成与朴宪永(当时任朝鲜政府副首相兼外务相)联名致信毛泽东,要求中国给予军事支援。

  “林彪、‘四人帮’总是想把我整死,应该说,毛主席保护了我。”“我是乐观主义者,相信问题总有一天会得到解决”。“我长期在毛主席领导下工作,就我个人内心来说,对毛主席抱有希望。我相信毛主席了解我。事实证明,一九七三年他又把我接回来了并很快委托我非常重要的任务。”⑨

  对于美军在仁川登陆,毛泽东早有所料。他在一九五0年十月二日起草的给斯大林的电报中曾经这样说过:“还在今年四月间,金日成同志到北京的时候,我们就告诉他,要严重地注意外国反动军队侵略朝鲜的可能性。七月中旬,七月下旬和九月上旬,我们又三次告诉朝鲜同志,要他们注意敌人有从海上向仁川、汉城前进切断人民军后路的危险,人民军应当作充分准备,适时地向北面撤退,保存主力,从长期战争中争取胜利。”⑥

  三月九日,邓小平回京后不久,周恩来立刻将草拟的《中共中央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送审稿)》报送给毛泽东,并在送审稿上写道:“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国务院副总理职务问题,政治局会议几次讨论过,并在主席处开会时报告过。现在小平同志已回北京。为在全国树立这样一位高级标兵,政治局认为需要中央作出一个决定,一直发到县团级党委。⑩”这样做,是为了在全国范围内恢复邓小平的声誉,便于他复出后重新工作。同日,毛泽东阅后批示:“同意。⑾”周恩来立刻将批件和附件送给邓小平,征求他本人意见。三月十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这个决定。

  尽管毛泽东对出兵已有思想准备,但是要使一个刚从战火中获得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再次面临血与火的考验,同世界上头号帝国主义美国决一雌雄,下这个决心要有何等的气魄和胆略!中美两国的国力相差悬殊。一九五0年,美国钢产量八千七百七十二万吨,工农业总产值二千八百亿美元。而当年中国的钢产量是多少呢?只有六十万吨,工农业总产值只有一百亿美元。美国还拥有原子弹和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装备,具有最强的军工生产能力。就连实力雄厚的苏联,也不愿因为援助朝鲜而冒同美国直接冲突的危险。中国出兵会不会导致同美国直接对峙?美国大举轰炸中国的重工业基地东北和内地大城市怎么办?这些都是需要十分慎重考虑的问题,稍有疏忽,都会造成不堪设想的后果。况且,他还要有充分的理由和耐心说服中央决策层的其他成员,当时在出兵的问题上意见不一。这是毛泽东一生中最难作出的决策之一。

  邓小平的复出,对以后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十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毛泽东接到朝鲜政府请求中国出兵的信息已是十月一日深夜。二日凌晨二时,毛泽东立即致电高岗、邓华:“(一)请高岗同志接电后即行动身来京开会;(二)请邓华同志令边防军提前结束准备工作,随时待命出动,按原定计划与新的敌人作战。”⑦他还在周恩来给驻朝鲜大使倪志亮的电报稿中加写了一段话,要他转告金日成:“尽可能将被敌切断的军队分路北撤外,凡无法撤退的军队应在原地坚持打游击,切勿恐慌动摇。如此就有希望,就会胜利。”⑧

  三月二十八日,周恩来偕李先念等在北京玉泉山同邓小平会面。第二天,周恩来兴奋地写信告诉毛泽东:“他的精神、身体都好。二十九、三十两日下午和晚上,等候主席通知到主席处开政治局会,到时当约小平同志同来见主席。⑿”二十九日下午,在周恩来陪同下,毛泽东在中南海住地会见邓小平。这是他们经过六年多后的再次会面。握手时,毛泽东对邓小平讲了八个字:“努力工作,保护身体。⒀”看到邓仍像过去一样健康、乐观,毛泽东十分高兴。

  十月二日下午,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朝鲜半岛局势和中国出兵问题。毛泽东认为出兵朝鲜已是万分火急。原拟派林彪率兵入朝,林彪托病推辞。毛泽东便决定派彭德怀挂帅出战。会议决定十月四日召开扩大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正式讨论志愿军入朝作战问题。毛泽东要周恩来派飞机到西安,将彭德怀接到北京参加会议。

  当晚,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进一步商定:邓小平“正式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工作,并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参加对外活动;有关重要政策问题,小平同志列席政治局会议参加讨论”。会后,周恩来也立刻向毛泽东作了报告。⒁

  就在十月二日这一天,毛泽东亲笔写了一份给斯大林的长电报,回复斯大林一日的来电。斯大林来电要求中国立即派出至少五六个师到三八线,以便让朝鲜组织起保卫三八线以北地区的战斗。以下是毛泽东起草的电文主要内容:

  四月一日,是个星期天。这天下午,周恩来召集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负责人开会,宣布中央政治局的决定。又说:今天这个会是毛主席催促要开的,再不传达就失职了。墨西哥总统来访(墨总统埃切维里亚将于四月十九日抵京。——引者注),邓小平同志参加接待。⒂十二日,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由柬解放区返回北京,周恩来主持盛大国宴为亲王一行接风。这个新安排的活动,把邓小平“露面”的时间提前了一个星期。这就出现了前面所说“引起了很大的轰动”的那个场面。

  “(一)我们决定用志愿军名义派一部分军队至朝鲜境内和美国及其走狗李承晚的军队作战,援助朝鲜同志。我们认为这样做是必要的。因为如果让整个朝鲜被美国人占去了,朝鲜革命力量受到根本的失败,则美国侵略者将更为猖獗,于整个东方都是不利的。

  ①张春桥、姚文元与人民日报社军宣队负责人及有关人员的谈话记录,1972年8月8日。

  (二)我们认为既然决定出动中国军队到朝鲜和美国人作战,第一,就要能解决问题,即要准备在朝鲜境内歼灭和驱逐美国及其他国家的侵略军;第二,既然中国军队在朝鲜境内和美国军队打起来(虽然我们用的是志愿军名义),就要准备美国宣布和中国进入战争状态,就要准备美国至少可能使用其空军轰炸中国许多大城市及工业基地,使用其海军攻击沿海地带。

  ②张春桥、江青对中联部、外交部《关于召开外事会议的请示报告》的批语,1972年11月30日、12月4日。

  (三)这两个问题中,首先的问题是中国的军队能否在朝鲜境内歼灭美国军队,有效地解决朝鲜问题。只要我军能在朝境内歼灭美国军队,主要地是歼灭其第八军(美国的一个有战斗力的老军),则第二个问题(美国和中国宣战)的严重性虽然依然存在,但是,那时的形势就变为于革命阵线和中国都是有利的了。这就是说,朝鲜问题既以战胜美军的结果而在事实上结束了(在形式上可能还未结束,美国可能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不承认朝鲜的胜利),那末,即使美国已和中国公开作战,这个战争也就可能规模不会很大,时间不会很长了。我们认为最不利的情况是中国军队在朝鲜境内不能大量歼灭美国军队,两军相持成为僵局,而美国又已和中国公开进入战争状态,使中国现在已经开始的经济建设计划归于破坏,并引起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一部分人民对我们不满(他们很怕战争)。

  ③周恩来对江青所送批件的批示,手稿,1972年12月6日。

  (四)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决定将预先调至南满洲的十二个师(五六个不够)于十月十五日开始出动,位于北朝鲜的适当地区(不一定到三八线),一面和敢于进攻三八线以北的敌人作战,第一个时期只打防御战,歼灭小股敌人,弄清各方面情况;一面等候苏联武器到达,并将我军装备起来,然后配合朝鲜同志举行反攻,歼灭美国侵略军。

  ④毛泽东同周恩来、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的谈话记录,1972年12月17日。

  (五)根据我们所知的材料,美国一个军(两个步兵师及一个机械化师)包括坦克炮及高射炮在内,共有七公分至二十四公分口径的各种炮一千五百门,而我们的一个军(三个师)只有这样的炮三十六门。敌有制空权,而我们开始训练的一批空军要到一九五一年二月才有三百多架飞机可以用于作战。因此,我军目前尚无一次歼灭一个美国军的把握。而既已决定和美国人作战,就应准备当着美国统帅部在一个战役作战的战场上集中它的一个军和我军作战的时候,我军能够有四倍于敌人的兵力(即用我们的四个军对付敌人的一个军)和一倍半至两倍于敌人的火力(即用二千二百门至三千门七公分口径以上的各种炮对付敌人同样口径的一千五百门炮),而有把握地干净地彻底地歼灭敌人的一个军。

  ⑤法新社北京1973年4月12日电。

  (六)除上述十二个师外,我们还正在从长江以南及陕甘区域调动二十四个师位于陇海、津浦、北宁诸线,作为援助朝鲜的第二批及第三批兵力,预计在明年的春季及夏季,按照当时的情况逐步使用上去。”⑨

  ⑥[匈]巴拉奇·代内什:《邓小平》,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5月版,第1、2页。

  毛泽东在这个电报里,分析了中国出兵支援朝鲜的必要性以及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说明了中国出兵作战的战略部署和作战方法以及国内策应部队的调动情况;同时也向苏联提出为保障作战胜利所必需提供的支援。毛泽东提出来的问题都是大问题。他考虑得全面,周到,又很慎重。这份电报没有发出,但它非常详尽地反映了毛泽东个人当时对出兵朝鲜的基本态度和各种考虑,因而是一份具有很高价值的文献。

  ⑦周恩来致纪登奎、汪东兴的信,手稿,1972年12月18日。周恩来办公室台历,1972年12月18日。

  根据有关情况判断,毛泽东这个电报很有可能是在十月二日下午召开书记处会议之前起草的,原准备在书记处会议作出出兵决定后发给斯大林。但在这次会议上,多数人不赞成出兵。毛泽东只能把这份电报搁置下来,而将多数人的意见,通过苏联驻华大使罗申转告斯大林。

  ⑧舒惠国:《红色大地伟人行》。见《回忆邓小平》(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2月版,第199页。

  在转告斯大林的意见中,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表示:“关于这个问题还没有做出最后决定”,“我们将举行一次中央会议,中央各部门的主要同志都将出席”。⑩这说明,毛泽东并没有放弃自己的主张,为这个问题最终而正确的解决,留下了回旋余地。

  ⑨钱其琛:《一次极不寻常的谈话》。见《回忆邓小平》(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2月版,第38、39页。

  十月四日下午,在毛泽东主持下,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林伯渠、董必武、彭真、陈云、张闻天、彭德怀(会议中间赶到)、高岗。列席会议的有罗荣桓、林彪、邓小平、饶漱石、薄一波、聂荣臻、邓子恢、李富春、胡乔木、杨尚昆。

  ⑩周恩来向毛泽东的请示,手稿,1973年3月9日。

  ①周恩来同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的谈话记录,1950年10月3日。

  ⑾毛泽东对周恩来报告的批示,手稿,1973年3月10日。

  ②[美]詹姆斯·F·施纳贝尔:《朝鲜战争中的美国陆军》第2卷,国防大学出版社1990年12月版,第215、218页。

  ⑿周恩来致毛泽东的信,手稿,1973年3月29日。

  ③同上书,第221页。

  ⒀据周恩来在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73年4月1日。

  ④毛泽东致中共中央中南局、华东局、西南局负责人电,手稿,1950年10月19日。

  ⒁周恩来就中央政治局会议情况给毛泽东的报告,手稿,1973年3月30日。

  ⑤彭德怀同身边工作人员谈话记录,1955年2月11日。

  ⒂周恩来在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73年4月1日。

  ⑥毛泽东致斯大林电,手稿,1950年10月2日。

  中央政治局除商定邓小平的工作外,还研究了这年下半年召开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问题,并设立有关工作机构。本来,按照中共九大通过的党章,十大应该在一九七四年举行。但鉴于发生了林彪事件这个特殊情况,九大通过的写有林彪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的党章自然急需修改,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的成员急需调整,林彪事件也需要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作出正式决定,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提前召开十大。

  ⑦毛泽东致高岗、邓华电,手稿,1950年10月2日。

  一九七三年五月,中共中央召开以筹备党的十大为主题的工作会议。主持会议的周恩来代表党中央提出:中共九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都是正确的,九大是胜利的大会,但受到林彪的干扰,林是昙花一现的人物。今后,全党仍要继续高举九大团结、胜利的旗帜。在谈到邓小平“复出”一事时,周恩来表示:中央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文件,是一个有代表性的文件,对此绝大多数同志都是满意的。小平同志今天出席了会议,同样情况的,还有其他一些人也出席了会议。 这里讲的“其他一些人”,主要是指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的一批老干部,而吸收这些老干部出席党的十大,是毛泽东这时正在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

  ⑧毛泽东对周恩来致倪志亮电的修改稿,手稿,1950年10月2日。

  在中央下发关于邓小平复职文件前后,毛泽东在一九七三年上半年继续阅批了一些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的老干部或其家属的来信,包括谭震林、何长工、李一氓、舒同、谭政、林铁、叶飞等,并指示有关部门抓紧“解放”他们,“分配工作”。①三月三日,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现在要“安定团结”、要“稳定”。周恩来今后向毛泽东报告许多老干部挨整、一直没有工作的情况。毛泽东说:“我并不知道那这么多老同志受罪,我的目的是想烧一烧官僚主义,但不要烧糊了”。周恩来说:“看来有一个落实干部政策的问题。”毛泽东说:“这个问题由你去落实吧!”②

  ⑨毛泽东致斯大林电,手稿,1950年10月2日。这个电报未发出。

  同年六月毛泽东在会见马里国家元首特拉奥雷时,特拉奥雷问道:“你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什么时候结束?”毛泽东回答说:“还有一点尾巴。”③  

  ⑩苏联驻华大使罗申转呈毛泽东关于中国暂不出兵的初步意见致斯大林电,1950年10月3日。根据俄罗斯总统档案馆档案。

  但在毛泽东的思想上始终存在那个难以克服的矛盾:一方面,他确实在着手解决“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许多混乱现象,想把局势逐步引入正轨;另一方面,他又十分担心人们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因此,他认为党的十大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仍是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针对社会上流传的“文化大革命失败了”的说法,毛泽东在三月二十五日政治局会议上批驳道:怎么能这样说呢?文化大革命把刘少奇集团揪出来了嘛,又把林彪集团揪出来了嘛,这是个伟大胜利。如果不是这场大革命,刘、林他们怎么能发现?怎么能打倒?此外,毛泽东重申了对待在林彪问题上犯有错误的人的政策,并指示要安排好年度国民经济计划,使国内工作逐步走上正轨。④

  派志愿军出国同美军作战,对中国来说,是一个牵动全局的大事。中国共产党面临着一个新的重大抉择:出兵,或者不出兵。会议一开始,毛泽东首先让大家讲讲出兵的不利情况。与会者各抒己见。多数人不赞成出兵或者对出兵存有种种疑虑。理由主要是中国刚刚结束战争,经济十分困难,亟待恢复;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还没有进行,土匪、特务还没有肃清;我军的武器装备远远落后于美军,更没有制空权和制海权;在一些干部和战士中间存在着和平厌战思想;担心战争长期拖下去,我们负担不起等等。听到大家的发言后,毛泽东讲了这样一段话:“你们说的都有理由,但是别人处于国家危急时刻,我们站在旁边看,不论怎样说,心里也难过。”①

  在十大的筹备工作中,毛泽东着重考虑的另一个问题,是中央领导班子的组成,包括林彪事件后需要再次选择自己的接班人。

  会议进行中间,一个引人注目的人物彭德怀赶到了会场。彭德怀对这个会议毫无思想准备,连会议内容事先都不知道,只是侧耳细听,没有发言。散会后,他来到杨尚昆住处,详细了解会议情况。②

  他考虑新进入中央领导班子的条件主要有两个:一是要年轻,二是要从工人、农民中直接选拔一批人。他在九大后,特别是庐山会议和“九一三事件”后,“多次说要提工农出身的同志为党的副主席、常委。⑤”一九七二年七月,他又说:“外国人说我们现在年纪大了,寄希望于年轻人,说是我们死了就会变修。怎么办?我的意见就是要搞一点年轻人来当共产党的副主席、军委副主席。所谓年轻人,就是年龄在三十至四十之间,要工人和农民。老年、中年还要。你们多找找,南方北方都找。文化水平低一点,用一批知识分子扶助。”⑥

  十月五日上午,受毛泽东委托,邓小平将彭德怀从北京饭店接到中南海毛泽东办公室。毛泽东非常清楚,在这个时候彭德怀的态度是很重要的。他们两人进行了一次情真意切的谈话。彭德怀表示拥护毛泽东出兵援朝的决策。当毛泽东把挂帅出兵的重任交给彭德怀的时候,彭德怀说:“我服从中央的决定。”毛泽东略带感慨地说:“这我就放心了。现在美军已分路向三八线冒进,我们要尽快出兵,争取主动。今天下午政治局继续开会,请你摆摆你的看法。”③

  正是从这种设想出发,王洪文、陈永贵、吴桂贤、倪志福等被考虑进入新的中央领导班子。 

  下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仍然有两种意见。在别人发言之后,彭德怀讲述了自己的观点。他说:“出兵援朝是必要的,打烂了,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如美军摆在鸭绿江岸和台湾,它要发动侵略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④会议最后作出决定,由彭德怀率志愿军入朝作战。

  这些人中,毛泽东最看重的是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委员、上海市委书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王洪文。他出生于一九三二年,这时四十岁,做过农民,做过工人,当过兵,是上海工人造反派的头头。这些使毛泽东对他抱有很大希望,准备在实际工作中加以培养和进一步考察。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王洪文从一九七二年九月起留在北京“参加中央工作”。⑦半年后,他又被指定出席筹备十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并被宣布正式参加中央政治局的工作。⑧

  从十月二日到五日,中央开了三天会议。会上充分发扬民主,毛泽东尽管有了自己的主张,仍然认真听取各种不同意见,让大家把出兵的不利方面和困难方面充分地说出来,然后再说服大家。其实,对于打不打的问题,毛泽东也是左思右想,想了很久。如聂荣臻所说,毛泽东对这件事确实是思之再三,煞费心血的。不是毛泽东好战,问题是美国已经打到我们的国境线上了,不打怎么办?⑤后来毛泽东对金日成讲起这件事,说:“我们虽然摆了五个军在鸭绿江边,可是我们政治局总是定不了,这么一翻,那么一翻,这么一翻,那么一翻,嗯!最后还是决定了。”⑥这是毛泽东对当年中央政治局关于出兵援朝决策过程的一个形象的描述。这是一个何等艰难的决策啊!

  在筹备十大的过程中,毛泽东对中美会谈、中日建交后国际形势的发展十分关心,认为需要有通盘的分析。一九七三年六月五日,他会见越南领导人黎笋、范文同时对他们说:“我们外交部发过通报,说是美国的战略中心是在亚洲、太平洋。后来我得到这个消息,我说不一定。它在欧洲、中东、还有美国本土,问题不少。它总要抽一部分兵力走,不能老在亚洲、太平洋。它管的地方太多,要收缩一点。而且在你们那里,吃了亏了。”⑨

  十月六日,周恩来在中南海居仁堂主持召开包括各地区负责人在内的党政军高级干部参加的中央军委会议,根据五日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决定,讨论入朝作战方案和布置有关方面的工作。

  筹备十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结束不久,七月四日,毛泽东约张春桥、王洪文谈话,说:“你们两位是负责搞报告和党章的。”谈话中,他强烈批评外交部一个内部刊物上对国际形势的判断,说:“外交部有一个什么《新情况》,先说大事不好,一说欺骗性更大,又说美苏主宰世界的气氛更浓。”“中央总是说国内外形势大好。一个大好,也不是中好,也不是小好。而外交部说大事不好,欺骗性更大。”美国“究竟重点东移,还是西移,你们讨论一下。我看多少西移一点吧!”“经常说什么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忽然来一个什么大欺骗、大主宰。总而言之,在思想方法上是看表面,不看实质。”他针对外交部内部刊物上那个看法,尖锐地提出:“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搞修正。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这次谈话中,他讲到“批孔”问题,表示不赞成否定秦始皇,认为林彪和国民党一样,都是“尊孔反法”的。⑩在得知毛泽东这个谈话后,主管外交工作的周恩来在外交部长姬鹏飞为此写给毛泽东的检讨报告加注:“这些错误与我的政治认识和工作方式有关。⑾”毛泽东圈阅了这个报告。

  十月八日,在美军已越过三八线大举北进以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发布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为了援助朝鲜人民解放战争,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们的进攻,借以保卫朝鲜人民、中国人民及东方各国人民的利益,着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任命彭德怀同志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我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朝鲜境内,必须对朝鲜人民、朝鲜人民军、朝鲜民主政府、朝鲜劳动党(即共产党)、其他民主党派及朝鲜人民的领袖金日成同志表示友爱和尊重,严格地遵守军事纪律和政治纪律,这是保证完成军事任务的一个极重要的政治基础。”⑦

  七月十七日,毛泽东会见杨振宁时又谈到儒法斗争的问题,说:“我们郭老(指郭沫若。——引者注),在历史分期这个问题上,我是赞成他的。但是他在《十批判书》里边,立场观点是尊儒反法的。”“法家的道理就是厚今薄古、主张社会要向前发展、反对倒退的路线,要前进。”⑿

  同日,毛泽东将这一历史性的决定电告金日成,并请他派朝鲜政府内务相朴一禹到沈阳,与彭德怀、高岗会商志愿军入朝作战的有关问题。

  ①毛泽东在叶飞来信上的批示,手稿,1973年6月21日。

  八日上午,彭德怀根据毛泽东的命令,立即与高岗率领临时指挥人员飞往沈阳。次日上午,彭、高召集志愿军军以上干部会议,传达中央出兵援朝的决定,要求各部在十天内作好一切出国作战的准备。

  ②《张耀祠回忆毛泽东》,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年9月版,第142页。

  也是十月八日这一天,周恩来和林彪代表中共中央,秘密飞往苏联,同斯大林商谈抗美援朝和苏联给予军事物资支援特别是提供空军掩护问题。尽管中国共产党已经决定出兵,但周恩来还是带着两种意见,出兵或者不出兵,去同斯大林商讨的。如果中国出兵,那就要求苏联给予武器装备和提供空中支援。

  ③毛泽东会见马里国家元首特拉奥雷的谈话记录,1973年6月22日。

  双方谈得并不很顺利。十月十一日,斯大林和周恩来联名致电毛泽东,其中说到,苏联可以完全满足中国提出的飞机、坦克、大炮等项装备,但是苏联空军尚未准备好,在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后才能出动空军。事实上,斯大林担心如果出动苏联空军在朝鲜境内同美国交战,将造成严重后果。

  ④周恩来在中央工作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上传达毛泽东讲话的记录,1973年5月26日。

  这样,在中国抗美援朝的决策过程中又出现一个波折。毛泽东认为需要与政治局的同志再次讨论此事,以作定夺。十月十二日,他致电彭德怀、高岗,要求:“(一)十月九日⑧命令暂不实行,十三兵团各部仍就原地进行训练,不要出动。(二)请高岗、德怀二同志明日或后日来京一谈。”⑨

  ⑤周恩来致毛泽东的信,手稿,1973年8月24日。

  十月十三日,毛泽东就出兵问题,与彭德怀、高岗和其他政治局委员再一次商量。大家一致认为,即使苏联不出空军支援,在美军越过三八线大举北进的情况下,我们仍应出兵援朝不变。当天,毛泽东把这个决定电告周恩来:

  ⑥毛泽东同周恩来、姬鹏飞、乔冠华、王殊等的谈话记录,1972年7月24日。

  “(一)与高岗、彭德怀二同志及其他政治局同志商量结果,一致认为我军还是出动到朝鲜为有利。在第一时期可以专打伪军,我军对付伪军是有把握的,可以在元山、平壤线以北大块山区打开朝鲜的根据地,可以振奋朝鲜人民重组人民军。两个月后,苏联志愿空军就可以到达。六个月后可以收到苏联给我们的炮火及坦克装备,训练完毕即可攻击美军。在第一时期,只要能歼灭几个伪军的师团,朝鲜局势即可起一个对我们有利的变化。

  ⑦周恩来致毛泽东的信,手稿,1972年9月20日。

  (二)我们采取上述积极政策,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极为有利;而我们不出兵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国内国际反动气焰增高,则对各方都不利,首先是对东北更不利,整个东北边防军将被吸住,南满电力将被控制。

  ⑧周恩来在中央工作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73年5月20日。

  (三)真日⑩菲里波夫⑾和你联名电上说,苏可以完全满足我们的飞机、大炮、坦克等项装备,不知它是用租借办法,还是要用钱买,只要能用租借办法,保持二十万万美元预算用于经济、文化等项建设及一般军政费用,则我军可以放心进入朝鲜进行长期战争,并能保持国内大多数人的团结。

  ⑨毛泽东会见越南黎笋、范文同时的谈话记录,1973年6月5日。

  (四)只要苏联能于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内除出动志愿空军帮助我们在朝鲜作战外,又能出动掩护空军到京、津、沈、沪、宁、青等地,则我们也不怕整个的空袭,只是在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内如遇美军空袭则要忍受一些损失。

  ⑩毛泽东同张春桥、王洪文的谈话记录,1973年7月4日。

  (五)总之,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⑿

  ⑾周恩来在姬鹏飞给毛泽东报告上的批注,手稿,1973年7月5日。

  当时,毛泽东关注又担心的是两点:第一,苏联提供武器装备,是用租借办法,还是用钱买。这是关系到用于国内建设和一般军费的资金能否保证,从而影响国内经济是否稳定的问题。第二,苏联能否真正做到在两个月或两个半月之内提供空军支援。为此,毛泽东要周恩来在莫斯科再留几天,与苏联就上述问题重新商定。

  ⑿毛泽东同杨振宁的谈话记录,1973年7月17日。

  周恩来将毛泽东此电内容通过莫洛托夫转达斯大林。斯大林作出了这样的回答:苏联将只派空军到中国境内驻防,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后也不准备进入朝鲜境内作战。

  八月五日,毛泽东向江青讲述中国历史上儒法斗争的情况,说:历代有作为、有成就的政治家都是法家,他们都主张法治,厚今薄古;而儒家则满口仁义道德,主张厚古薄今,开历史倒车。他当场念了所写的一首题为《读<封建论>呈郭老》的七言律诗:

  斯大林这个决定,对中国出兵作战十分不利,但没有动摇毛泽东的决心。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

  ①《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257页。

  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②访问杨尚昆谈话记录,1995年10月16日。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③德怀传记组访问杨尚昆谈话记录,1995年7月20日。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①

  ④《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258页。

  毛泽东在党的十大召开前夜谈到中国历史上的儒法斗争,着眼点仍是针对现实生活中那些怀疑以至否定“文化大革命”、留恋和主张恢复“文化大革命”前许多做法的倾向,提倡“社会要向前发展、反对倒退”。这是毛泽东当时最关心的问题。

  ⑤《聂荣臻回忆录》下册,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10月版,第735页。

  尽管如此,对“文化大革命”期间出现的一些问题,毛泽东仍继续关注,要求采取措施加以解决。

  ⑥毛泽东会见金日成时的谈话记录,1970年10月10日。

  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北京大学负责人周培源就六六届至七0届的大学生毕业工资待遇等问题向毛泽东报告,说:六六届大学生(在全国约八十万人)毕业已六年之久,至今仍未转正定级,造成目前工人的工资高于同龄的大学生,许多人因此不愿再上学。周培源认为,鉴于我国科学文化急需加速发展,大学生还要继续培养,而且要培养质量更高的,他们的资格尤其是经济地位不能过低。他提出了提高大学毕业生待遇的具体意见。几天后,毛泽东对报告批示:“此事关系很大。印发政治局各同志,国务院文教组及北京市委各同志研究。请中央考虑作出决定。”②

  ⑦《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00、101页。

  同年十二月,福建省莆田县城郊公社小学教员李庆霖致信毛泽东,反映他的一个插队务农的孩子在生活上遇到的困难以及作为父亲的苦恼和不平。这封来信,使特别关心农民的毛泽东受到很大触动,看后流下了眼泪。③用他后来的话说,这封信写得“相当好”,“我摆在这里几个月,经常看,看了三遍半,这才下决心写回信。④”第二年四月,毛泽东复信说:“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⑤”

  ⑧疑为8日。

  一九七三年七月上旬,著名画家徐悲鸿的夫人廖静文向毛泽东写信,反映徐悲鸿纪念馆被拆后遇到的问题。十五日,毛泽东批示:“请总理派人查明恢复。”⑥

  ⑨毛泽东致彭德怀、高岗电,手稿,1950年10月12日。

  为准备召开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有三份重要文件需要在会前拟定。

  ⑩真日,即11日。

  第一份文件是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政治局确定的报告起草小组成员有周恩来、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叶剑英、李先念六人,由张春桥执笔。毛泽东从一开始就对报告的起草工作给予指导,以体现他的意图。这年六月中旬,在听汇报后,他基本认可了报告稿的要点,并提出具体补充意见。⑦七月七日,他看了周恩来报送的几经修改并在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的报告送审稿,表示“原则同意”。⑧

  ⑾菲利波夫,指斯大林。

  这份报告,首先肯定党的九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肯定九大以来党中央领导的各项工作。关于粉碎林彪反党事件,报告认为这是“党在九大以后取得的最大胜利”,是“对国内外敌人沉重的打击”。报告对林彪等的阴谋活动和两面派手法进行批判,又反复论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与实践的正确,据以提出:作为反映国内外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矛盾的“党内两条路线斗争”,“还会出现十次、二十次、三十次”,“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报告要求全党特别是领导干部注意“抓大事”,以主要精力开展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批判修正主义,“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报告强调:当前仍处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国际形势的特点是“天下大乱”,“山雨欲来风满楼”。鉴于中国“在经济上还是一个穷国,还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报告号召各级党组织应重视经济政策问题,努力完成国家计划。

  ⑿《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03、104页。

  在十大前夕召开的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江青曾借毛泽东关于“批孔”的诗和有关言论,主张将“儒法斗争”的内容写进十大的政治报告,主持会议的周恩来以这个问题“还需要消化一段时间”为理由没有采纳。毛泽东对此也没有提出异议。⑨当时担任中央对外联络部长的耿飚不久后在部核心小组会议上说:“听说总理一次看到《光明日报》送审的清样时说,看来批孔文章太集中了。中央还没有正式文件,批孔搞一、二、三次就可以了。”⑩

  此时,正值平壤告急。十月十五日凌晨一时,毛泽东以周恩来的名义起草了一份电报,要倪志亮大使转交金日成。电报说:“请即派一位熟悉道路的同志于十月十六日到安东接引彭德怀同志和金日成同志会面。如倪大使找不到金日成同志,则请倪大使派人去安东接引。”①同一天,金日成派副首相兼外务相朴宪永到沈阳,会见刚刚从北京返回的彭德怀,要求中国尽快出兵。十六日,彭德怀和高岗赶到鸭绿江北岸的安东,召开志愿军师以上干部大会,宣布中央的决定。严阵以待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如箭在弦上,只待最高统帅部一声令下,立即跨过鸭绿江。

  第二份文件是《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改草案。修改小组成员有康生、王洪文、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等。修改稿于七月初基本完成,并经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修改稿中除删去总纲里关于林彪的一段话外,仍保留九大党章的主要内容,同时更突出了“文化大革命”的意义和作用,多处强调要“批判修正主义”。根据毛泽东在揭批林彪集团斗争中提出的“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的观点,修改草案将“反潮流”作为一种需要坚持和发扬的“革命精神”写入总纲。

  作为最高决策人毛泽东,这时更加冷静而周密地考虑和布置一切重大问题,使出兵做到万无一失。十七日下午五时,他电告彭德怀、高岗,要他们十八日来京,并说:“对出兵时间,以待周(恩来)十八日回京向中央报告后确定为宜。”②

  ①毛泽东:《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1973年8月5日。

  十八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会议,在听取了周恩来和彭德怀的汇报后,把志愿军渡江作战和渡江时间最后敲定下来。遂于当晚二十一时,电令第十三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邓华等:“四个军及三个炮师决按预定计划进入朝北作战,自明十九晚从安东和辑安线开始渡鸭绿江,为严格保守秘密,渡河部队每日黄昏开始至翌晨四时即停止,五时以前隐蔽完毕并须切实检查。”③

  ②毛泽东对周培源关于1996至1970届大专毕业生转正定级问题来信的批语,手稿,1972年11月12日。

  从十月一日晚金日成要求中国出兵,到十九日晚中国人民志愿军渡过鸭绿江,仅仅十八天。但对毛泽东来说,却似乎走过一个漫长的路程。在这决策过程中,一个又一个的困难出现在他面前。他要对世界大势作出正确的分析和判断,对敌我友三方的情况和发展趋势进行全面的了解。在复杂多变的情况下,要能应付自如,迅速作出决断。更重要的是,要以充足的理由耐心地去说服自己的战友和同志。这是多么不容易!

  ③徐志耕:《忧乐万家》。见毛岸青、邵华主编《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丛书》,江苏文艺出版社1994年1月版,第236页。

  二十年以后,一九七0年十月十日,毛泽东、周恩来会见金日成时,共同回忆了这段曲折的历史过程:

  ④毛泽东同中央政治局有关成员及北京、沈阳、济南、武汉军区负责人谈话记录,1973年12月15日。

  毛泽东:“事情总是这么弯弯曲曲的。在那个时候,因为中国动动摇摇,斯大林也就泄了气了,说:算了吧!后头不是总理去了吗?是带了不出兵的意见去的吧?”

  ⑤毛泽东给李庆霖的复信,手稿,1973年4月25日。

  周恩来:“两种意见,要他选择。我们出兵就要他的空军支持我们。”

  ⑥毛泽东对廖静文来信的批语,手稿,1973年7月15日。 

  毛泽东:“我们只要他们空军帮忙,但他们不干。”

  ⑦周恩来就起草十大政治报告问题给张春桥的信,手稿,1973年6月17日。

  周恩来:“开始的时候,莫洛托夫赞成了,以后斯大林又给他打电话说,不能用空军支援,空军只能到鸭绿江边。”

  ⑧毛泽东对中共十大政治报告稿(七月六日中央政治局修改稿)的批语,手稿,1973年7月7日。

  毛泽东:“最后才决定了,国内去了电报,不管苏联出不出空军,我们去。我看也还是要感谢苏联,它总帮助了我们军火和弹药嘛,算半价。还有汽车队呀。”④

  ⑨据周恩来在中共十大选举准备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73年8月20日。

  对毛泽东出兵援朝的决策,彭德怀曾作过这样的评价:“这个决心不容易定下,这不仅要有非凡的胆略和魄力,最主要的是具有对复杂事物的卓越洞察力和判断力。历史进程证明了毛主席的英明正确。”⑤

  ⑩耿飚在中联部核心小组会议上的谈话记录,1973年11月3日。

  从中国人民志愿军渡江那一天起,毛泽东的全副精力都集中到朝鲜战场上了。

  第三份文件是《关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对“中央专案组”起草的这个报告,毛泽东事前就表示:不应再搞那些繁琐内容,改为直截了当地列举众所周知的林彪一伙的罪恶阴谋和叛党叛国的事实。①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审查报告》简略记述了九大以来林彪集团进行抢班夺权、策动武装政变的经过,最后建议中央永远开除林彪集团主要成员的党籍,撤消他们的党内外一些职务。②七月十日,《审查报告》经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八月二十日,中共中央作出决议,正式批准这个报告。

  毛泽东一生中指挥过无数次大大小小的战役,统率过几百万大军同时在几个战场上与敌人作战,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他有高人一筹的战略指导思想和丰富的战争经验。但是,指挥抗美援朝战争,对他来说毕竟是一个新的课题。这是在一个新的战场上——国外战场上,同一个新的敌人——具有高度现代化装备的美国军队作战。怎样取得抗美援朝战争的新胜利,需要在实践中积累和总结新的经验。

  十大召开前按原计划还需要召开九届三中全会,以便确定有关十大的会期安排和工作程序等。③八月上中旬,中央政治局讨论了毛泽东七月底对十大准备工作的指示,商议成立以王洪文为主任、周恩来、康生、叶剑英等为副主任的中央十大选举准备委员会,并拟出十大主席团成员、十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候补委员、政治局常委的预选名单。④九届三中全会被取消。八月十八日,毛泽东向中央政治局部分成员表示:“希望这次会议开成真正是团结的、胜利的大会。”⑤

  抗美援朝战争怎么打法?

  出乎意料,在中央内部又发生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问题的发生,是酝酿十大主席团副主席人选引起的。

  当时的朝鲜战局十分严峻。美国和南朝鲜军队越过三八线后,分三路北进。东路占领元山,中路进逼阳德,西路美军正作围攻平壤的准备。按照麦克阿瑟的计划,在占领元山和平壤之后,先东西对进,打通联系,然后向鸭绿江边推进。

  八月二十一日晚,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商议十大主席团领导成员名单。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担任十大主席团主席、副主席的人,也就是第十届中央委员会主席和副主席的人选。主席团主席由毛泽东担任,没有任何异议。当议到副主席人选时,会上先后提出四人,即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和叶剑英。这时,政治局委员许世友提出:“我看只要一个副主席就行了!”他所讲的“一个副主席”,是指周恩来。后来,他又认为有三个老同志(即周、康、叶)就够了。许世友的态度,表明他对迅速“进入”党中央核心并在十大筹备工作中身居要职的王洪文强烈不满。这种看法也代表了很多老干部的意见。为此,政治局决定再召集出席十大的中央和地方负责人开会,以便“打通思想”、“统一认识”。

  还在志愿军出兵前夕,毛泽东和彭德怀等研究敌情后商定:利用敌人东西对进的时机,志愿军在平壤、元山铁路线以北,德川、宁远公路线以南地区,也就是朝鲜半岛细腰部(又称蜂腰部)地区以北,构筑两道至三道防御阵线。如果敌来攻,则在阵地前面分割歼灭之;如果平壤美军、元山南朝鲜军两路来攻,则打孤立较薄弱之一路。在六个月内,如敌人固守平壤、元山不出,则我军也不打平壤、元山。在我军装备训练完毕,空中和地上均对敌人具有压倒的优势条件之后,再去攻平壤、元山等处。这就是说,六个月以后再谈攻击的问题。⑥

  二十三日晚,在周恩来主持下,召开了中央党政军直属机关和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会议,进一步协商将在十大产生的中央领导机构成员名单。会上,周恩来着重说明毛泽东选调王洪文到中央工作的情况,表示:主席讲的我要传达,因为主席给我不知说过多少次了。我们应该按照这一精神,重视选拔青年干部,不能看不起“儿童团”。他又说,我年纪大了,但我还是要为党鞠躬尽瘁的,我们是立党为公,不是立党为私。尽管这样,到会的许世友仍很不服气,多次插话陈述自己的意见。会上,当提名为十大主席团秘书长的张春桥指责许世友“反对主席的意见”时,许世友当众大声训斥张春桥:“你有什么了不起!⑥”轮到王洪文讲话时,包括许世友在内的一些老干部都没有像听了周恩来讲话后那样鼓掌,而是用沉默来表示不满。十大的政治报告,毛泽东已决定由周恩来作。当讨论由谁来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时,提议王洪文的人寥寥无几。虽然会议最后还是通过了各项预选名单,但以上这些迹象,已显示中央内部在十大前夕存在的分歧。对王洪文的反感和不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许多人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

  然而,志愿军渡江后,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完全不像原来设想的那个样子。麦克阿瑟改变了东西对进的计划。美军和南朝鲜军分为东西两路,大举北进,速度甚快,直向中朝边境逼近。原定的阻敌方案,即在平壤、元山铁路线以北一线防御六个月以后再进攻的作战部署,已不适用了。

  十大开会的方法和以前有些不同:先在各地区、各单位分别开预备会议,讨论为大会准备的三个文件,提出意见。这样做,为的是缩短大会的时间。

  根据敌情的变化,毛泽东迅速改变作战部署。十月二十一日凌晨二时三十分,他致电彭德怀等,正式下达第一次战役的部署。他看出麦克阿瑟在战略判断上犯了一个大错误,即“美伪均未料到我志愿军会参战,故敢于分散为东西两路,放胆前进”。他断定,“此次是歼灭伪军三几个师争取出国第一个胜仗,开始转变朝鲜战局的极好机会”。⑦过了一个小时,毛泽东又电告邓华等:“现在是争取战机问题,是在几天之内完成战役部署以便几天之后开始作战的问题,而不是先有一个时期部署防御然后再谈攻击的问题。”⑧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四日晚,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开幕。毛泽东主持开幕式。大会通过的主席团领导成员是: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秘书长张春桥。

  初战必胜。这对出国作战的志愿军来说尤其重要。出手第一仗能不能打胜,将决定志愿军入朝后能不能站得住脚。在那些日子里,毛泽东过着十分紧张的生活。据他的机要秘书回忆,有一段时间,毛泽东半个多月没有下床,就在床上工作、吃饭,睡眠极少。他每天批阅大量材料,有来自前方的电报,有来自各方面的情报,一个接着一个,这些电报和材料都以最快的速度送到毛泽东手里。战场上的情况瞬息万变,毛泽东要根据各方面的情况加以分析,很快作出决断,指导前方作战。

  大会预备会上,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希望我们这次大会,大家团结起来,不搞阴谋诡计。我们要团结一切能够团结的人,对外反对帝、修、反,对内反对刘少奇、林彪反党集团中最死不改悔的一些死党。我们要坚持原则,当然,不排除必要的灵活性。在任何一级党组织,大多数决定了,少数就应该服从大多数。”⑦

  这一年,毛泽东五十七岁,精力十分充沛。

  十大有三项议程:一、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作政治报告;二、王洪文代表中共中央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并向大会提出《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三、选举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开幕式上进行了前两项。毛泽东宣布开会后,周恩来先问:“主席讲几句不讲?”毛泽东没有讲,只是说请周恩来作报告和请王洪文讲话。当周恩来读到报告中的“时代没有变,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没有过时,仍然是我们今天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时,毛泽东插话:“哎,不错。”当周恩来读到“应当强调指出:有不少党委,埋头日常的具体的小事,而不注意大事,这是非常危险的”时,毛泽东说:“对。”周、王讲完后,毛泽东宣布:“报告完毕,今天就到此为止,散会!”⑧

  毛泽东在指导第一次战役部署中,对于如何打开朝鲜战局,指导方针逐步考虑成熟。他在十月二十三日复彭德怀的电报中指出:朝鲜战局,就军事方面来说,决定于三点。第一,目前正在部署的战役是否能利用敌人完全没有料到的突然性全歼两个、三个甚至四个伪军师。此战如果是一个大胜仗,则敌人将被迫作重新部署,立即处于被动地位;如果这次突然性的作战胜利不大,使我不得不于阵前撤退,则形势将改为于敌有利。第二,敌人飞机杀伤我之人员、妨碍我之活动究竟有多大。如果我能利用夜间行军作战做到很熟练的程度,则我军可以继续进行野战及打许多孤立据点,如此便有迫使美国和我进行外交谈判之可能;如果敌人飞机对我的伤亡和妨碍大得使我无法进行有利的作战,则在我飞机条件尚未具备的半年至一年内,我军将处于很困难的地位。第三,如果美国再调五个至十个师来朝鲜,而在这以前我军又未能在运动战中及打孤立据点的作战中歼灭几个美军师及几个伪军师,则形势也将于我不利;如果相反,则于我有利。以上这几点,均可于此次战役及尔后几个月内获得经验和证明。总之,我们应在稳当可靠的基础上争取一切可能的胜利。⑨

  两个报告用了不到一个小时。散会时的情况,护士长吴旭君作了这样的回忆:

  毛泽东提出的这个战略的和战役的指导思想,对于志愿军取得第一次战役以及以后几次战役的胜利,具有重要意义。

  一九七三年十大召开的那段时间,毛主席的身体不太好,主要是他的腿不行,走路走得不太稳,可以说是步履艰难,而且有点气喘吁吁。大会开幕的时候,主席出席了,代表们热烈地鼓掌,气氛相当好。后来宣布散会了,我看到主席两只手扶着椅子使劲往下压,他想让自己的身体能够支撑着站起来。于是我马上叫人过去搀扶他,并把椅子往后挪,好让他站稳。这时,台上台下长时间地鼓掌欢呼,持续了十分钟之久。我估计是总理发现主席的腿在颤抖,他让主席坐下,主席也就毫无顾忌地一下重重地坐到椅子上,一动也不动。而台下的代表仍一个劲地向毛主席欢呼。尽管总理打手势要大家赶快退场,代表们还是不肯离去。在这种情况下,毛主席只得向代表们说:“你们不走,我也不好走。”根据我的判断,再让主席站起来是很困难了,但这时又不能让代表们知道主席身体的真实情况。于是我建议总理当场宣布:毛主席目送各位代表退场。总理采纳了我的建议。⑨

  敌进甚速。南朝鲜军很快进到清川江附近,而志愿军主力离预定开赴的地区却相距尚远。十月二十三日,毛泽东电令邓华等第十三兵团领导人迅速与彭德怀会合,在彭领导下决定战役计划。并嘱:“敌进甚急,捕捉战机最关紧要。两三天内敌即可能发觉是我军而有所处置,此时如我尚无统一全军动作的处置,即将丧失战机。”⑩

  在二十八日大会上,通过了政治报告、修改党章报告和《中国共产党章程》。随后,代表们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出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在新当选的一百九十五名中央委员和一百二十四名候补中央委员里,除包括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朱德、董必武、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外,还有被九大所排除的一批老干部,如:邓小平、王稼祥、谭震林、乌兰夫、李井泉、苏振华、杨勇、廖承志、陶鲁笳、叶飞等。据周恩来说:这一届中央委员会中,“工人、农民、现役军人以及其他劳动人民合起来比例约为百分之六十七,其余百分之三十三,很大一部分是革命干部,这里边很多过去也是军人。⑩”不少靠“文化大革命”起家的造反派人物也被选入中央委员会。遵照毛泽东的意见,同他有亲属关系的毛远新、王海容等没有被提名参加中央委员会的选举。⑾

  彭德怀研究了敌情,感到在敌人以师、团、营为单位分兵冒进的情况下,要想采取集中兵力聚而歼之的办法有许多困难,搞不好会贻误战机。到二十五日,西线南朝鲜军已进至北纬四十度线以北的博川、龙山洞、云山、温井、松木洞、熙川一线,逼近志愿军第四十军。歼敌任务已刻不容缓。

  鉴于身体情况,毛泽东事先声明他将不出席三十日举行的十届一中全会。⑿这以后,毛泽东不再参加中央委员会的全会。当天,在周恩来主持下,十届一中全会选出新的中央领导机构成员。毛泽东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副主席是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中央政治局委员二十一名、政治局候补委员四名,政治局常委除主席、副主席外,还有朱德、董必武、张春桥三人。这个选举结果,和会前酝酿、协商的情况是一致的,符合毛泽东对党中央人事安排的考虑。

  十月二十五日上午,南朝鲜军一个加强营由温井(距离彭德怀的指挥所所在地大榆洞仅隔十几公里)向北镇进犯,被志愿军第四十军一个团以拦头、截尾、斩腰的战术,将其大部歼灭,揭开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序幕,打响了震惊世界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的第一仗。中国人民一直把这一天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的纪念日。

  通过选举新的中央领导机构,江青一伙几个重要成员都进入了中央政治局。其中,康生在十大以后卧病不出,江青与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从此结成“四人帮”宗派集团。

  但是,南朝鲜军仍然分兵冒进,其中一个团的一部已经到达距中朝边境只有几公里的楚山,向中国境内炮击。二十七日,这个团发现处境不妙,调头南撤,途中被志愿军包围。熙川以南的南朝鲜军两个营为了接应该团南撤,与志愿军在温井以东地区交战。二十九日,志愿军一个军将这两处南朝鲜军大部歼灭,取得初战胜利。

  ①周恩来就中共十大准备工作情况给毛泽东的报告,手稿,1973年7月4日。

  南朝鲜军与中国志愿军交战失利,但麦克阿瑟对志愿军兵力仍估计不足,满不在乎,以为中国只是象征性的出兵,继续命令后续部队向中朝边境推进。

  ②在中央专案组《关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1973年8月20日经中共中央批准)提出处理的林彪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当中,对李雪峰的认定和处理与事实不符,属于错案。1982年4月中共中央决定恢复李雪峰党籍。

  ①毛泽东起草的周恩来致倪志亮转金日成电,手稿,1950年10月15日1时。

  ③周恩来就十大准备工作等问题致毛泽东的信,手稿,1973年7月10日。

  ②转引自《彭德怀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4月版,第407页。

  ④周恩来就中央政治局会议情况给毛泽东的报告,手稿,1973年8月4日。

  ③毛泽东致邓华等电,手稿,1950年10月18日。

  ⑤据周恩来在中共十大选举准备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73年8月20日。

  ④毛泽东会见金日成时的谈话记录,1970年10月10日。

  ⑥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党、政、军直属机关负责人会议记录,1973年8月23日。

  ⑤彭德怀在审查《抗美援朝战争经验总结》初稿时的谈话记录,1957年5月15日。

  ⑦据周恩来在中共十大预备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73年8月24日。

  ⑥《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05页。

  ⑧毛泽东在中共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记录,1973年8月24日。

  ⑦毛泽东致彭德怀等电,手稿,1950年10月21日。

  ⑨《大型电视文献纪录片〈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3月版,第201、202页。

  ⑧毛泽东致邓华等电,手稿,1950年10月21日。

  ⑩周恩来在毛泽东会见澳大利亚总理惠特拉姆时的插话记录,1973年11月2日。

  ⑨《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07、108页。

  ⑾据周恩来在十大主席团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73年8月28日。

  ⑩毛泽东致邓华等电,手稿,1950年10月23日。

  ⑿周恩来、王洪文就召开十届一中全会问题给毛泽东、康生的信,1973年8月30日。

  十月底,号称“王牌军”的美军第一骑兵师一个团,冒进北渡清川江到达云山。十一月一日至三日,志愿军部队将其大部围歼于云山。同时,阻击部队又在云山以南击溃该师的另一个团,击毙该团团长。云山战斗,志愿军首创以劣势装备歼灭现代化装备之敌的先例,狠刹了一下“王牌军”的威风。

  十大期间,毛泽东还曾考虑成立一个以老干部为主的“中央顾问委员会”,但未能实现。事后,周恩来在一次会议上作了说明:

  美骑一师在云山遭到重创,使美第八集团军司令沃克为之震惊。十一月三日凌晨,敌人在飞机、大炮和坦克的掩护下全线撤退。

  过去,在我们党内没有这个制度。主席说他要作“顾问委员会”主席,我们听了都不同意。主席当时不是开玩笑,是真的要这样做。他说,但我还是要管的,

  彭德怀当即下令,追歼逃敌。四日,歼灭英军一个榴炮营和美军一个加强连。但是,靠两条腿跑路的志愿军,毕竟跑不过机动能力很强的机械化部队。至三日黄昏,敌军主力已全部撤到清川江以南。

  不仅“顾”,而且“问”。因大家反对,主席又说:你们

  根据敌我态势,彭德怀于十一月四日十五时致电毛泽东,提出休整部队,结束第一次战役,准备再战。五日一时,毛泽东复电同意,并提出组织第二次战役的指导思想。

  大家都不赞成,我只好还作(中央委员会)主席,鞠躬尽瘁。①

  第一次战役,志愿军经过十三个昼夜艰苦作战,歼敌一万五千余人,把敌人从鸭绿江边赶到清川江,初步稳定了朝鲜战局。

  毛泽东关于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的设想,一方面表明他试图改变党内的现行制度,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他已感觉到自己的病情而对“后事”的某种担忧。这种担忧,随着他本人身体状况的明显下降,以及党和国家政治形势的复杂局面,变得日益加深,甚至焦虑不安,直接影响到他此后对许多重大问题作出的决策。

  中国人民志愿军突然出现在朝鲜战场上,在美国朝野引起种种猜测。美国军方估计,中国入朝参战的目的有三种可能:第一是为了边境安全和拆除鸭绿江水电站设备;第二是为了从战略上牵制美国,打一场有限规模的持久战;第三是为了把“联合国军”赶出朝鲜半岛。①麦克阿瑟则把赌注压在阻止志愿军渡过鸭绿江上,提出“最后的攻势”计划:先以空军摧毁鸭绿江上的所有桥梁和渡口,再发动地面攻势。②由美第十军经长津湖西进,美第八集团军由清川江北上,在江界(朝鲜最高首脑机关所在地,距鸭绿江五十公里)以南会合后,围歼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然后向鸭绿江推进。

  中共十大后,因林彪事件而一再推迟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问题重新提上工作日程。

  毛泽东预见到一场新的恶战不可避免。为加强东线力量,他在十一月初决心调宋时轮率领的第九兵团入朝。十一月五日,电告彭德怀、邓华:“江界、长津方面应确定由宋兵团全力担任,以诱敌深入寻机各个歼敌为方针。尔后该兵团即由你处直接指挥,我们不遥制。”③

  这年春天,在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央工作会议上,曾预计同年国庆节前可以召开四届人大。②十大闭幕不久,周恩来和王洪文向毛泽东汇报了有关四届人大的筹备事项。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政治局于九月中旬举行会议,商议四届人大各项准备工作,估计这些工作“需在十月五日前进行完毕”。会后,周恩来在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说:“这些程序如果进行得顺利,四届人大正式会议开五、六天就能解决问题。”③

  在取得第一次战役胜利并决定加强东线兵力之后,十一月十三日,周恩来起草了毛泽东致斯大林的电报。毛泽东审阅这份电报时加写了一段话,说:“据我的观察,朝鲜的战局,是可以转变的。现在我志愿军十六个师在朝鲜西北战线方面,已给了敌人第一个打击,已经初步地立稳了脚跟,只要能再给该线敌人(八个师)以一个至二个较大的打击,就能将该线的防御局面改变为进攻局面,而这是有可能的。东北战线方面,我志愿军仅有两个师,敌人(五个师)还很猖獗,现正增派八个师去,准备给敌人一个打击,转变该线的战局。”④

  十月中旬,周恩来再次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基本通过”政府工作报告稿。同时,各地、各单位出席四届人大的代表也陆续“协商选出”,人大会议的主席团和人大常委会的人选也“拟出初步草案”,待提交政治局讨论通过。④四届人大似已召开在即。

  十一月中旬,第九兵团三个军十二个师秘密入朝,在东线迅速完成战役集结。第九兵团入朝,使志愿军一线总兵力增加到九个军三十个师三十八万余人,并在东西两线上都占有兵力上的优势。而这时敌人却估计中国在朝鲜的军队为六万到七万人。

  可是由于情况的变化,包括四届人大在内的许多工作又一再推延。

  从十一月六日起,西线之敌开始试探性进攻,以摸清志愿军兵力和意图。彭德怀要各部队从清川江边节节后退,故意向敌人示弱,还有意丢弃一些破旧枪械。麦克阿瑟果然中计,认为志愿军“装备低劣,怯战败走”,命令部队向北冒进。二十四日,“联合国军”在东西两线同时发动全面进攻,目标直指鸭绿江边的朔州、碧潼和朝鲜最高首脑机关所在地江界,宣布要在圣诞节前结束朝鲜战争。

  十月二十一日,发生了中共中央委员、公安部部长李震自杀事件。⑤这是建国以来罕见的一起要案。但在当时条件下,李震身亡的原因一时难以查清,北京气氛紧张。中央政治局连续举行会议分析案情后,判断“他杀”的可能性大。经毛泽东批准,中央决定采取若干特殊措施加以防范。⑥

  十一月二十五日,西线敌军被志愿军诱至预定战场。于是,志愿军立即发起第二次战役。

  比这影响更大的是,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这时向周恩来等开始发动猛烈攻击。

  当晚,恰逢月圆之夜。这是志愿军夜战最理想的天候。志愿军西线部队突然发起猛攻。一个军分三路合击孤立地暴露在志愿军面前位于德川的南朝鲜军一个师。至二十六日晚,全歼该师五千余人。志愿军另一个军也在宁远等地歼灭南朝鲜军另一个师大部。

  江青等对国家最高权力的窥测由来已久。早在一九六七年,中央文革小组就两次鼓动、策划造反派围困中南海,冲击国务院,试图揪斗那些受到周恩来保护的老干部。江青一伙甚至公开宣称:“现在是‘新文革’与‘旧政府’的斗争,要打倒以国务院为首的第三个司令部。”在毛泽东、周恩来的干预下,造反派才被迫撤离,中南海的安全得以维系。一九七0年四届人大筹备工作刚起步,江青又私自召集会议,竭力攻击、污蔑周恩来,吹嘘自己可以掌握国家的全盘领导。林彪集团覆灭后,江青一伙通过党的十大巩固并加强了自身势力,结成“四人帮”,接着就瞅准四届人大,准备夺取更大的权力。在“四人帮”看来,周恩来是他们夺取国家最高权力的最大障碍。十大召开前后,在他们授意和操纵下,全国报刊上所发表的大量“评法批儒”的文章中,借批判所谓“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把矛头直指周恩来,并对准其他重要领导人和刚刚恢复工作的广大老干部。

  志愿军在德川、宁远打开缺口后,正向志愿军进攻的清川江以西之敌,大部在原地停止行动,同志愿军形成对峙状态。这正是穿插分割歼敌的极好时机。彭德怀等立即按照毛泽东的电令,要求各部队分割包围,各个歼灭西线之敌。这时,第三十八军第一一三师主力沿小路疾行,不顾美机威胁,以十四小时前进七十公里的速度,于二十八日上午八时到达三所里地区,堵死美九军南撤退路。随后,他们又主动西插龙源里,截断敌人的另一条退路。正面的志愿军四个军乘势猛攻,分割围歼当面之敌。二十九日,西线敌军被迫全线撤退,同时令美骑一师和英第二十九旅北上接应,不惜一切代价打通三所里、龙源里。

  “四人帮”的干扰以及突发事件的影响,使正在进行中的四届人大准备工作又被打断。

  这样,西线战场形成敌我交错的战争奇观。从整个战场的态势看,敌军处在志愿军南北夹击之中;但在三所里、龙源里的局部战场,志愿军又处在敌军的南北夹攻之中,情况十分险峻。如果三所里、龙源里失守,清川江以西以北之敌将全部南逃,第二次战役的歼敌目标便会落空。第三十八军第一一三师终于顶住每日上百架次飞机的轮番轰炸,击退一次又一次坦克兵、炮兵、步兵的协同攻击,使南逃北援之敌军相距不足一公里却始终不能会合,大振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军威。这一可歌可泣的英雄战绩,深深地感动了彭德怀司令员,他在祝捷电报中破例地写上“三十八军万岁”六个字。

  一九七三年的最后一个多月里,党内军内接连发生了两件事。

  十二月一日,敌军见突围无望,被迫遗弃大批辎重装备,转向靠近西海岸的安州方向突围。

  一件是:十一月下旬,中央政治局开会批评周恩来和叶剑英。这是由此前在北京举行的中美会谈所引起的。

  与此同时,东线第九兵团冒着摄氏零下三十度的严寒,也于十一月二十七日发起反攻。

  十一月十日,美国国务卿兼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抵达北京,这是他同年的第二次访华之行。这以前,基辛格在二月访华期间,毛泽东会见了他,双方就世界局势以及中美、中苏关系等问题坦率地交换了意见。毛泽东对基辛格说:“我们两家出于需要,所以就这样(他把两只手握在一起。–引者注)HandinHand。”基辛格说:“我们双方都面临同样的危险,我们可能有时不得不运用不同的方法,但目标相同。”毛泽东说:“这就好。”他又说:“如果有什么俄国人打中国,我今天对你讲,我们的打法是打游击,打持久战。他要去哪里,就去哪里,让他去。”基辛格说:“如果进攻中国,出于我们自己的原因,我们也肯定会反对他们的。⑦”基辛格在十一月再次来华,打算在上次访华的基础上,再就中美双方的战略意图、军事技术合作等具体问题同中方沟通,并达成默契。十二日下午,周恩来陪同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基辛格。会谈时,基辛格说:“对于今天世界上主要的危险是谁,我们并无怀疑。”“我们同苏联的交道中,没有什么你们不知道的东西。你们可以指望将来也会如此。”毛泽东说:“你们跟我们观点差不多一样,就是苏联要打中国,有这个可能。”基辛格说:“我原来认为,这在理论是可能的。现在我认为,有更大的现实可能性。我已经公开对你们总理和大使讲过,我认为他们特别要摧毁你们的核能力。”“正如我多次讲过,上次也向主席先生讲过的,我们认为,如果出现这种事情,将会对我们大家都产生严重后果,所以我们决心加以反对。我们已经决定不允许中国的安全遭到破坏。”毛泽东说:“它那个野心跟它的能力是矛盾的。”基辛格说:“可能是这样。”接着,毛泽东又谈到台湾问题。他说:“只要你们跟台湾断绝外交关系,我们两国就可能解决外交关系问题,就是说,像日本那样。”基辛格说:“从我们的观点来看,我们是要同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我们的困难在于,不能立即断绝同台湾的外交关系,这同我们国内形势有部分关系。”“或者我们还是等待一下,因为从技术角度来看,联络处的工作是管用的。”毛泽东说:“可以嘛,就是这样下去也可以嘛。你们现在还需要台湾。”基辛格说:“不是需要的问题,是现实可能性的问题。”毛泽东说:“哎,一样。⑧”美方的暧昧态度,使毛泽东多少感到不快。

  在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沉重打击下,骄横一时的麦克阿瑟被迫承认:“这支小小的军队,在目前情况下,事实上是在不宣而战的战争中面对着整个中国。除非积极地、迅速地采取行动,胜利的希望是渺茫的。而实力不断地损耗,以致最后全军覆没,那是可以预期的。”⑤他命令东西两线军队于十二月三日开始向三八线总退却。⑥

  毛泽东认为,现在主要是美国深深担心苏联对它的压力,需要求助于中国,而基辛格谈话中着重强调的却是苏联要进攻中国,美国愿意给中国以帮助。这也使毛泽东感到不快。他在一个多月后说过:“我向基辛格讲了差不多三个小时。其实只有一句话:当心!北极熊要整你——美国!一整太平洋的舰队,二整欧洲,三整中东。”⑨

  毛泽东立即令西线部队向平壤挺进,相机收复平壤。

  以后几天里,周恩来、叶剑英等与基辛格就“共同关心的双边问题”举行多次会谈,进一步探讨中美两国在各方面进行合作的可能性。基辛格离京前,周恩来同他进行了最后一次会谈。关于战争问题,周恩来直言不讳地告诉美方:对中国来说,不能不设想最坏的一种情况,作最坏情况的准备,即在一个时期内孤军奋斗,这是我们的一个基本的作战思想;即使包括美方在内的几个方面同时向我们进攻,我们也准备了。针对美方提出的需要继续商议的有关双方合作的几个具体建议,周恩来没有给予肯定的回答,只是说:“我们还要考虑”,“要报告毛主席,一切由毛主席决定”。⑩

  十二月六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收复平壤。十六日,将西线之敌全部赶到三八线以南。在东线,人民军于九日收复元山,切断敌人陆上退路。志愿军十七日占领咸兴,二十四日收复兴南。至此,除东部沿海的襄阳外,“联合国军”全部被赶到三八线以南。第二次战役胜利结束,共歼敌三万六千余人,其中美军二万四千余人。志愿军和人民军取得了由防御转入进攻的主动权。

  ①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党、政、军直属机关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73年8月23日。

  志愿军连续打了两个胜仗,在有些人的头脑里速胜思想有所滋长。对朝鲜战局的发展前途应当怎样估量?是速胜,还是持久?这是摆在毛泽东面前需要作出回答的一个重大问题。

  ②周恩来就中央政治局会议情况给毛泽东的报告,手稿,1973年3月30日。

  在第二次战役发起后不久,一九五0年十二月三日,毛泽东在会见金日成时,对朝鲜战局发展前途曾作出两种可能的估计。他说:“战事有可能迅速解决,但也可能拖长,我们准备至少打一年,朝鲜方面也应作长期打算。”这表明,毛泽东把重点放在准备长期作战的基点上。他还对金日成说:“你们现在比从前是更强了,不是更弱了。当你们越过三八线直向大丘进攻不计后方空虚的时候,你们是最弱了。现在你们既懂得胜利又懂得失败,有了经验,你们就更强了。”⑦

  ③周恩来就中央政治局会议情况给毛泽东的报告,手稿,1973年9月14日。

  第二次战役结束以后,毛泽东根据两次战役的经验,并听取了彭德怀等人的意见,对朝鲜战局的发展前途作出明确判断:“战争仍然要做长期打算,要估计到今后许多困难情况。要懂得不经过严重的斗争,不歼灭伪军全部至少是其大部,不再歼灭美英军至少四五万人,朝鲜问题是不能解决的,速胜的观点是有害的。”⑧

  ④周恩来就中央政治局会议情况给毛泽东的报告,手稿,1973年10月20日。

  中国人民志愿军连续取得两个战役的胜利,对整个国际局势产生了重要影响。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在他的一九五一年一月一日日记中,有这样一段记述:“自我志愿军入朝,取得了两个战役的胜利以来,我国的地位提高了,说话响亮了,民主阵营的声势也增加了。另一方面,帝国主义阵营则日呈分崩离析之势。无论在美国内部、美英之间、英国内部、英法之间、其他国家与美英之间,其矛盾都增加了,裂痕扩大了。美帝是愈发被孤立起来了。主席决定志愿军入朝之举,实是万分英明的、有远见的决定,事至今日则已如黑白之分明。如果当时要让我来决定,我则会偏于‘苟安’!诚如主席所说,不仅要近视、短视,而且必须远视、长视。决不可以眼前的,忽视了前途、远景!‘高瞻远瞩’盖即指此也。”⑨

  ⑤李震于“文化大革命”初期从军队系统调到公安部门工作,兼管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第三办公室的工作。一九七二年,李因公安系统肃清极左思潮不力并继续排斥老干部,受到周恩来的批评。此案后经调查,证实李确系自杀。

  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发起第二次战役的同时,中国政府在联合国安理会上,同美国展开了一场针锋相对的政治斗争。十一月二十八日下午,中国特派代表伍修权,在联合国安理会讨论美国武装侵略台湾案的会议上,作了控诉美国武装侵略中国领土台湾的长篇发言。

  ⑥周恩来就处理李震案件问题给毛泽东的报告,手稿,1973年10月27日。此件经毛泽东圈阅。

  伍修权代表中国政府向联合国安理会提出三项建议:一、严厉制裁美国侵略中国领土台湾和武装干涉朝鲜的罪行;二、使美国政府自台湾完全撤出它的武装侵略力量;三、使美国及其他外国军队一律撤出朝鲜。⑩

  ⑦毛泽东同基辛格谈话记录,1973年2月17日。

  中国方面这些完全合情合理的建议,虽然被美国操纵的表决机器所否决,但这正义的声音传播到了全世界。中国人民扬眉吐气,海外爱国华侨受到鼓舞。中国政府在安理会上同美国的政治斗争,与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同美国进行的军事斗争密切配合,有声有色。

  ⑧毛泽东同基辛格谈话记录,19473年11月12日。

  ①[美]詹姆斯·F·施纳贝尔:《朝鲜战争中的美国陆军》第2卷,国防大学出版社1990年12月版,第276、277页。

  ⑨毛泽东接见参加中央军委会议人员时的谈话记录,1973年12月21日。

  ②《麦克阿瑟回忆录》,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3月版,第271、272页。

  ⑩周恩来与基辛格第三次单独会谈记录,1973年11月14日。

  ③毛泽东致彭德怀、邓华电,手稿,1950年11月5日。

  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经中美双方商讨、修改的基辛格访华公报。这份公报的草稿,毛泽东以及全体在京政治局成员事先都已圈阅。①就在这时,毛泽东听取了不正确的汇报,认为周恩来、叶剑英在中美会谈中的态度软弱了,犯了错误。十七日上午,毛泽东召集周恩来和外交部一些成员开会,批评说:“对美国要注意,搞斗争的时候容易‘左’,搞联合的时候容易右。”又说苏联“野心很大,力量不够。②”他提议中央政治局开会,批评此次中美会谈中的错误。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向毛泽东作了检讨,表示自己在中美会谈中“做得不够”。③

  ④毛泽东致斯大林电,手稿,1950年11月13日。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政治局从当月二十一日起开了几次会批评周恩来和叶剑英。会上,江青、姚文元等乘机向周、叶进行围攻,严厉指斥这次中美会谈是“丧权辱国”、“投降主义”,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污蔑周恩来是“错误路线的头子”,是“迫不及待”地要代替毛泽东,等等。会后,江青还向毛泽东提出要求:增补她和姚文元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泽东在了解了政治局会议的情况后,先后同周恩来、王洪文等谈话。他一方面肯定了批评周、叶的政治局会议;另一方面又指出:就是有人讲错了两句话。一个是讲“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上也不是;一个是讲总理“迫不及待”,他不是迫不及待,她(指江青)自己才是迫不及待。④对江青所提增补政治局常委的意见,毛泽东明确表示:“不要”。

  ⑤麦克阿瑟给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报告,1950年12月3日。转引自《杜鲁门回忆录》第2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1月版,第460页。

  在此期间,毛泽东批示将两封批评江青、张春桥的群众来信印发政治局成员,并在批评江青的来信上写道:“有些意见是好的,要容许批评。”⑤

  ⑥[日]陆战史研究普及会编:《朝鲜战争》中部,国防大学出版社1990年8月版,第185、186页。

  十二月九日,毛泽东会见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和王后艾什瓦尔亚。在会见记录上有这样的记述:毛泽东同周恩来“长时间热烈握手”,并且说:“总理啊!”毛泽东指着在座的曾向他汇报有关情况的几个人说:“现在的小将不好惹呢。”“把他们提起来,整了你自己,也整了我。⑥”毛泽东好像有意趁会见外宾的机会,表示对周恩来仍是信任和支持的。以后,政治局对周恩来的批评就停止了。

  ⑦毛泽东会见金日成时的谈话要点,1950年12月3日。转引自周恩来致彭德怀等电,1950年12月4日。

  另一件事,实行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同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对调,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同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对调,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同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对调,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同兰州军区司令员皮定均对调。新疆、成都、昆明三个军区的司令员刚调去不久,没有调动。这是对各地军队高级领导人的一次大调动。

  ⑧毛泽东致彭德怀、朴一禹并告金日成、高岗电,手稿,1950年12月26日。

  这件事是毛泽东在十二月十二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提出来的。那次会由他主持召开。毛泽东说:“我提议,议一个军事问题:全国各个大军区司令员互相调动。你(指叶剑英)是赞成的,我赞成你的意见,我代表你说话。我先找了总理、王洪文两位同志,他们也赞成。”为什么要作这样的调动?他说:“一个人在一个地方搞久了,不行呢。搞久了,油了呢。有几个大军区,政治委员不起作用,司令员拍板就算。我想了好几年了,主要问题是军区司令员互相调动,政治委员不走。”他提议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说:“步调要一致,不一致就不行。”

  ⑨《杨尚昆日记》(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68页。

  他接着说:“我和剑英同志请邓小平同志参加军委,当委员。是不是当政治局委员以后开二中全会追认。”他又说:“政治局要议政。军委要议军,不仅要议军,还要议政。军委不议军,政治局不议政,以后改了吧。你们不改,我就要开会,到这里来。我毫无办法,我无非是开个会,跟你们吹一吹,当面讲,在政治局。”⑦

  ⑩1950年11月30日《人民日报》。

  散会后,政治局成员转到人民大会堂,在周恩来主持下继续开会。会议一致同意邓小平列席政治局会议和参加政治局工作,并作为政治局成员将提到十届二中全会补为军委委员,参加军委和军委办公会议的工作;同意大军区司令员对调。⑧

  按照原来的设想,第二次战役结束后,志愿军转入休整,准备第二年春天举行新的反击。然而,国际形势的发展已经不容中国人民志愿军等到第二年春季再战。

  从这时起连续四天,毛泽东都开会或找有关负责人谈话,范围一步步扩大,谈的都是这些问题。

  一九五0年十二月十四日,在没有中国代表参加讨论的情况下,美国操纵联合国非法通过成立“朝鲜停战三人委员会”的决议,要求“立即停火”。十二月二十二日,周恩来总理就此发表声明,揭露美国政府在其侵略军遭到失败的今天,提出先停战后谈判,这“显然是为着美国可以取得喘息时间,准备再战,至少可以保持现有侵略阵地,准备再战”。“因此,在没有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及朝鲜内政由朝鲜人民自己解决作基础,来讨论停战谈判,都将是虚伪的,都将适合美国政府的意图,而不可能达到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善良愿望”。①

  第二天,他找了政治局几个人谈话。一开头就问:“你们议了一些什么,行得通吗。”接着说:“在一个地方太久了不好。相互调动,又不开除你的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军区司令员,照样做官嘛,照样革命嘛,换个地方革命嘛。政治局要议政,军委要议军,不仅要议军,而且要议政。不议政,军队政治思想工作就提不起纲来。”⑨

  对美国政府玩弄先停火后谈判,以争取时间准备再战这一手,毛泽东早已料到,并提出了对策。他在十二月三日,联合国通过“停火决议”前十一天,会见金日成时就提出:“敌人有可能要求停战,我们认为必须敌人承认撤出朝鲜而首先撤至三八线以南,方能谈判停战。最好我们不仅拿下平壤,而且拿下汉城,主要是消灭敌人首先是全歼伪军,对促进美帝撤兵会更有力量。”②十二月十三日,联合国通过“停火决议”的前一天,毛泽东在给彭德怀的电报里又强调指出:“目前美英各国正要求我军停止于三八线以北,以利其整军再战。因此,我军必须越过三八线。如到三八线以北即停止,将给政治上以很大的不利。”③

  第三天,毛泽东找政治局有关同志再谈大军区司令员互相对调的问题。他在这次谈话中两次提议大家一起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他说:“大军区司令员调动,你们商量了吗?看有没有这个必要?一个人在一个地方做久了,就不大好了。调动也有问题。比如,‘辽联’、‘八三一’(辽宁省的两派群众组织。——引者注)就会批你(指陈锡联。——引者注),那也不要紧。……各省都要做工作,分两派的地方要打一点招呼。我看呢,要招呼各地的政治委员,要欢迎呢。机关干部,找来一二百人,不要太多,军事机关。总之要欢迎。”

  为了不给敌人喘息的时间,打过三八线,以争取政治上的主动地位,就需要及时地发起第三次战役。但是,由于连续作战,西线部队已经十分疲劳,战斗减员达四万余人。东线第九兵团也出现大批冻饿减员。④西线的运输车辆不过三百辆,而运输线却要比第一、第二次战役延长近两倍。不少战士还没有穿上御寒的棉大衣和棉鞋。在这样的情况下,立即发起第三次战役,确有很多困难。尽管如此,志愿军总部还是根据政治局势需要,下达了继续南进的部署。

  他又说:“现在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发了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政治局是管全部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我想政治局添一个秘书长吧,你(指邓小平。——引者注)不要这个名义,那就当个参谋长吧。至于德生同志走了,还兼不兼总政治部,我说,不要兼了吧!”⑩

  毛泽东批准了志愿军总部的作战部署。

  ①周恩来就送审基辛格访华公报稿事给毛泽东及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的报告,手稿,1973年11月14日。这个报告经毛泽东及在京政治局成员圈阅。

  这次战役是由中国人民志愿军六个军和朝鲜人民军三个军团共同进行的。一九五0年除夕之夜——十二月三十一日十七时,中朝军队全线发起进攻,在约二百公里的宽大正面上一举突破“联合国军”防线纵深十五至二十公里。“联合国军”怕中朝军队从右翼迂回包围,使其十余万兵力在汉江北岸陷入绝境,于一九五一年一月二日全线撤退。

  ②毛泽东同周恩来及外交部有关人员的谈话记录,1973年11月17日。

  彭德怀决定乘胜扩大战果。中朝军队四日进占汉城,五日渡过汉江,八日收复仁川。“联合国军”退守“三七线”附近。中朝军队以凌厉的攻势,攻城夺地,但却未能大量歼灭敌人有生力量,而敌人则有诱我深入、在侧后登陆、对中朝军队夹击的企图。有鉴于此,彭德怀果断下令停止追击。第三次战役结束。

  ③周恩来就中央政治局会议议题给毛泽东的报告,手稿,1973年11月18日。

  第三次战役结束以后,彭德怀和金日成在是否休整一段时间再南进的问题上,有着不同看法。毛泽东赞同彭德怀的意见,即志愿军在仁川及汉江以北先休整两到三个月。但他又认为,必须尊重朝鲜同志的意见,特别是要注意同他们搞好团结。

  ④毛泽东同周恩来、王洪文等的谈话追记记录,1973年12月9日。

  一月十九日,毛泽东在修改彭德怀准备在中朝军队高级干部联席会议上作的报告时,特意加写了一大段话,其中说:“一切在朝鲜的中国志愿军同志必须认真地向朝鲜同志学习,全心全意地拥护朝鲜人民,拥护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拥护朝鲜人民军,拥护朝鲜劳动党,拥护朝鲜人民领袖金日成同志。中朝两国同志要亲如兄弟般地团结在一起,休戚与共,生死相依,为战胜共同敌人而奋斗到底。中国同志必须将朝鲜的事情看做自己的事情一样,教育指挥员战斗员爱护朝鲜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不拿朝鲜人民的一针一线,如同我们在国内的看法和做法一样,这就是胜利的政治基础。只要我们能够这样做,最后胜利就一定会得到。”他还用电报把这段话转告志愿军党委。

  ⑤毛泽东对署名“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的来信的批语,手稿,1973年11月25日。

  这段话,在抗美援朝战争发展的关键时刻,对于加强中朝两党、两国、两军团结,起了重大作用。一月二十日,彭德怀立即在志愿军党委会上作了传达,并决定,在一月二十五日召开的两军高级干部联席会议上,要把虚心向朝鲜同志学习、团结朝鲜军民作为会议的一项重要内容。⑤

  ⑥毛泽东会见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和王后艾什瓦尔亚时的谈话记录,1973年12月9日。

  一九五一年一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取得第三次战役的胜利,“联合国军”被赶回“三八线”以南,朝鲜战局大体上稳定下来,毛泽东松了一口气。他想离开北京,找一个僻静的地方,集中一段时间去编辑《毛泽东选集》。二月底、三月初,他以休息的名义向中央请了假。

  ⑦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的讲话记录,1973年12月12日。

  《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出版,是国内广大干部和群众学习毛泽东思想、了解中国革命历史的迫切需要,也是世界上一些同情和关注中国革命的国家和人民了解中国的需要。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一些解放区就出版了几种毛泽东著作集。其中主要的有:晋察冀日报社一九四四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五卷本);苏中解放区一九四五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山东渤海解放区一九四八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东北局一九四八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分六卷,合订本);晋冀鲁豫中央局一九四八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上、下册,党内发行)。

  ⑧周恩来给毛泽东的报告,手稿,1973年12月14日。

  这些选集,对于宣传毛泽东思想、教育干部,都发挥过作用,但都不是经过中央正式批准的,也都未经作者审阅。随着中国革命迅速走向全国胜利,在党内,在全国人民中间,用毛泽东思想进行教育,武装思想,成为党和国家思想文化战线的一项重要工作。这样,由中共中央正式编辑出版一部《毛泽东选集》的工作,便提上了日程。

  ⑨毛泽东同中央政治局有关成员谈话记录,1973年12月13日。

  斯大林也希望毛泽东将他的著作编辑出版。一九四九年十二月毛泽东访苏时,斯大林就向他提出这个建议。

  ⑩毛泽东同中央政治局有关成员谈话记录,1973年12月14日。

  在此之前,毛泽东已经将中共中央决定正式出版毛泽东选集之事,告诉了斯大林。毛泽东在一九四九年六月一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斯大林的电报里说:“据说,在苏联已将东北局出版的毛泽东选集译成俄文,拟在最近出版。但是该选集在论文的选择方面和分类及次序排列方面均有缺点,并且在论文也有许多错字错句。现在中共中央正在重新选订毛泽东选集,并经毛泽东同志亲自校正,此校正本可于本年六月底出版。那时我们可将新版迅速送达苏联。所以希望暂不要将东北局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俄文译本付印,待我们的新版(毛泽东选集订正本)送到时,根据此新版与原来的东北版对照作了增减和修订后,再行出版。至盼。”⑥

  第四天,毛泽东同政治局有关同志和北京、沈阳、济南、武汉军区负责人谈话。他一开始就说:“在一个地方搞久了,也不太好。要革命,哪个地方都可以革命嘛。”他说:

  《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工作,在西柏坡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毛泽东进驻北平以后,继续抓紧进行。一九四九年五月六日发稿,到六月中旬,已完成三校,共一百余万字,全部清样送给了毛泽东。十月开国大典前后,毛泽东已看完全书清样的三分之一。⑦

  “从一个地方一走,有一派就要贴大字报。这个事情要好好研究。你要贴,何必贴得那么早呢?”

  不久,因出访苏联,《毛选》的校阅工作中断了半年多。毛泽东回国后,又致力于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为七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作准备。一九五0年六月,全会刚开过,朝鲜战争爆发,《毛选》的编辑工作再一次推迟。

  “老吹不是一个好办法,要少吹多批。有些同志专批人家,人家批他一句都不行,像挖了他三代的祖坟呢!动不动就说人家是‘三反分子’、‘五一六’。真是三反分子也不要紧么,让他去吧,人民会管他们的,有什么要紧。犯点错误,改掉就好。”

  现在,三次战役胜利后,毛泽东终于可以安下心来继续编《毛选》了。

  “互相对调,这个办法就是河南人发起的。这个军分区呆不了,就调得远一点去,那个军分区就欢迎。那个军分区调到这里也欢迎。”

  他把负责警卫工作的汪东兴叫来,对他说:“搞《毛选》,在北京事情太多,要找个地方,集中精力搞出来。《毛选》现在中国需要,苏联也催着要⑧,要集中突击一下。要找个地方,离北京不要太远。不准占老百姓的房子,也不要住招待所。”汪东兴选中了石家庄西郊的一所保育院,毛泽东表示满意。⑨

  毛泽东指挥大家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接着说:“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林彪步调不一致,所以不能胜利。什么大舰队,小舰队。”

  这是一个宽敞的四合院,陈设简陋。当时天气还比较冷,临时搞了一个土暖气。这里环境幽静,很适合编书。毛泽东在这里住了两个月,修改审定了大部分选稿。

  他又着重向大家谈了邓小平,说:“我们现在请了一位总参谋长。他呢,有些人怕他,他是办事比较果断。他一生大概是三七开。你们的老上司,我请回来了,政治局请回来了,不是我一个人请回来的。你呢,人家有点怕你,我送你两句话:柔中寓刚,绵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过去的缺点,慢慢地改一改吧。不做工作,就不会犯错误。一做工作,总要犯错误的。不做工作本身也是一个错误。”

  《毛选》的编辑工作,是毛泽东从头到尾亲自做的。他参加选稿和确定篇目,对大部分文章进行精心修改和校订,并为一部分文章写了题解和注释(有些题解和注释,与正文具有同等的文献价值)。这些修改,绝大部分是文字性的,也有少量属于内容方面的。毛泽东选稿极为严格。约一百万字的清样稿,被他选掉了一大批,上面都批着“此件不用”四个大字。

  他还谈到“儿童团”问题,是指起用王洪文这些人而言的。他说:“现在好多人看不起儿童团。我也是儿童团过来的,你们都是吧。你们那个青年时期,二十几岁,就那么高明,我就不相信。”最后,他对军队干部说:“要准备打仗!”①

  协助毛泽东编《毛选》的主要是他的三位秘书,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从毛泽东与陈伯达、田家英的一些通信中,可以窥见毛泽东精心编《毛选》工作之一斑。

  十二月二十一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参加中央军委会议的成员,共四十三人,花了一小时二十分钟。他先同到会人一一握手,几乎同每人都说了几句话,有的是叙旧,有的问问对方的情况,有的是表露自己的感慨。例如,对韦国清(中央军委委员、广州军区政委)说:“老朋友,你不是韦国清吧!样子变了嘛,胖了嘛。你要多帮助许世友同志。他到那里,人生地不熟啊!”对秦基伟(成都军区司令员)说:“你刚到四川吧,所以你不能调呢,刚到的人都不认识。”对徐向前说:“向前同志,身体还好吗?你是好人啊。”对聂荣臻说:“荣臻同志,你是好人啊!”对朱德说:“老总啊,你好吗?你是红司令啊!人家讲你是黑司令,我总是批他们。我说是红司令,还不是红了吗?”

  其一,一九五一年三月八日致陈伯达、田家英:

  他在讲话中主要还是谈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问题。他说:“你陈(锡联)司令,济南的杨得志同志,南京的许世友同志,这几个同志呢,在一个地方搞得太久了。这个李德生同志、曾思玉同志、丁盛同志倒是搞得不那么久呢!你们带个头呢。省军区、军分区、人武部就会照样去做。”“到一个新地方有很多困难呢,不熟人,不熟地方,不熟党,不熟军,党政军民都不熟。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许世友:有党,有同志们,可以学习。)慢慢来,就会顺手。”“你们呢,要交好班呢。有困难啊,人生地不熟。有些人就批你们。大多数呢,舍不得你们走呢。(对韩先楚)我不是跟你讲过嘛,这个世界上这类事啊,心放宽些,胆子壮些。心要宽,胆要大。无非是做官嘛,革命嘛,一个不撤,一个不批吧!你们想一想,总是有些缺点,十个指头有一个指头的缺点。一切错误都是我。我错误大呢,比你们大,所以屡次想辞掉这个主席。八大我还设了一个名誉主席,就是为着我想当个名誉主席,让别人当主席。”

  “《矛盾论》作了一次修改,请即重排清样两份,一份交伯达看,一份送我再看。论形式逻辑的后面几段,词意不畅,还须修改。其他有些部分也还须作小的修改。

  他对许世友讲了许多话,说:“许世友同志,你现在也看《红楼梦》吗?(许世友:看了,自从上次主席批评我,就全部都看了一遍。)要看五遍才有发言权呢。(许世友:那没有看那么多,我还刚看一遍呢。一定坚持看下去。)他那是把真事隐去,用假语村言写出来,所以有两个人,一名叫甄士隐,一名叫贾雨村。真事不能讲,就是政治斗争,吊膀子这些是掩盖它的。”“中国古代小说写得好的是这一部,最好的一部,创造了好多文学语言呢。你就只讲打仗。(许世友:主席讲的这个话,确实打中要害。)你这个人以后搞点文学吧。‘随陆无武,绛灌无文。’汉书里边有汉高祖和陆贾的传,那里边说的:‘常恨随陆无武,绛灌无文’。②(许世友:应该搞点文。)你能够看《红楼梦》,看得懂吗?(许世友:大体可以。)要看五遍。(许世友:坚持看五遍。)《水浒》不反皇帝,专门反对贪官。后来接受了招安。”“绛是说周勃,周勃厚重少文。你(指许世友)这个人也是厚重少文。如果中国出了修正主义,大家要注意啊!(许世友:把它消灭!不怕,那有什么关系!)不怕啊!你就作周勃嘛。你去读《红楼梦》吧!”

  此件在重看之后,觉得以不加入此次选集为宜,因为太像哲学教科书,放入选集将妨碍《实践论》这篇论文的效力,不知你们感觉如何?此点待将来再决定。

  毛泽东又谈到国际问题说:“我向基辛格讲了差不多三个小时。其实只有一句话:当心!北极熊要整你美国!一整太平洋的舰队,第七舰队;二整欧洲;三整中东。”

  你们暂时不要来,待《矛盾论》清样再看过及他文看了一部分之后再来,时间大约在月半。”

  他对朱德说:“朱毛啊!你是朱(猪),我是朱(猪)身上的毛啊!”接着又说:“我看对贺龙同志搞错了,我要负责呢。当时我对他讲了:你呢,不同,你是一个方面军的旗帜,要保护你。总理也保护他呢。不过这个人经常身上有武器。(周恩来:一支小手枪,后来交了。)要翻案呢,不然少了贺龙不好呢。杨、余、傅也要翻案呢,都是林彪搞的。我是听了林彪一面之辞,所以我犯了错误。小平讲,在上海的时候,对罗瑞卿搞突然袭击,他不满意。我赞成他。也是听了林彪的话,整了罗瑞卿呢。有几次听一面之辞,就是不好呢,向同志们做点自我批评呢,Selfcriticism,自我批评。”

  其二,三月十五日致田家英:

  他回过来对朱德说:“红司令,现在没有人骂你了吧!(朱德:没有了。)那好些了。这位同志跟我们一起几十年了。(朱德:四十年了。)我跟你,四十年了。”他又指着邓小平说:“这位同志也是。邓小平同志现在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了。他呢,我喜欢他,有些人有些怕他。打起仗来呢,此人还是一个好人啊!姓邓,名小平。”

  “《矛盾论》的原稿请即送来。

  周恩来看会见的时间很长了,说:“唱个歌吧!”毛泽东说:“就散了啊!”这时,由李志民(福州军区政委)指挥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唱了第一段,毛泽东说:“不错,就是这一条要紧。还有八项注意,第一注意,第五注意。第一项注意,说话要和气,第五项注意,是军阀作风不要呢!”他又亲自指挥大家唱完了这首歌,宣布:“散会。”③

  凡校对,都须将原稿连同清样一起送来。

  根据毛泽东提出的意见,几天来,周恩来连续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进行讨论研究,确定贯彻实施的具体方法和步骤。十二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同时发出关于邓小平任职(即日起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参加中央和军委领导工作)的通知和中央军委关于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命令这两份文件。

  以前的一切原稿均请送来。”

  隔了四天,毛泽东年满八十周岁。当时担任中央军委常委、军委办公会议成员的陈士榘回忆见到毛泽东那天的情景:

  其三,四月一日致田家英:

  “那天(十二月二十一日),得到通知毛主席要接见我们。走进中南海小礼堂客厅,便看到毛主席端坐其中,两边分别是周恩来总理和叶剑英副主席,另外还有王洪文、张春桥等。同一九六九年相比,毛主席明见衰老,声音、动作也显得缓慢了。几年前毛主席虽然身体发胖,但动作、反应仍很敏捷,也不显得老。而现在他已然是一位老人了。这与他直接领导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以及林彪叛逃事件,都是直接有关系的。”④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矛盾论》,请不要送去翻译,校对后再送我看。

  对自己身体发生的变化,毛泽东心里更清楚。“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叫自己去。”这句话成为他常对人讲的话。

  已注好印出的各篇,请送来看。”

  在“壮心不已”的毛泽东看来,“反修防修”仍是国内压倒一切的“大事”。他担心那些跟随他转战南北的将军们“少文”,希望他们能够像读懂古典小说《红楼梦》那样读懂中国的现实政治,说到底,也是为了这件事。

  其四,四月七日致田家英:

  尽管毛泽东的意志、权威仍不容置疑,随着岁月的流逝,已是年迈多病、力难从心的这位老人的内心却变得愈来愈矛盾,也愈来愈沉重了。

  “(一)送来的文件,缺少《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一日军委给解放军的命令》一篇,请补印送校。

  ①毛泽东同中央政治局有关成员和北京、沈阳、济南、武汉军区负责人谈话记录,1973年12月15日。

  (二)请将《兴国调查》中《斗争中的各阶级》这一章的原文清出送阅,在我这里的印件中缺少这一章。

  ②《晋书·刘元海传》中有:“常鄙随、陆无武,绛、灌无文。”

  (三)已注文件,请速送阅。”

  ③毛泽东接见参加中央军委会议同志的谈话记录,1973年12月21日。

  其五,四月十六日致田家英:

  ④陈士榘:《沧桑深情――忆毛泽东同志》。见《缅怀毛泽东》(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119、120页。

  “此九篇请送陈伯达同志阅后付排改正。其中,和英国记者谈话,和中央社等记者谈话,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全世界革命力量团结起来等四篇,我已照原件修改,请即照此改正,新送来这四件稿子我就不必看了。

  以上这些及昨付第二次看过的一大批,都可付翻译——惟其中的一篇,即《井冈山的斗争》,请送来再看一次。”⑩

  ①1950年12月23日《人民日报》。

  ②毛泽东会见金日成时的谈话要点,1950年12月3日。转引自周恩来致彭德怀等电,1950年12月4日。

  ③毛泽东致彭德怀并告高岗电,手稿,1950年12月13日。

  ④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12月第2版,第28、49、52页。

  ⑤《彭德怀年谱》,人民出版社1998年3月版,第468页。

  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斯大林电,手稿,1949年6月1日。

  ⑦黄洛峰:《出版委员会工作报告》,1949年10月5日。见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1),中国书籍出版社1995年5月版,第272、273页。

  ⑧王稼祥曾在1949年8月1日自莫斯科致电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已校对好否?何时可送莫?联共中央机关同志问到此事。因此间毛选已译好,等着校对付印。”

  ⑨访问汪东兴谈话记录,1994年9月10日。

  ⑩以上五封信,均引自毛泽东手稿。

  毛泽东在访苏期间,曾向斯大林提出,希望苏共中央派一位理论上强的人帮助看看他过去发表过的文章,看可否成集。斯大林当即决定派主编过《简明哲学辞典》的理论家尤金来华。一九五0年七月,尤金来到北京,参与了一段《毛选》编辑工作。对于这件事,在过了八年之后,毛泽东曾当面对尤金作过解释。他说:“为什么当时我请斯大林派一个学者来看我的文章?是不是我那样没有信心?连文章都要请你们来看?没有事情干吗?不是的,是请你们来中国看看,看看中国是真的马克思主义,还是半真半假的马克思主义。你回去以后,说了我们的好话。你对斯大林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中国人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斯大林还是怀疑。只是朝鲜战争才改变了他的看法,也改变了东欧兄弟党和其他各国党对我们的怀疑。”①

  尤金对毛泽东的著作颇为称赞。他看了《实践论》的俄译文,立即送斯大林,并建议在某个刊物上发表。斯大林接受了尤金的意见。《实践论》竟先于中国而在苏联首次发表于一九五0年十二月出版的《布尔什维克》杂志。同年十二月十八日,《真理报》又发表编辑部文章《论毛泽东的著作〈实践论〉》。中国首次发表此文,则是在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的《人民日报》上。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于一九五一年十月出版,成为当时全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第一次印行达一百零六万六千册。

  十月十二日,出版总署召开了一个庆祝会,田家英作了一个发言。出版总署副署长叶圣陶在当天的日记中记载:“午后一时开《毛泽东选集》出版庆祝会,到者将二百人。愈之②首致辞。次之编委会田家英报告编辑情形。选集凡四卷,今出版者为第一卷。各篇取舍,经毛氏审慎考虑,存录者复亲加修订校阅,多者六七遍,少者亦两遍。田谓于此第一卷中,可见毛氏思想之发展,及以后种种规划之基础。”③

  胡愈之在会上讲话中也谈到:“《毛泽东选集》的出版工作,是在出版总署成立以前,北京解放以后,在中共中央领导下就已经开始了的。一九四九年五月六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委员会开始接受了《毛泽东选集》的一部分稿子发排,到现在差不多将近两年半,才完成了第一卷的出版工作。在这两年多的时间内,各方面读者经常关心地问:《毛泽东选集》什么时候出版?问到现在,才开始出版了第一卷。这一段时间很久,是因为毛主席对自己的著作采取了那样慎重的态度,亲自几次校阅修改;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作注释工作和主持出版工作,也十分地慎重。”④

  《毛泽东选集》第二、三卷,先后于一九五二年四月、一九五三年四月出版。这三卷包括了毛泽东从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到一九四五年八月各个革命历史时期的最主要、最有代表性的著作。这些著作,集中体现了毛泽东思想,是中国革命实践经验的结晶。它们不只是毛泽东个人的智慧,也是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是无数革命先烈的鲜血换来的。毛泽东说过:“我的那些文章,不经过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是不可能写出来的,因为没有经验。”⑤又说:“没有那些胜利和那些失败,不经过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不经过万里长征,我那个《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小册子也不可能写出来。”⑥所以他说:“《毛选》什么是我的!这是血的著作。”“《毛选》里的这些东西,是群众教给我们的,是付出了流血牺牲的代价的。”⑦

  《毛泽东选集》的出版,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一项基本理论建设,先后被译为各少数民族文字,在全国各族人民中间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毛选》也被一些国家译为外文出版,其外文版本达几十种之多。

  收入《毛选》的著作,都是毛泽东自己写的。仅有少数几篇讲话是别人根据他的讲话记录整理后又经他本人修改定稿的。他曾说:“我的文件都是自己写。只是有病的时候,我口讲,别人给我写。一九四七年写《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就是我讲,江青写。她写后,我修改。我修改后,又找恩来、弼时他们来谈,再改。大家再看了以后,广播。文章要别人写是很危险的。那时批判国民党的许多文章,新华社发的,都是我自己写的。”⑧

  但也有例外,可以说是唯一的例外,就是《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被收入了《毛选》第三卷。历史决议是根据毛泽东一九四一年冬写的一份《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问题结论草案》的基本思路和基本框架起草的。毛泽东领导了历史决议的起草工作,并且作过多次修改。但毛泽东没有把它当作自己的著作而作为附录收入他的选集。考虑到发表历史决议,就要公布王明路线的问题,这是需要中央作出决定的。为此,毛泽东向每一位中央政治局委员征求了意见。大家一致赞成。后来,毛泽东对党外人士谈到这个问题时说:“王明路线把苏区搞垮,把白区的力量也搞垮,抗日时期又右倾,但是,当时我们未把对王明路线的决议公开发表,是为了留有余地。后来过了几年才把这个决议收到我的选集中,作为附录发表。大多数觉悟了,只有王明不觉悟。”⑨

  毛泽东的文章,气势雄伟,又十分流畅。真是势如破竹,一泻千里。但并不都是一口气写下来的,特别是理论文章,不知经过多少次修改,推敲,润色。而不少新的思想、新的观点,往往是在写作过程中形成的。比如《新民主主义论》,他就说:“《新民主主义论》初稿写到一半时,中国近百年历史前八十年是一阶段、后二十年是一阶段的看法,才逐渐明确起来,因此重新写起,经过反复修改才定了稿。”⑩

  按原定计划,《毛选》第四卷是包括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著作。由于新中国成立不久,接着出版第四卷时机还不成熟,就搁下来了。在过了六年之后,第四卷才编辑出版(只包括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著作)。关于毛泽东主持编辑第四卷的情况,将在后面说到。

  ①毛泽东同尤金的谈话记录,1958年7月22日。

  ②愈之,即胡愈之。

  ③叶圣陶日记,1951年10月12日。见《叶圣陶出版文集》,中国书籍出版社1996年3月版,第145、146页。

  ④胡愈之在《毛泽东选集》出版庆祝会上的讲话,1951年10月12日。见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3),中国书籍出版社1996年7月版,第365、366页。

  ⑤《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01页。

  ⑥《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63页。

  ⑦毛泽东在听取薄一波、谭震林等的汇报时的谈话记录,1964年3月24日。

  ⑧毛泽东在听取薄一波汇报计划工作时的谈话记录,1964年8月20日。

  ⑨毛泽东在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上的讲话记录,1959年9月15日。

  ⑩毛泽东同长征、艾迪的谈话,1956年3月14日。见《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5页。

  在朝鲜战场上,中朝两国军队连续取得三次战役的胜利后,毛泽东曾经作过一种估计,即在中朝大军的压迫下,或者由中朝军队打得美军无法再打下去的时候,迫使美军退出南朝鲜,根本解决朝鲜问题。这显然是一个乐观的估计。当然,毛泽东也估计到另外一种可能,即客观形势迫使中朝军队在二月间就可打一仗,打了以后再休整。①

  这后一种估计对了。果不其然,从一月二十五日起,“联合国军”乘志愿军和人民军尚未得到充分休整之机,由西向东全线发起大规模进攻。中朝军队开始进行带有积极防御性质的第四次战役。战役打响以后,一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给彭德怀的电报中分析说:“第四次战役后敌人可能和我们进行解决朝鲜问题的和平谈判,那时谈判将于中朝两国都有利。而敌人则想于现时恢复仁川及汉城两岸桥头堡垒,封锁汉江使汉城处于敌人威胁之下,即和我们停战议和,使中朝两国处于不利地位。而这是我们决不允许的。”②

  中国人民志愿军已经连续进行了三次战役,打得十分疲劳,大量减员,要完成第四次战役积极防御的作战任务,困难甚大,亟待补充兵力。怎么办?中央军委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于二月七日作出决定,实行轮番作战。这就是将过去从国内部队抽调老兵补充志愿军的办法,改为以军为单位成建制地由国内调往朝鲜战场,轮番作战。轮番作战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一个新创造。

  这时,处在抗美援朝战争最前线,作为志愿军最高指挥员的彭德怀,看到战场上的严峻形势和困难,而第二番兵团还远在鸭绿江边,兵力补充不上去,感到十分焦急。他认为必须向毛泽东当面汇报并请示战略方针。二月二十一日,彭德怀一到北京,就急忙赶往新六所。新六所位于北京城的西郊。这里比较僻静,建国初期,毛泽东经常在这里休息、办公。

  彭德怀向毛泽东详细汇报了朝鲜战争情况,突出地提出兵员不足和后勤保障问题。

  毛泽东经过认真思考,向彭德怀提出:“朝鲜战争能速胜则速胜,不能速胜则缓胜,不要急于求成。”③这一下给了彭德怀一个很大的相机处置的余地。彭德怀感到,抗美援朝战争有了一个明确而又机动的方针。

  这个方针,同毛泽东在第三次战役结束不久所作的乐观估计是不同的。毛泽东认真听取彭德怀的陈述,及时调整方针,作出正确决断,这是英明的。

  彭德怀还向毛泽东详细汇报了毛岸英牺牲的经过,并以内疚的心情检讨说:“主席,你让岸英随我到朝鲜前线后,他工作很积极。可我对你和恩来几次督促志司④注意防空的指示不重视,致岸英和高参谋不幸牺牲,我应当承担责任,我和志司的同志们至今还很悲痛。”⑤

  毛泽东听罢,一时沉默无语。

  毛岸英是经过毛泽东同意,随志愿军总部入朝作战的,担任志愿军司令部的俄文翻译和机要工作。毛泽东在他身上倾注了无限的父爱。

  毛泽东爱他,在他身上寄托着厚望,但毛泽东不把毛岸英看成只属于他自己的,而是属于党,属于人民,他应当报效祖国。

  一九五0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第二次战役发起的当天,三架美军B—29型轰炸机从志愿军司令部驻地上空掠过,没有投弹。作了防空准备的人们松了一口气。不料,敌机突然掉转头,向志司驻地投下了几十个凝固汽油弹,作战室被吞没在一片火海中,正在屋内值班的毛岸英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彭德怀在当天向中央军委专门作了汇报,短短的电文,竟写了一个多钟头。

  电报到了周恩来手中。周恩来深知这对毛泽东的打击会有多大,他不愿在毛泽东指挥战役的紧张时刻去分他的心,便把电报暂时搁下。直到一九五一年元旦过后,一月二日,他才把电报送给毛泽东、江青看,并附信说,“毛岸英同志的牺牲是光荣的。当时我因你们都在感冒中,未将此电送阅”。⑥

  周恩来的信和彭德怀的电报,由机要秘书叶子龙送给毛泽东。当时毛泽东正在办公室。信和电报都不长,毛泽东却看了很久很久。叶子龙一直静静地站在那里。毛泽东强压着悲痛的心情,说了一句话:“唉!战争嘛,总要有伤亡,没有关系!”⑦

  杨尚昆在他的日记中是这样写的:“岸英死讯,今天已不能不告诉李得胜⑧了!在他见了程颂云等之后,即将此息告他。长叹了一声之后,他说:牺牲的成千上万,无法只顾及此一人。事已过去,不必说了。精神伟大,而实际的打击则不小!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有下乡休息之意。”⑨

  经毛泽东同意,毛岸英烈士和千万个志愿军烈士一样,长眠在朝鲜的国土上⑩,成为中朝人民友谊的象征。

  ①毛泽东致彭德怀转金日成电,手稿,1951年1月14日。

  ②毛泽东致彭德怀电,手稿,1951年1月28日。

  ③《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261页。

  ④志司,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的简称。

  ⑤《彭德怀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4月版,第453页。

  ⑥周恩来给毛泽东、江青的信,手稿,1951年1月2日。

  ⑦访问叶子龙谈话记录,1996年5月27日。

  ⑧李得胜,是毛泽东1947年转战陕北期间使用的代号。

  ⑨《杨尚昆日记》(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6月版,第69页。

  ⑩1958年7月22日,毛泽东会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时曾说:“共产党人死在哪里,就埋在哪里。……我的儿子毛岸英死在朝鲜了。有的人说把他的尸体运回来。我说,不必,死哪埋哪吧!”

  当时,听完彭德怀的汇报,望着内心不安的彭德怀,毛泽东宽慰他说:“打仗总是要死人的嘛!中国人民志愿军已经献出了那么多指战员的生命。岸英是一个普通的战士,不要因为是我的儿子,就当成一件大事。”并叮嘱说:“现在美国在朝鲜战场上使用各种飞机约一千多架,你们千万不能疏忽大意,要采取一切措施保证司令部的安全。”①

  二月二十五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和彭德怀共同召集军委各总部负责人开会,讨论各大军区部队轮番入朝参战和如何保障志愿军物资供应问题。就在这一天,杨得志为司令员的第十九兵团作为第二番兵力入朝参战。三月十八日,陈赓为司令员的第三兵团,也入朝参战。

  三月一日,周恩来就朝鲜战局和志愿军采取轮番作战方针问题为毛泽东起草了一封给斯大林的电报,经毛泽东修改后发出。电报说:“从目前朝鲜战场最近进行的战役(指第四次战役。——引者注)中可以看出,敌人不被大部消灭,是不会退出朝鲜的,而要大部消灭这些敌人,则需要时间,因此,朝鲜战争有长期化的可能,至少我应作两年的准备。”“为粉碎敌人意图,坚持长期作战,达到逐步歼灭敌人之目的,我中国志愿军拟采取轮番作战的方针。”“总之,在美国坚持继续作战,美军继续获得大量补充并准备和我军作长期消耗战的形势下,我军必须准备长期作战,以几年时间,消耗美国几十万人,使其知难而退,才能解决朝鲜问题。”这最后一段,是毛泽东加写的。电报还说,彭德怀希望苏联尽快派空军掩护中朝军队后方线。②三日,斯大林复电,同意派苏联空军两个驱逐机师进入朝鲜境内作战,掩护中朝军队的后方。

  三月七日,“联合国军”集中二十多万兵力,在几百架飞机支援下,向中朝军队阵地发起全线进攻。中朝军队节节抗击。十三日,主动撤离汉城。到三月底,战线逐渐推移到三八线以北。但是由于中朝军队的顽强抵抗,敌人再也难以前进。

  四月二十一日,第四次战役结束。这次战役历时八十七天,歼敌七万八千余人,把“联合国军”阻止在三八线附近。

  “联合国军”在朝鲜战场上的接连失利,引发了美国统治集团内部的争吵,尤其是美国总统杜鲁门同“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之间的矛盾,迫使杜鲁门决心中途易帅。四月十一日,第四次战役进行当中,麦克阿瑟被解职,由美军第八集团军司令李奇微接任“联合国军”总司令。

  经过第一、二、三次战役的战略进攻,又经历了第四次战役的积极防御,在中朝军队同以美军为主的“联合国军”的反复较量中,毛泽东对朝鲜战争规律的认识逐步深化,准备长期作战的思想更加明确。他对抗美援朝战争总的指导方针,被概括为“战争准备长期,尽量争取短期”。

  在第四次战役期间,美国就在策划在朝鲜蜂腰部建立新的防线,企图在中朝军队侧后登陆,配合它的正面部队,南北夹击,将中朝军队赶到蜂腰部以北。

  为了粉碎敌人这一计划,中朝军队于四月二十二日发起第五次战役。

  这时,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番入朝部队第十九兵团和第三兵团共六个军已到达朝鲜战场,加上原在朝鲜作战的九个军,共有十五个军约一百万兵力。

  第五次战役规模是很大的,双方兵力都在百万左右。但是“联合国军”在武器装备方面占有优势,它不仅有技术精良的装甲兵、炮兵,而且有制空权,机动性很强。志愿军对美军一个团左右的兵力曾经多次进行合围,却始终不能消灭它,至多消灭一个营。这与国内战争特别是解放战争后期的情况大不相同,那时人民解放军常常是整师整旅地乃至几个师几个旅地消灭敌人。

  这种反复出现的情况,引起志愿军统帅部的注意,也引起毛泽东的注意。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六日,毛泽东给彭德怀发了一个电报,指示说:“历次战役证明我军实行战略或战役性的大迂回,一次包围美军几个师,或一个整师,甚至一个整团,都难达到歼灭任务。这是因为美军在现时还有颇强的战斗意志和自信心。为了打落敌人的这种自信心以达最后大围歼的目的,似宜每次作战野心不要太大,只要求我军每一个军在一次作战中,歼灭美、英、土军一个整营,至多两个整营,也就够了。③”毛泽东在电报中要求,目前打美英军只实行战术的小包围,打小歼灭战,经过打小歼灭战进到打大歼灭战。

  第二天,五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召见志愿军参谋长解方和第三兵团司令员陈赓(六月一日被任命为志愿军第二副司令员)时,又重申了这个作战方针,把它叫做“零敲牛皮糖”,“每军一次以彻底干脆歼敌一个营为目标”。毛泽东还嘱咐说:要“将朝鲜战局的长期性、艰苦性使全体干部和战士有充分认识与思想准备”。④

  到六月三日,在给斯大林的电报里,毛泽东的这个作战方针以及对战局的估量,表述得更为明确。他说:

  “因为我军技术条件比敌人差得很远,无法迅速解决朝鲜问题,而决定用长期战争的方针去解决它,则需要有一个逐步削弱敌人的阶段,然后转到最后解决问题的阶段。

  敌人现在不但火力很强,战斗意志也还未衰落。我军过去总想用大包围的方法,企图一次解决敌人一个至几个整师,结果没有达到目的,而包围和歼灭敌军的几个连至一二个营的机会则较多。因此,不要做现在我军还不能做到的事,不要企图打大规模的歼灭战,而应精心设计,寻找机会,多打小规模的歼灭战。

  我军每次进攻时,只能由战斗员自己携带七天的粮食和弹药。用完了,停下来,等候补给。如果没有解决敌人,只好撤回来。这是因为敌人用大量空军封锁我军战线的近后方,我们的车辆大部被击毁,粮弹送不上去。敌人已经完全明了我军的这种情况。当我军前进时,它就全线后撤。等候我军粮弹用完,它就举行反攻。”⑤

  以上论述,反映出毛泽东把抗美援朝战争的总结上升到规律性的认识。毛泽东对中国革命战争规律的认识,用了十年的时间。他对抗美援朝战争的特殊规律的认识,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

  毛泽东给斯大林写电报的时候,已临近第五次战役尾声。第五次战役是六月十日结束的。这次战役共歼敌八万二千余人,是五个战役中歼敌最多的一次,把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地区。从此,朝鲜战争进入相持阶段。

  在中国人民志愿军保家卫国、入朝参战的同时,在国内,一个广大群众性的抗美援朝运动轰轰烈烈地、深入持久地开展起来。这个运动有力地支援了志愿军的作战,推动了国民经济恢复工作和其他各项工作。

  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的决策一公布,中共中央即于一九五0年十月二十六日发出由毛泽东审阅修改的《关于时事宣传的指示》。

  随即,在全国掀起抗美援朝的宣传热潮,人民群众以游行、集会等多种形式,表达对美国侵略行径的义愤和对志愿军的坚强支持。宣传运动深入到每个街道,每个乡村,每个家庭,做到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党和国家的意志迅速地变为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

  十一月四日,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等十一个民主党派、团体,发表联合宣言,将抗美援朝运动推向高潮。

  联合宣言指出:“朝鲜的存亡与中国的安危是密切关联的。唇亡则齿寒,户破则堂危。中国人民支援朝鲜人民的抗美战争不止是道义上的责任,而且和我国全体人民的切身利害密切地关联着,是为自卫的必要性所决定的。救邻即是自救,保卫祖国必须支援朝鲜人民。”⑥

  从十一月起,天津、上海、北京、沈阳、重庆、广州、武汉、南京、杭州、桂林、青岛等地的工商界人士,先后召开抗美援朝大会,制定爱国公约,表示“不欠税、不逃税,不投机、不倒把”,“努力增加生产,沟通物资,保证供给”,为抗美援朝贡献力量。

  十一月三十日,天津市工商业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示威游行大会致电毛泽东,表示全国各阶层都已团结一致,共同为完成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神圣任务而奋斗到底。

  毛泽东十二月二日复电天津工商业联合会主任委员李烛尘等,对他们的爱国立场表示欢迎,对全国的抗美援朝运动给予充分肯定。他说:“全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及工商业家,凡属爱国者,一致团结起来,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是完全正确的。我希望全中国一切爱国的工商业家,和人民大众一道,结成一条比过去更加巩固的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统一战线,这就预示着中国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神圣斗争中一定要得到最后胜利。”⑦

  全国各界群众在抗美援朝运动中,表现出高度的爱国热情。当时,国家刚从长期战乱中复苏,人民的生活水平还很低。但是从一九五一年六月一日开始掀起全国规模的捐献飞机大炮运动以来,许多群众节衣缩食,积极捐款。到一九五二年五月底,全国人民在一年中捐款的总额,约合可购买战斗机三千七百一十架,充分显示出动员起来的中国人民的雄厚力量。

  从一九五一年四月开始,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斗英雄回国作抗美援朝报告,国内组织多批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志愿军的英雄事迹教育了全国人民,全国人民的慰问鼓舞了志愿军将士的斗志。

  中国人民从来没有这样地团结一致,从来没有这样地意气风发,从来没有这样高昂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豪感。

  在长期曲折的革命斗争中,毛泽东形成了一个信念:在一定条件下,坏事能够变成好事。大敌压境,国难当头,往往能够成为唤醒民众、组织民众、推动各项革命事业加速发展的强大动力。全国规模的抗美援朝运动,再次证明了这一点。国民经济的恢复,不但没有因抗美援朝而被延误推迟,反而在抗美援朝运动以及同时进行的土地改革运动和镇压反革命运动的推动下,表现出蓬勃的生机。一九五一年十月二十三日,抗美援朝一周年之际,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的开会词中宣布:“我们的金融和物价则继续保持着稳定,我们的经济建设事业和文化教育事业的恢复和发展的工作,也已前进了一大步”。⑧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十二日,西北各族人民抗美援朝代表会议在西安隆重开幕。汉、回、蒙古、维吾尔、哈萨克、乌孜别克等十四个民族的代表四百五十一人出席了会议。毛泽东为有这样多的民族代表参加的团结盛会感到鼓舞,在同日的复电中说:“你们的这次代表会议,决定进一步团结各族人民,增加生产,厉行节约,开展爱国主义的宣传教育工作,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这是很好的。帝国主义过去敢于欺负中国的原因之一,是中国各民族不团结,但是这个时代已经永远过去了,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那一天起,中国各民族就开始团结成为友爱合作的大家庭,足以战胜任何帝国主义的侵略,并且把我们的祖国建设成为繁荣强盛的国家。”⑨

  ①《彭德怀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4月版,第453、454页。

  ②《周恩来军事文选》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162、164页。

  ③毛泽东致彭德怀电,手稿,1951年5月26日。

  ④转引自解方致志愿军党委电,1951年5月27日。

  ⑤毛泽东致斯大林电,手稿,1951年6月3日。

  ⑥1950年11月5日《人民日报》。

  ⑦毛泽东致李烛尘等电,1950年12月2日。见1950年12月3日《人民日报》。

  ⑧1951年10月24日《人民日报》。

  ⑨1951年12月14日《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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